经过清末民初的最初的开拓，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浙江翻译文学蔚为大观，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繁荣的局面。
这一翻译文学第一个高潮的出现，与一些文学社团的涌现密切相关。茅盾、周作人、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由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参与发起的创造社，由鲁迅等人组织的未名社，由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组织的新月社等，既是新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社团，特别是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和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正是在他们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出现了现代翻译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各文学团体竞相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译者队伍日益壮大起来，而且，以白话文“直译”占了上风，在文学翻译的发展以及新文学运动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以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茅盾等作家的突出的翻译成就为代表。
鲁迅不仅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翻译观。他不仅是“直译”的代表，也是“硬译”的倡导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提出了“硬译”之说，对清末民初的文言文意译而言，这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翻译主张。
而郁达夫则在《读了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1924）一文中表示赞同“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同时对译者提出了“学、思、德”的条件。认为“信、达、雅”是翻译之内的条件，而在没有翻译之前，译者至少对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
周作人也在“五四”运动时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翻译观。
在文学翻译中他也主张直译的方法，并且得到了钱玄同、胡适等学者的赞同。
徐志摩自1921年起，陆续翻译了布莱克、华兹华斯等为数不少的欧美诗人的诗歌作品以及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的小说。
茅盾不仅从事翻译实践，还在组织方面作出了贡献。茅盾接编并全面革新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使该杂志成为当时大力译介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1921年9月，《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同年10月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1924年4月又出版了“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此外，还先后编辑了“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
“五四”运动时期，浙江翻译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童话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翻译小说方面，鲁迅和周作人的成就特别突出。1922年，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作为“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翌年6月，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的另一部翻译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也作为“世界丛书”之一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中鲁迅翻译的小说有九篇，其中俄国安特莱夫（安德列耶夫）两篇，契里珂夫（契诃夫）两篇，阿尔志跋绥夫两篇，保加利亚的跋佐夫（通译伐佐夫）一篇，芬兰的明那·亢德和亚勒吉阿各一篇。《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选译的作品包括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森鸥外的《游戏》、《沉默之塔》，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阿末的死》，江口涣的《峡谷的夜》，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复仇的话》，以及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等。
在小说翻译方面，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茅盾所翻译的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徐志摩所翻译的伏尔泰的代表作《赣第德》（《老实人》）（1925）和《曼殊斐儿小说集》（1927）等。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以及魏易独自翻译的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1928）、还有夏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开明书店，1926）等。夏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指出：“这书一般被认为是有名的儿童读物，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特别地应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该书长期畅销不衰，反映了它在我国教育界和家长、孩子中受欢迎的程度。
在译诗方面，这一时期的成就以徐志摩翻译的英语诗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刘廷芳所翻译的纪伯伦的散文诗等为代表。
徐志摩所翻译的英语诗歌包括布莱克、华兹华斯、哈代、克·罗赛蒂、拜伦等许多名家的诗作。如华兹华斯的《葛露水》、《我们是七人》，布莱克的《猛虎》等。他也翻译了歌德、泰戈尔、波德莱尔等非英语国家的重要诗人的作品。但是，他突出的贡献是较为集中地翻译了托马斯·哈代的诗歌作品。他当时共翻译了《疲倦了的行路人》、《窥镜》等20多首哈代的名诗。
郑振铎自1918年起开始研读泰戈尔的诗歌。他搜集了泰戈尔所有用英文写的诗集和英译诗集。1920年夏天，他开始翻译泰戈尔的诗歌。8月，他选译的《吉檀迦利》在《人道》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翌年，郑振铎选译的《新月集》也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31首译诗。1921年初，他与茅盾等人发起的中国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又与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在“文学研究会”内部组织了“泰戈尔研究会”。1922年10月，他所选译的《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他撰写的《太戈尔传》，成为我国最早系统地评价泰戈尔的传记。正是由于郑振铎的这些译介活动，对于泰戈尔在我国文坛上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廷芳（1891-1947），原籍浙江瑞安，出生在浙江永嘉（今温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中。少年时家贫好学，得基督教会资助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燕京大学等校任教。20年代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他的主要翻译成就是译介纪伯伦的散文诗，译有纪伯伦的《疯人》、《前驱》等散文诗集多种。
戏剧方面，主要成就还是由鲁迅、顾仲彝等人完成的。
1920年1月，鲁迅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戏剧《一个青年的梦》。1922年5月，鲁迅又译成了俄国爱罗先珂所着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徐志摩也节译了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等一些戏剧作品。顾仲彝则翻译了不少外国经典名剧。
童话翻译方面，则要提及周作人。1919年，周作人翻译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得以发表，从此，安徒生童话很快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与兴趣。1920年，周作人又译出了《皇帝的新装》。自1922年起，周作人连续发表了《童话的讨论》的系列文章，与赵景深讨论童话的定义，讨论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以及关于童话的改作与翻译问题，他还探讨了安徒生与王尔德的童话的区别。1927年，鲁迅翻译了荷兰作家F．望·霭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小约翰在童年与自然为伍，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为了寻找一本全知的书，他踏上了一条充满矛盾的探索之路，当最终明白所谓知性的追求不过是以万物包括人性的践踏为代价时，小约翰幡然醒悟。这是一个具有象征写实风格的童话，诗意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科学伦理问题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的翻译家除了上述鲁迅、徐志摩、茅盾之外，成就突出的还有周作人、陈望道、胡愈之、董秋芳、沈泽民、梁实秋、冯雪峰、柔石、殷夫、顾仲彝等翻译家。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少时就读于三味书屋，在家乡的私塾书屋里接受了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01年9月，他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自1904年起，周作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工作。1905年初，《侠女奴》得以出版。1906年，周作人赴日留学，其间，翻译了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着的《红星佚史》。1907年11月，《红星佚史》得以出版。此书是周作人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其中约20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1908年，匈牙利育珂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个》）翻译出版。这一年，周作人还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康·托尔斯泰的一部历史小说《劲草》（原名《谢历勃里亚尼公爵》或《银公爵》）、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炭画》等作品。
