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史角度观照模式与文本艺术研究的缺失
鲁迅经典阐释在语文教育领域的特殊性是：它不是将鲁迅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精神史、文学史里进行整体观照，或是将其置于世界文学史进行比较研究，它没有也不需要这样纵横捭阖放马驰骋的大手笔和大气度。恰恰相反，它是在一间平凡的教室里，在一节又一节寻常的语文课里，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来得以阐扬的。因此，对审美观照和形式艺术的探索，在这个领域里显得尤为重要。而由于鲁迅本人的思想深度和不凡经历，以及他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缠绕，“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作为现代重要思想家的鲁迅及其创作，一直是鲁迅研究史上的最基本学术路向”。这个突出的供需矛盾，是造成语文教育领域中鲁迅传播资源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学经典阐释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它的“永无止境的直接说话的力量”，除了来自对“人类精神地质层”的深度挖掘和开采之外，还来自于由文本“多层面的复合组织”造成的“无限意味”。鲁迅经典无论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等各类文体，都具备着这样一种艺术品质。但是简要回顾学术史，我们就会不无失望地看到：在长达80余年的学术过程中，对鲁迅文本形式的研究相对忽视，其成果也相对匮乏。20世纪30年代有李长之的《鲁迅批判》，40年代有巴人、欧阳凡海对鲁迅作品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进行比较精细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被纳入了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资源。以认识现实为价值取向，关注鲁迅文本与外部世界的直接对应关系。当时即使也存在王瑶、唐弢等为代表的研究文本内部审美构造的研究范式，但“反右”运动之后，一种政治阐释模式基本上完全压倒或取代了另一种审美阐释模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1988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设想，其基本策略是以审美对抗政治，通过对既定的文学秩序的冲击和新的史学空间的拓展，使文学回归自身。但由于“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本身的简单化与狭窄化，无法包容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蕴含的复杂成分与历史原貌而很快落下帷幕。但它毕竟冲击了旧的文学观念，表达了使之从政治附庸地位独立出来的愿望，同时也为90年代的文学转变作了某种开启，其间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研究成果，但寥寥可数。
随着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自80年代中后期起，才有中青年学者为研究主体的成果面世并初具规模。比较集中的是王富仁、陈平原、杨义、南帆、汪晖等人对鲁迅小说的叙事研究，严家炎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鲁迅小说的多重言说及复杂意蕴的探索也独具一格。20世纪9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薛毅等人运用文本细读的艺术批评方法，对鲁迅代表作品《狂人日记》进行文学内部结构的深入剖析和解读，并从中发现了新的意义。张梦阳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一文，借助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和总结了鲁迅杂文作为文体的五大特征。通过扎实而有功底的研究，使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的异议形成了相对认同。近年来，对鲁迅散文诗《野草》这样的复杂文本，也有一些诗学或哲学的研究成果。但与思想史、文化史视野中的鲁迅研究相比，其成果在数量上仍不成正比。而且，形式本体研究热潮也转瞬即逝。毫无疑问，文本细读无论是对鲁迅世界的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的应用层面而言，都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如果学术界未能提供艺术形式研究的方法和实例，如果鲁迅研究脱离了文本形式的自律而套用某种既定理论教条地得出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是完全有凭借可信任的吗？语文教育领域传播鲁迅经典可以借助的资源又向何处寻觅呢？那种仅凭社会学批评方法与机械的唯物反映论思维模式对鲁迅经典魅力的遮蔽，以及由此引起的传播途径阻塞的困境，又怎能避免呢？
李先国的《经典阐释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文，对当前文学学科建设的无序状态经过考察后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对文本阅读阐释观念的偏颇造成的，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只对文本表面作漂浮的快速浏览后，便为自己的观点构造寻找注脚；二是文学商品化，运用文化批评代替文本的审美解读，甚至脱离文本宏论人类文化想象；三是在应用接受美学理论中，过于注重了主观角度解读，缺乏一个可以凭借的科学标准；四是将“鉴赏”作为文艺批评的原则，过于拔高了文学层次而拉开了与一般读者的阐释距离；五是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欣赏而忽视了文本解读中的科学理性内核。
