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吾所谓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郁顿挫，而后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则病在浅显，何有于沉？病在轻浮，何有于着？病在卤莽灭裂，何有于痛与快也？”沉着赖于沉郁，沉着痛快之气必须从沉郁顿挫中提炼出来，才是深厚流动、苍凉激荡，所谓潜气内转，回肠荡气，杜甫之诗、辛弃疾之词，足以代表。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标志着杜诗风格已达到沉郁的最高境界。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中心思想而展开：“窃比稷与契”，以贤人自期，正面述志；“叹息肠内热”，忧国忧民、真挚动人；“浩歌弥激烈”、“放歌破愁绝”，慷慨激烈而又愁绪难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揭露贫富的对立，表示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忧积如山，与终南山一样高，忧思茫茫，如鸿蒙般无边无际，再也拾掇不起一个端绪来了。诗人诚恳深挚的感情，百忧交结的愁绪，极沉极郁，却反复流转、百折千回地表达出来，极抑扬顿挫、沉痛淋漓之致。安史之乱以后，诗人目睹灾难深重的现实，写出了更多的有沉郁之风的诗作，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国都沦陷，城池残破，山河虽依旧，而人事已全非，感时伤别，如花为溅泪，鸟亦惊心，写得极概括极沉痛。《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表现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深哀巨恸，沉郁顿挫，纡曲跌宕，读之使人肝肠寸断！
沉郁、悲慨都与“悲”有关，它是人生理想受到挫折、壮志难酬的悲痛之情的表现。美学上的“悲”，亦称悲剧或悲剧性，是同崇高有密切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一个范畴。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对“悲”的概念尚在不断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揭示悲剧的本质正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致裴·拉萨尔》）所决定的，指出悲剧冲突根源于两种社会阶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不可解决，因而必然地导致其代表人物的失败或灭亡。悲慨、沉郁风格之诗，如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建安诗的慷慨悲凉，陈子昂登幽州台时唱出的苍凉激楚的悲歌，李白登谢朓楼发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浩叹，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歌唱中回荡着忧国忧民、感怀身世的旋律，柳宗元登柳州城楼产生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哀感……都是由于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而引发的悲愤感慨。这悲慨中包含着对人的高尚气节、坚贞情操的肯定。有崇高感就有痛感在内，所谓“痛快淋漓”就体现了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变过程。崇高的壮美感可以说是审美感兴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种类型，这是因为崇高的基本性质就是“努力向无限挣扎”，所以在体验崇高时，主体心灵始终处在一种强烈的摇撼和震荡之中。
但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壮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其内涵不尽相同，两者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文学作品表现的崇高，常常是建立在某种神秘威严的异己力量对人的压迫、欺凌之上，人通过在这种神秘莫测的异己力量面前感到自己无能、弱小而获得崇高感。西方美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克、康德、黑格尔等人在论及悲剧和崇高时都突出强调悲悯、恐惧、极度痛感等心理特征；而中国美学中所说的壮美，基本上是直观到人的力量的强大卓越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昂扬激奋的情感，没有神秘、恐怖、阴沉、丑怪的因素和感觉。如《周易》以刚健与壮美相联系，但它须是“健而顺，刚中而志行，乃亨”，这才谈得上壮美。
儒学创始人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而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光辉论题：“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天论》）他强调“人定胜天”，主体对客体的克服和战胜。可见中国诗歌壮美的“岁寒松柏”之树，是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如李白诗中，虽有“恩疏媒劳志多乖”、“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悲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行路难”的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难以排遣的愁绪，但毕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和理想。李白诗中的大鹏、朝阳，高山、黄河，那些形体巨大、威力无穷的形象，往往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其中有着理性的乐观主义和战胜一切的英雄主义精神。他的代表作《蜀道难》，历写蜀道的高危艰险，反复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简直“使人听此凋朱颜”！但终于战胜艰险、攀越崎岖，而“登上青天”，贯穿全诗的是昂扬乐观的情调，英雄主义的气概。这种雄盖一世的精神气概在《将进酒》、《梁甫吟》、《天马行》、《上李邕》、《东海有勇妇》、《临终歌》等篇中都得到有力的表现。