1909年，周作人入东京立教大学学习。课余，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标志着周作人文学翻译生涯中的新的阶段。周作人不仅同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等作品，而且也是“直译论”的倡导者。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少年时代，他在家乡接受了传统的教育。1915年，他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他所辑译的《艺术简论》、《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等译作，在文化和理论翻译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尤其是他提倡新文化运动，于1920年初春在故乡义乌分水塘柴屋里翻译了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最初的贡献。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五四”运动期间，他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他积极参与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他努力学习英语和世界语，成了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成就主要是在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在文学方面，20年代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俄苏作家迦尔询、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
董秋芳（1898-1977），浙江绍兴人，7岁进私塾，1913年考入绍兴浙江第五师范。1920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英语系。1922年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27年出版译作《争自由的波浪》，鲁迅为之校订并写《小引》。他的其他译作还有《董秋芳译文选》等。
沈泽民（1900-1933），浙江桐乡乌镇人，茅盾（沈雁冰）胞弟。
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同年考入南京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二年与茅盾合译美国洛赛尔·彭特的科学小说《两月中的建筑谭》。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1921年回国，参加文学研究会，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莫泊桑的《归来》等多篇翻译小说。他于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要职。他的主要译作还有《俄国文学论》、《王尔德评传》等。
鲁彦（1901-1944），浙江镇海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仅从私塾读到高小，小学未能毕业便去上海洋行当学徒。受“五四”新思潮影响，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蔡元培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自上海到北京大学旁听。从此，踏进了文学大门，立志闯入文字创作道路。后又入北京大学世界语班学习，当年加入胡愈之等人创办的世界语学会。1922年开始发表由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并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夏，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学校等校任教。同年在l1月号的《东方杂志》发表处女作《秋夜》。除了20余种小说、散文集等文学创作以外，他的主要译作包括《犹太小说集》（上海开明书店，1926）、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上海光华书店，1927）、《显克微支小说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长篇小说《苦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长篇小说《忏悔》（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中篇小说《肖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老仆人》（文学书店，1943）等十余种。
梁实秋（1902-1987），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1915年，他就读于清华学校，充满了求职的欲望，在清华园度过了八个春秋。他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便是于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1923年，梁实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便赴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开始在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1949年，他去了台湾，主要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任教。
他在20年代翻译的作品有英国弥尔顿所着散文集《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瑞典斯特林堡所着短篇小说集《结婚集》，以及英国诗人彭斯的诗歌等。他反对“直译”和“硬译”，主张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强调“信”与“顺”的统一。
梁实秋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着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撰写了《英国文学史》等多种评论着作，编写了《远东英汉大辞典》等多种英汉辞典，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等着作。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曾就读于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朱自清等人组织的文学社团晨光社，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他与青年诗人汪静之、应修人、潘谟华组织湖畔诗社，出版诗集《湖畔》和《春的歌集》。1924年，去上海中华学艺社当事务员，不久又到慈溪县当小学教师。
1926年，冯雪峰试着翻译小说，不久又被苏俄文学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吸引。他的译作大都发在鲁迅主编的《莽原》半月刊上。
1927年6月，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译稿中有“献给为共产主义牺牲的人们”的题词而遭到反动当局缉捕。1928年3月，他受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回义乌建立党组织，1928年7月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面在义乌中学教书，一面任城区支部书记。
1932年2月，冯雪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33年底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冯雪峰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他在20年代的主要译作有苏联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1929）、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1929），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29），以及苏联诗篇《流水》（1929）等。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18年入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加入新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1931年牺牲，为“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一生共留下了55万字的创作作品和63万字的翻译作品。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1929年以前，柔石主要翻译丹麦文学，以及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文学，1929年下半年之后，他主要翻译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中包括高尔基的《颓废》（即《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等。
顾仲彝（1903-1965），浙江余姚朗霞镇人，1903年生于浙江嘉兴。1916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理学院。192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他在翻译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名剧。
殷夫（1909-1931），原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浙江象山。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笔名有殷夫、白莽等。1921年，他进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1923年考入上海民立中学，1926年，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他参加旅沪象山青年进步文艺团体，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因为参加革命，于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与同时牺牲的柔石、胡也频等人一起，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殷夫的新诗集《孩儿塔》被鲁迅称为“东方的微光”，名垂现代文学史，但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奠定了他在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主要译作有1929年发表在《奔流》第二卷第三期上的《彼得斐·山陀尔诗九首》（即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诗选），以及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尤其是他所翻译的《自由与爱情》这首译诗，是翻译文学史上难得的佳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殷夫以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准确地表达了原诗的内涵，也译出了诗的灵魂，富有气魄，因而脍炙人口，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人们。
“五四”运动时期，尽管林纾等人继续用文言翻译，但大多数翻译文学都已开始倡导白话语体，同白话创作与批评保持同步。
此前曾用文言翻译过的鲁迅、周作人等人，转而成为白话翻译的领军人物，促使了翻译文学的繁荣，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