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起来，“文革”结束之后，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得到回归，文学艺术家表现出对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反省和突破。20世纪80年代初对“非政治”框架中作家的“重评”，此后文学“现代化”标准的提出以及学科范型的构建，都意在冲决“旧的成规”对文学发展的阻碍。1985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提出，把新文学视作“一个开放型的整体”，是对以中国革命进程划分文学发展阶段观念的反思和构建。“二十世纪文学”理念的实质，也意在超越政治界域，将文学纳入一个世纪的整体框架，以求打通时空阻隔，通过纵向与传统续接、横向与世界相连，促使文学的健康发展。1988年“重写文学史”观点的提出，则是对由政治意识形态掌控的文学秩序的反省和冲击。
“政治”与“审美”对立是“重写”的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度开放事实决定的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必然带来文学经典时代尺度的重新设定，文学经典的颠覆和重置就成为这一时代特有的思潮。“经典化”是对历史既定的经典作品的价值和等级作重新评估、筛选、调整和排序，进而构建新的经典范型。“经典化”的实质仍旧是“谁的经典”的问题。因为，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时代，“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因此，在经典合法化的背后，仍然应该看到“有一套复杂的控制体系和权力关系，在社会思潮、文化秩序发生变动的时期，‘经典’的秩序本身也在改变之中”。在新的时代尺度下，经历着的是宏大叙事与日常絮语，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与通俗、海派、现代派文学等非主流文学座次的上下调整，对作为左翼文学重要作家的鲁迅也必然处在“重新评估”之中。这与左翼文学运动主潮红色激进的特性，以及经过“延安文艺整风的改造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现象”，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主流现象不无关系。因此，对左翼文学或对鲁迅的重新估价，其实质仍然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世纪之交的“断裂”、“哀悼”与《收获》风波，除去恣意贬损者的种种潜在动机之外，那些带着浓郁情绪化的讽刺揶揄、酷评苛责，就其言行的肤浅鲁莽，根本无法提到学理的层面为自己找到立足点。但如果我们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加以理性审视，就不难看到它隐含着冲决束缚文学旧成规的勇气，拆除文学既成藩篱的积极因素。它在给人们带来最初的惊悚不安之后，同时也提醒人们对特殊时期里板滞凝固的“旧鲁学”保持适度警醒，并由此生发出建立学科新秩序的积极力量。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学术界在冷静打量了不同国界、不同领域、不同接受对象与复杂的接受现状之后，这样总结道：“每一个渠道里的鲁迅，都存在自己的特点。不同渠道里的形象都是被分解的形象。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意识形态力量下的文学自然是政治的一部分，用三十年代的路线斗争考察文学，就把丰富的历史窄化了。直到八十年代，鲁迅也没摆脱政治因素的进入，实在因为他的思想里也有浓郁的政治因素的缘故。九十年代开始，关于鲁迅的各种争论，实际上是对泛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的疏离。那些不满鲁迅文本的青年固然对作品了解甚少，主要的原因是厌恶对鲁迅的解读方式。鲁迅的被质疑不是他的审美的特点的问题，而是被利用，成为意识形态符号的问题。”事实证明，经典的颠覆风波固然有其不甚妥当之处，但总的来说，其结果不完全是鲁迅意义的被解构，更多的是挣脱了大一统的话语规约之后多元阐释观点的释放。在一种交融着读者与作者脉搏跃动的生命对话里，在那种主体间情感与思想互相敞开的“视野融合”中，思想者鲁迅、“中间物”鲁迅、存在主义者鲁迅、民间鲁迅、学者鲁迅等许多个角度独异而又迥异于传统的新形象被生动地重新建构起来。阐释者以各自的话语言说并丰富着鲁迅世界。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的关系由“对话”的力量被敞开和接续起来，阐释者在此证明并实现着个体特征鲜明的多元价值。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文学景象。鲁迅文学以其自身充沛的生命活力和丰茂的意义世界向人们显示着无比稳健的经典地位。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然不乏隐忧，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学院派的鲁迅阐释在作为知识被不断地增值并系统化的成果，并没有及时转化为大众传播的有效资源，两个领域间的互相阻隔状态，导致鲁迅经典的意义和价值被有限化，这使得教育领域里的鲁迅经典传播仍然基本停留在20世纪中期水平。同时应该看到，教育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也阻隔了阐释双方的“视野融合”。当下年轻阅读者的个体生命无法与鲁迅经典相融通。“如何在学生中阐释鲁迅，一直是个有挑战性的工作。”
（三）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
“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仍然是前两个问题的继续，区别处只是切入的视角不同，即我们从广义的作者与读者身份的关系展开讨论。从标题上可见，它呈现了这样三层意思：经典阅读作为一种理解活动，不是作者与读者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心灵“对话”；这种“对话”需要建立在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上才能展开；在当下中国，我们与鲁迅尚缺乏这种适宜的“对话”条件。因此，迫切的问题是，拆除不利于“对话”的人为藩篱，寻求并搭建一个具有意义价值的坚实的“对话”平台。
