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经典传播诸种困扰的阐释学透视
一、文学经典阐释与传播的一般规律
（一）经典意味：永无止境的直接说话的持久力量
何谓“经典”？对于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从艺术品质的“优秀”、“典范”、“极品”等意义上去概括它，还可以从它被广泛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力角度去鉴定它。但是，在对文学经典的诸种定义中，最具有指向其内在品质的界定是伽达默尔的这段话：“经典是被正确地保存下来的东西，因为它指示和解释它自己，即它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其所言不是关于过去的叙述，不是仅仅作为需要阐释的事物的证明，而是对现在说话，似乎它是特别为我们而说的……这正是‘经典’一词的意味，即一件作品直接说话的持久力量基本上是无止境的。”这个概念之所以有深度，是因为它从作品与读者“对话”关系的角度，一语道破了经典的“典范”本质与被保存的全部奥秘。经典又译“古典”，意味着它产生于久远的年代。但它不是坍圮的古堡废墟，而是一个呼吸均匀血脉顺畅的生命；它永远无法摆脱来自那个时代的纷扰复杂的诸多缠绕，但却能以其顽强而神奇的力量穿透时空，超越人类经验世界给定的现实限制，指示出那些超验的形而上的无限世界的启示。我们不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探索文学经典的魅力之源。
从内容的角度而言，文学经典表现的是稳定而深刻的历史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关于人的存在和人性变异的永恒话题。作为19世纪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及文艺批评理论家，丹纳在他的论著《艺术哲学》“艺术中的理想”一章中，专门探讨了什么是理想的艺术品、形成的规律和鉴定艺术品等级的相关标准等问题。他以为艺术的天地绝对自由，艺术家的观念各有选择，而各个不同时代、民族、流派的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及教育的差别，使得他们对同一事物的感受也迥然殊异。但无论如何，艺术品都有一个鉴定的基本标准。他试图将这种评定等级的不可能成为可能。他考察了欧洲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粗略得出一个结论，以为“真正天才的标识，他的独一无二的光荣，世代相传的义务，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在内容方面，他将达·芬奇、弥盖朗其罗和高雷琪奥三大画家处理的同一题材《利达》相比较，认为虽然风格迥异，但由于“三个境界都符合人性中某个主要部分，或者符合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快乐与悲哀，健全的理性与神秘的幻想，活跃的精力或细腻的感觉，心情骚动时的高瞻远瞩，肉体畅快时的尽情流露，一切对待人生的重要观点都有价值”。因为“几千年来，多多少少的民族都努力表现这些观点”。和自然界生物的千差万别但各有存在的地位一样，“幻想的出品不管受什么原则鼓动，表现什么倾向，在带着批评意味的同情心中都有存在的依据，在艺术中都有地位”。话虽如此，但就丹纳以上论述来看，“创新”和“人性”是艺术鉴定的基本标准。
丹纳在书中怀着浓郁的兴趣继续探讨的是如何鉴定艺术品的等级，并通过等级的确定来估定它的价值。在第二章里，他借助自然界生物学的“特征从属原理”来推进思考。在自然界里，“不易变化”的特征由于其“更能抵抗一切内在因素与外来因素的袭击，而不至于解体或变质”。因而，这些特征比别的特征更有力量，由此得出结论：“自然科学交给精神科学的结论，就是特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特征力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抵抗袭击的程度的强弱；因而，特征的不变性的大小，决定特征等级的高低，而越是构成生物的深刻的部分，属于生物的原素而非属于配合的特征，不变性越大。”由自然界特征的“深刻性”决定“不变性”，再由“不变性”决定等级的高低作出推论：这个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以及以精神生活为对象的艺术范畴”。
丹纳根据历史时间对人类精神形成的程度为依据，提出了一个“精神地质形态”的概念。从外到里，从表层到深层分别是“松软的冲积层”、“粘合比较牢固的石灰和更厚的砂土”、“青石、云石”、“片形石”，以及埋在地球深处作全部结构与支柱的太古时代的“花岗石”，由此类比艺术品的表现力以及价值等级。“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质层的力量与寿命。”
第一层是“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指与时行特征同时流行并同样短促的“时行文学”，由于“表现的是那种短时期的感情，只要风气稍有变动就会消失”。
第二层是“略为坚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概有半个历史时期”。如大仲马的《安东尼》和雨果戏剧中的青年主角，这些典型表现了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特征。比第一层有深度也更重要一些。
第三层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他以古典时代的法国习俗和文化为例子，认为这些带有整个历史时期的法国人的标识。“这个特征附带着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而这整个精神状态所构成的一个大的典型，将要在人类的记忆中永远保存，因为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因而，也是属于非常广阔而深厚的一个层面。但在丹纳看来，从人类恒久的历史进程来观察，这些特征不管如何顽强而稳固，最终仍然会因为历史发展和进步而被消灭。
只有到了第四层，“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的“原始地层”，才是真正的深刻而稳固的。通过逐一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大的民族里存在这样一些鲜明的烙印：他们有着本民族独有的“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这些本能与才具是在血里，和血统一同传下来的；要这些本能和才具变质，除非使血变质，就是要有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移植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精神的气质与肉体的结构一齐改变才行”。丹纳以荷马诗歌中的阿开雅人、盎格鲁·萨克森人、西班牙人，特别是以本民族的祖先高卢人，历经各个时代直到贝朗瑞时代的法国人为例，通过逐个时代考察得出结论：“只要把他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和他现代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尽管有些次要的变化，民族的本质依然如故。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由此可见，只有表现了一个民族在繁衍变迁悠久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性格和气质，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