中唐诗人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遭贬，但他仍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被贬朗州时作《学阮公体三首》，以“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的阮籍等人为榜样，表示自己坚决“信道不从时”，虽遭挫折而不气馁，“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贬居十年后被召归京，因在玄都观花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权贵，再次被贬；十三年后，再被召回长安，还是坚持革新的主张，蔑视保守的权贵，又作《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示自己决不随俗沉浮，决不屈服压力的坚强意志，因此诗人不久又被外放。刘禹锡一次一次地遭受打击，一生是悲剧，但他没有悲观、消沉，他自己说“命压人头”何所惧，坚持战斗磨炼得越加沉着坚强，在诗歌中始终表现了豪峻的风格、乐观的精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无论身处逆境、老境，仍然心怀旷达，奋勉向前，老当益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种种迫害、非难都不能压倒他，因为他内心纯洁，理想崇高，自传中的这两句话，是他无畏精神的自我写照。再列举他的一些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元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
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
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无。
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瑟泪尽欲如何！
——《乐天见示伤徽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这些诗悲慨中有昂扬乐观的精神，清通深沉的哲理，能引人深思，催人奋进，是不同于西方“悲剧性”的一种壮美。刘诗即如吟咏风物，如《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始闻秋风》：“……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也都写得豪迈峻拔，雄浑老苍，充满着排宕激越、奋发向上的意气。读这些诗也能增强人的意志，激奋人的精神。
三
中国美学的阳刚之美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观念，还有一个差异，就是西方美学论崇高常把崇高与优美对立起来，而中国美学则没有把壮美与优美看成绝对对立、互相排斥，而是力求两者互相补充、相反相成、和谐统一。这又是根源于儒家学说和《周易》的辩证思想。《周易》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在阴阳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互相作用下，不断地运动、变化、更新、生成的；当然，文学艺术也由于阴阳刚柔的相摩、相荡、互相作用而形成气势、力量、形态、韵律等美。
刚上而柔下，风雷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卦）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兑卦）柔丽乎中正，故亨。（离卦）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泰卦）这说明阴阳相推、刚柔相济，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造成以阳刚为主、两者和谐统一的形态。这种主刚而含柔的美，诚如苏轼所形容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那样一种状态，乃“力”和“韵”的和谐统一，可称为中国式的壮美，如雄丽、雄奇、雄峻、俊逸、清雄等都属这主刚而含柔一类的阳刚之美。
初唐王、杨、卢、骆“四杰”之诗，词采华丽，骨气端翔，开唐诗声律、风骨兼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论王勃诗云：“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王诗风格，能刚柔相济，融雄壮、柔润于一炉、阳刚中见柔丽，如《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雄放高昂的格调中，有舒缓的节奏、华美的风采。又如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诗：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
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
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
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也是悲壮而丽，格高韵美，“柳叶”、“桃花”一联，即所谓“壮语要有韵”、“刚健含婀娜”者也。
杜甫称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俊逸”即清秀豪逸的风格。李白才逸，笔墨刚柔兼备，其诗既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雄豪，又有“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的阴柔。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
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李白能以健笔写柔情，又能以柔笔写豪情，刚柔相济，呈现出俊逸风调。如《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此诗豪放飘逸而又有缠绵风致，以比兴手法表现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以及难以实现的苦闷。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柔后刚，刚柔互济，也是雄丽风格。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玉貌锦衣，绛唇珠袖，翩然舞剑，却如雷霆电闪，矫龙飞翔，即婀娜与刚健的统一，既有“淋漓顿挫”的节奏姿势，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可谓俊逸豪丽之杰作。
中唐刘禹锡之雄峻，晚唐杜牧之俊爽，也是刚柔并备、雄豪与婉约和谐统一的诗风。所谓“俊爽”，就是英俊豪纵而又飒爽流丽。小杜亦擅长以健笔写柔情，从如下几首可看杜牧俊爽诗风：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
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念昔游》其三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日齐山登高》
宋词中苏、辛之作，亦有以豪放表婉约，“刚健含婀娜”一格，如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首，通篇运用楚辞“香草美人”以喻忠贞的比兴手法，摧刚为柔、缠绵悱恻，把忧虑国事与伤春失宠统一起来，表面上缠绵哀思，骨子里却十分慷慨激愤，可说婉约其表而豪放其中，肝肠似火，色肖如花，词意激切、姿态飞动而极哀怨缠绵、沉郁顿挫之致。梁启超评说“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确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