在现代阐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的观点中，有这么两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其一，他认为：“对于理解和解释文本，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关心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世界经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不是一个仅仅关乎批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问题，而与整个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与海德格尔把理解作为人存在的构成因素，解释是对人生与世界的揭示与展开的观点相同。其二，他认为：“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地融合。”在谈到理解的历史条件时，他强调语言的历史性意味着一种“遭遇情境的方式，强调问题的方式，展望未来的方式”。因此，他认为理解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保持张力。“没有这种张力，确实会无法理解不同于现在的过去，也无法理解未来。”由此可见，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不是对文本原意的求索，也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机械剖析，而是始终以人的存在作为阐释基点，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中展开有张力的解释活动。这样，当作为历史的文本，置于现在与未来时，它将同时提供给我们关于三个不同时间维度的观照意义。
由此，他将理解、解释、应用并列为“所有理解的内在要素”。伽达默尔进一步探讨了实现理解所应具备的条件：“理解总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传递着在其中发生的语言事件。”但“对话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被这样阐述的：“传统不只是一个我们应当学着去认识和通过经验加以控制的过程，而是通过语言发生的作用，即它像一个‘你’一样表达自己。一个‘你’不是一个对象，而是处于同我们的关系中。”伽达默尔的话可以被理解为这样几层意思。
首先，当我们去接受和阅读作为传统的经典的时候，最适宜的方法是借助语言的媒介并发挥它的力量，将作为传统的经典置于和我们共同存在的联系之中，让传统的经典向我们开放与言说。在这里，“关系”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是“平等”的。就鲁迅经典与我们的关系而言，它不是君王威临臣下，也不是权威与学生、元帅与小卒、英雄与平民等居高临下关系，而是平等的对话者。在偶像脚下匍匐仰首、顶礼膜拜，永远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对话。
其次，必须使对话双方共同存在于一个意义世界之中，明确它是“共有的意义的分享”。追问这个“意义世界”，就必须重新回到“你”和“我”的关系中来。即：“鲁迅是谁？”“鲁迅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我们为什么非得阅读鲁迅？”这是一种切入鲁迅经典阐释本体的追问。只有通过这样的追问，才能寻找到他和我们共同拥有并必须面对的“意义世界”。因为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过程中的阻隔，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的身份差距造成的，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始终未能把阅读和理解置于一个双方共同关心和存在的“意义世界”所造成的。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被这样理解和表述：只有寻找到“对话”双方共同的“意义世界”，从本质上消除对话双方相互间的隔阂，充满亲和力的对话关系才能被牢固地建立起来。
事实上，自新时期伊始直至新世纪之初，鲁迅研究界为了实现刷新“神圣化鲁迅”形象，建构“平民化鲁迅”，让鲁迅更深入地走向大众普及民间的目的，一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间，有从“超世俗的神圣化”到“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反拨。在探索的过程和普及的初级阶段，这样的现象显然是难以避免的。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精神意义和价值。显然，它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固然，如前所述，每个时代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原因所致，都会形成该时代读者自己独有的“期待视野”。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不断世俗化的趋势下，为了迎合世俗化平民读者而不惜将鲁迅凡俗化，这其实又在另一层面上消解了鲁迅经典的意义。
由“英雄时代”转向“平民时代”的历史特征不容忽视，“鲁迅是人不是神”的观点也无可厚非，鲁迅的平民立场也早已达成共识，但在这里，“英雄”与“平民”并非一个社会阶层的概念，而是一种思想和立场。因而，单是从身份等级的角度切入，并由此推导出鲁迅与普遍民众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而造成平等对话关系裂隙的结论显然是肤浅的。就问题深层而言，由鲁迅的平民立场决定，鲁迅的创作目的都指向民众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不能仅仅局限于阶级的框架里进行阐释，只不过在贫困落后的历史年代，这个问题在底层民众那里显得格外突出而已。所谓“生存、温饱和发展”，不但是底层民众的需求，它还精要地概括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在这个“合理性存在”基础上不断超越的本质特征。
在这里，它不但指向物质层面，同时也指向精神层面；不但指向个体生命，也指向由无数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世界；不但指向鲁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也指向今天我们所处的当下，甚至无可置疑地它也必将指向人类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与鲁迅经典能够展开“对话”的共同的“意义世界”。当我们把作为传统的鲁迅经典置于“现在”与“未来”之间，我们听到了它作为“传统”对“今天”的发言，并由此感受到那种明哲的启示与人性的温暖，依稀看到了指示着我们从今天走向未来的那条路径。事实上，在这样的聆听中，我们也不断诉说着作为存在个体的内心愿望与欲求，从而不断为鲁迅经典充实新鲜的现代内涵。正是在“人类合理存在”这个“意义世界”的平台上，鲁迅与我们再度相遇。这使得他和我们因为建立起了一种“你”与“我”的对话关系，不但消融了一个时代的距离阻隔，而且能穿透时空建立永久的密切联系。正是这样一种展望，使我们在历史的幽深隧道里历经迷茫和探索之后，获得了一种明朗的审美愉悦和坚定的学术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