在民族特征之下，还潜藏着一些暧昧不清而又巨大无比、深邃浑厚的地层，这就是第五层——种族的特征。丹纳以拉丁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印度人等为例说明，某些天性不同的民族有着古老的亲属关系。这如同在一棵老树根上长出的枝杈，任何的民族迁徙、混交，都改变不了久已形成的某些哲学倾向和社会道德倾向以及思维表达方式。
最后是第六层，即“一切能创造文明的高等种族所固有的特性”。这也就是全人类共有的凭此建立社会、宗教、哲学和艺术的“概括的观念”——人类的共性。
根据以上分析，丹纳由此总结道：“在人类，动物，植物中间，特性从属的原理所确定的是同样的等级；最稳定的特征占据最高最重要的地位；而特征的所以更稳定，是因为更接近本质，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只能由更剧烈的变革加以铲除。”评估文学价值和等级秩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抓住了经久不衰而深邃无比的人的本质特征。对一个作家是这样，对一部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也是如此。丹纳认为，不能只凭作品数量的众寡决定作家的等级，也不以作家的等级判定作品或人物的艺术价值。在许多时候，出现的情况甚至往往不成正比，其结果带有忽然性。那些既能表现民族特征而同时又写出人类天性中的共性，各个集团所共有的感情和典型，并带给后人无比的生活启示的，就是表现了人类本质深度的一流的作品。
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的人类史上的不朽典型。希伯来的《诗篇》、荷马的诗歌、柏拉图的对话录，都不同程度地写出了人类在不同生活年龄阶段表现出来的灵魂中自然朴素、温柔健全的因素。而莎士比亚则是“最大的心灵创造者，最深刻的人类观察者”，他诗意地表现了情欲的作用、内心的失衡以及性格的力量。这些杰出的天才，以他们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感受、睿智的思想与对生活的无比热情，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现象与本质、人性深处隐藏的陋劣，对人类灵魂给予道德的判断与关怀，表现出生与死的困惑与价值。由于他们的作品基本规定着生活的方向与秩序，因而成为流芳千古的伟大作家。同样，他们生产的作品由于“超出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会思想的头脑，就会了解这一类作品；它们的通俗性是不可摧毁的，存在的时期是无限的”。在这里，也许由于被讴歌这些不朽作品的激情所驱使，丹纳尚未来得及细致地估计一些作品经由历史流逝而带来的歧义与误读，只是过于乐观地得出了以上结论。但无论如何，他最后以这样一个根据用来“证明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文学的价值完全一致，艺术品等级的高低取决于它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丹纳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但完全可靠，而且，在对经典的认识和评价方面给后人带来深刻启迪。
综上所述，所谓经典，其最主要的特征，则是“永无止境的直接说话的持久力量”。这种力量表明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从时间角度而言，它并不是依靠题材“过去式”表层的“历史内涵”来向“今天”说话，不只是以过去启示当下。它可能也属于历史题材，但能从中揭示出今天的理解。但经典无疑更多的是再现作者自身所处的现实，透过纷繁的生活现象揭示民族甚至种族、人类的本能、性格、气质，以及形成这些全部内容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它并不单一地指向某个特定地域或具体事象，而是超越了民族疆域的沟壑，在人类普世层面上形成更为广阔的覆盖力。
从逻辑的角度而言，它具有犀利的穿透力，是寓言和象征的，有着蕴涵丰厚的玄思哲性的睿智魅力，使得不同时代和区域的读者可以从不同侧面打量它并领略到不同意义。
总而言之，“事实上，被我们看重到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只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就像它们的流传所证明的那样，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这些写出了人类共同的心理与精神内核以及表现了人的生存境遇与人生哲学的作品，因为具备了永久说话的力量而成为经典。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巴特认为：“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能够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意义”的正是文学经典的特征。它在表明自身无比丰富的蕴涵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昭示着读者的聪明才具对于阐释过程中意义生产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意义生产的第二个方面——艺术品的形式。
经典的“永无止境的直接说话的持久力量”，除了在内容上表现人类存在与精神深度的本质特征外，更主要的是，它还经由形式的有机结构与艺术创造，昭示后人以不同的意义。在许多时候，文本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味”。
对文本的解读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文本的组成无非是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在传统的观念里，内容指文本所承载的寓意或训诫，是内在的意义部分，而形式则是指外在的语音韵律、修辞格式与词语排列组合的方式，它们更多是被作为内容的物化载体的功能来指认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之说，至多不过是认可它的“反作用”功能。因此，相对内容而言，形式在许多时候为读者所忽视。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作品的“自足性”被越来越强调和彰显出来。在这些理论中，文学作品被界定为一个与外界完全不相联系的独立的“一统的文学宇宙”。“强调文学文本作为任意语言符号排列的本质，这些符号即使想由它们所指称而又外在于它们的客体所决定，也只能在严整的内部原则的基础上组合起来。”他们强调文学本身的组合规则，并执著地认为，在文学的关系系统中“包含着生命和现实”，能够发现“多元的相互可以完全对立的意义。它不是揭示一种属于自然世界的一致性的连续性，而是把我们带进一个不连续的由反思讥讽和模糊性构成的世界”。显然，批评家们更多地看到了在语言组合的顺序与结构框架中所表现的特殊的意义指向，而其中指出的“多元的可以完全对立的意义”，正是文学经典的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