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发建设性思考：选文数量、篇目、呈现形式与学段
作为人教版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认为：这些报道由于对课文篇目调整的背景缺少必要的了解，因此不够准确。“现在教材编写已经打破过去一本定天下的做法，实行‘一纲多本’，初中就有上十种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高中则有7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只是其中一种。各种教材对鲁迅作品选用情况是不太相同的，不能笼统地说都是‘大幅减少’了。而且这些版本大都在2004年出版，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用过多年，并不是‘新编’的，只因为今年某些省进入高中课改，准备使用人教版语文教材。”“鲁迅作品选目的调整是事实，各种版本都有调整，一般来说在必修课中是减少了鲁迅篇目。”在谈到为什么减少的原因时，他解释主要是由于实施“课改”引起的整个课程结构改变、总课量的减少和课文总篇数的相应减少。就是说，鲁迅篇目在必修课中的减少，是由于课程结构变化与课时总量减少决定的。“准确地说，2004年前后出版的7种高中语文教材，并非刻意减少鲁迅作品篇目，而是调整篇目，有些版本把《阿Q正传》、《药》等‘传统’选目放到‘拓展阅读篇目’范围，有的还新增了一些过去未曾选收过的鲁迅篇目（如《铸剑》《范爱农》，等等）。
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鲁迅至今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他就本次“大撤退”引起的争议，对教材中鲁迅作品篇目的选择、接受对象以及教学方法进行了相关思考：“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鲁迅已经积淀为现代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让中学生接触了解一点鲁迅，是非常必要的，教材编写必须重视鲁迅。但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重视也还要考虑语文教学的规律，所以选文要充分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要适合不同学段的认知水平。过去选文过于侧重思想价值，不太考虑时代‘隔膜’这一事实，又相对忽略其他要求，包括‘语文要素’与可读性等要求，加上教学受制于考试，结果鲁迅作品就难教难学，效果不佳，甚至让学生腻味、反感。”根据历史情况，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相关篇目，以及教材的体例和具体编排就成为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所以鲁迅作品到底选多少，选哪些，以什么教学形式呈现，放在哪个学段，都是要认真研究的。”他强调鲁迅作品的选编与课改的精神要相一致，并且认为，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必要进行实际调查和研究。
“‘课改’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尊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那么教材选用鲁迅，前提就是对当代中学生的‘鲁迅接受’状况与趋势有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些年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曾指导研究生做过《当代中学生‘鲁迅接受’调查》的课题。上个学期我给北大本科一年级上现代文学基础课，也做过关于中学语文‘鲁迅教学’效果的调查，就是希望对这些基本的前提性的情况有较为清楚的了解。”
二、认识逐步趋于理性：“是‘调整’而不是‘撤退’”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研究员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作了一些调整，被形容为“鲁迅大‘撤退’”则不以为然。他同意温儒敏教授的意见，认为：“‘鲁迅作品减少的大背景是实施课改’，‘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至今鲁迅仍然是教材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这就是说：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更换，是‘调整’，而不是‘撤退’。”谈到进行这种“调整”的原因，张梦阳认为：“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加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有些文章可能不大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而有些文章则更加符合。”他以《阿Q正传》为例，认为自己终毕生精力都“没有解开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把它作为语文教材，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难题。“现在新语文教材把《阿Q正传》放入‘读本’，必修本‘调整’为鲁迅的其他较易弄懂的文章，我认为是合宜的。”在具体选择什么样的篇目问题上，张梦阳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孔子、老子、庄子、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龚自珍、章太炎之后，在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里出现的最伟大的文章家。他的文章极富骨力，又极讲章法，有很多篇可以作为范文。我认为，除了已选的篇目之外，鲁迅晚年所作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和《我的第一个师父》这几篇怀人散文，以及《“这也是生活”……》《半夏小集》等自述和议论性的随笔、杂文，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几乎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十全十美的程度，做语文教材比《阿Q正传》适宜。除鲁迅之外，当代一些作家的名篇也可以进入教材，例如香港就把作家的通信，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内地也不妨这样做。因为这些当代散文从思想内容到文章作法，都更适应当代中学生的特点。”
在分析鲁迅经典在大众传播方面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的原因时，张梦阳将它置于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进行了透辟分析。他从2010年余扬先生的一篇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过于喧嚣的孤独》谈起，揭示“喧嚣”和“孤独”形成的原因。“最近从文中谈到世界各地都在纪念这位大文豪的祭日，但是托翁的故乡俄罗斯却比较冷清，文章把原因之一归结为：虽然俄罗斯把托翁的作品列为教学大纲的内容，每个15岁左右的孩子都要学他的《战争与和平》等书，但是在俄罗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列宁对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托尔斯泰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扮演的却始终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
由此联系当前我国对鲁迅经典教学中出现的“喧嚣”和“孤独”以及形成的原因：“鲁迅在中国的命运，是否很像托尔斯泰在俄罗斯呢？虽然具有神圣的地位，但是始终没有跳出毛泽东对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鲁迅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扮演的却始终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张梦阳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辩证地认为：“我并不完全否定以往一些对鲁迅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与政治意义，但也自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肯定其真理部分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其局限性而有所超越，特别是在语文教材问题上尽可能遵循语文教学的自身规律，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在对问题正本清源之后，张梦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坚守鲁迅阵地的有效方法，不是声嘶力竭地呐喊、保卫，而是应该一方面坚守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另一方面认真考虑怎样还原鲁迅本来的原貌，恢复他原有的亲和力。”他认为这是鲁研界应该致力于研究的课题。“我目前所致力的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正是在做这种努力。最后效果如何，我尚难保证，但是我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了，就无愧于鲁迅，无愧于人民。”总之，从某种角度来看，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起伏，可能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调整的契机。张梦阳的观点体现了他一贯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历史主义精神“趋近性”还原鲁迅的研究思路，给近年来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争议者带来深度启发。
三、进入问题深层探因：“文化思潮”与“教育方法”
在就本次争议的记者专访中，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年轻人并非不喜欢鲁迅，真正影响鲁迅作品被年轻人理解的，也并非鲁迅作品本身，而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潮，是教育方法等原因。他将其中复杂原因归结为三点。
一是对鲁迅的认识有误解。“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语文教材选材的问题，但其背后隐含的，是对鲁迅的认识问题。这些年来，思想文化界一直都有贬低或者否定鲁迅的思潮。”他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新保守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思潮对鲁迅意义的消解过程，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这样的情况，在二十一世纪初仍在继续。在这种思想文化界的思潮之下，就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向青少年讲鲁迅，它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二是鲁迅经典的语言价值被忽略。钱理群认为：“鲁迅作品在语文教育上的价值，对于青少年来说，除精神和思想之外，还有一层意义，这就是语言上的。鲁迅自身处在中国近代语文革命的开端时代，是白话文的先驱之一，他的文章本身就是语文教育的范本。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语文在近代革命性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受认识视角和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更多关注的是鲁迅的思想和精神，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家所特有的语言价值却被相对忽视了。
三是鲁迅精神更具现代价值。钱理群认为：“鲁迅的‘现代价值’其实是国际鲁迅研究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东方与世界，正面临着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面临着理想重建的任务。如丸山昇所说，理想与信仰的缺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信仰危机也是很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式的‘信仰主义’就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在现代并不是没有价值，反而是更有价值。”
在谈到大众传播所遇到的困境时，钱理群以自己在北京、南京的几所中学以及在台湾的大学讲授鲁迅的教学实践和效果证明，“很多学生的作业，水平之高，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之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说明，年轻人不是不喜欢鲁迅和鲁迅作品，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鲁迅作品本身，而在于教育的方法”。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选什么？讲什么？怎么讲”。据悉，钱理群关于鲁迅大众传播的实践和经验已经结集成书，不久即将面世，相信广大读者将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事实上，有关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增删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关涉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直至2011年5月1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回应“鲁迅文章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是不是有所减少”问题时表示：“在一套教材中撤下了鲁迅先生一篇文章并换上了他的另一篇文章，这只是非常小的微调，对教材的评价一定要系统。今年教育部已经全面启动了义务教育教材的修订工作，目前正在进展过程中。”“鲁迅大撤退”这个“伪话题”为什么会持续不衰，引人关注？有的论者认为，“我们这一代是读着鲁迅的文章长大的，看到鲁迅文章‘撤退’自然有点心疼，有点不舍，也有点失落感。因为，在我们人格形成里已经注入了太多的鲁迅精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鲁迅文章被撤掉的本身，大家最为担心的应该是怕丢弃了鲁迅精神”。新世纪以来连续几年出现的鲁迅经典大众传播风波，从问题的表层看来，似乎鲁迅的经典地位随着历史转型受到了新的思想潮流的冲击，但是从其深层透析，则更多地向我们表明鲁迅本身无法被忽视的历史地位和存在意义。每一次争议，只是深化了我们对这位文学大师巨大价值的认识，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好好地珍惜、保护这颗民族良心，让他更加久远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