作者认为，早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价值理念和技术系统方面独具特点，特别是“把文体（诗、小说、散文）作为宏观叙述的重要支柱，把历史的宏观描述同对作家及作品的个性化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既做到客观上的开阔，又注意微观上的缜密”等方面，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范式”的意义。特别是朱自清从接受英国语义分析学家瑞恰慈和他的学生燕卜荪理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细读的批评和研究方法，做到既在学术上高屋建瓴，又能放下学者架子为实际的教学服务。朱自清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两书，为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提供了极富应用价值的文献。
从文学史宏观角度观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天不假年，朱自清没有写出他的‘当代文学史’，但他的‘当代文学’研究无疑是为后来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他之所以能奠定基础，其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又是功不可没的”。作者在总结了朱自清文学细读的研究方法，对于应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无序问题均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之后，特别指出：“令我们遗憾的是，文本细读已经被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淡忘了，许多学界人士对它持一种淡漠的态度”，学术评价标准也倾向于“宏大叙事”。针对当下的浮躁学风，他认为，应学习朱自清先生的“降低姿态，通过文本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关系，不把社会历史等某一观念作为评判对象的文艺价值高低的唯一尺度”。因为，“事实上，要建立文本的规范，确立文学的经典，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本细读”。实际上，文本细读这种被“大手笔”所不屑的精工细活，并不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便可完成的，它需要论者兼备“史识”与“才气”才能实现。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并对整个中国小说史研究起到奠定格局的历史影响，除了他踏实沉着的辑佚考据功夫之外，更得益于他作为创作家特有的对文本品赏体味的敏锐感觉。乡土文学小说家许钦文在1931年的《从<；故乡>；到<；一坛酒>；》一文回忆中这样写到鲁迅先生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去北京大学大楼讲《中国小说史略》，每星期一小时，我是一定到的，因为他所讲的并非只是史底事实，而是重在批评，使我得到了许多关于描写的方式和原则。”作为史学家鲁迅的学术功底并非人人能够模仿，但他对文本阅读的扎实功夫和态度，却足以为后人效法。浮躁的学术风气和功利性目的，以及名目繁多的现代批评理论，已经将评论者的艺术感觉磨钝了。当代学者在反思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在激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看到由于文化和文学等人文学科内部分界日趋模糊带来的相关问题。为了将文学本身引向专业发展的纵深处，适时地提出了一些警示性问题：“如何发掘文学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贡献，如何避免文学研究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分支？”这个学术信息表明，跨学科多领域交叉视角审视文学，确实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化，但文学如何保持学科的独特性，确是能否继续这种研究的前提。对文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脱离文本自身作无限度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宏观议论。真正的好作品必须有好感觉才能鉴赏。鲁迅学史家张梦阳在对鲁迅研究史作出回顾的基础上这样评道：“离开了对鲁迅原著的重新细读就谈不上鲁迅研究，谈不上什么鲁迅学的新发展。鲁迅学的新发展，只能以细读为基础，在重新的细读中逐步开拓。”我们相信，当鲁迅经典的细读成果日益丰富时，不仅鲁迅学术研究本身将日趋成熟，而且当这种成果作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时，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通道也将因此通畅起来。
二、教育界：传统观念的固守与文学课程意识的淡漠
（一）社会政治价值取向与美学标准的“隐性制度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鲁迅作品作为教材进入语文教育领域已有长达80余年的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价值取向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五四”时期鲁迅作品的选篇，重点在人的解放、国民精神改造和生命关怀等人文内容方面，这同“五四”新文化启蒙语境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间，逐渐倾向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有论者“曾对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取向变迁进行研究，把半个世纪来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取向划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取向；
2.文学、语言分科时期的文学欣赏取向；
3.60年代的语言训练取向；
4.“文革”后的文章技法练习取向；
5.90年代的阅读方法取向。
在以上罗列的材料中可以直观到，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取向以“工具性”为主，或是作为政治思想教育工具，或是作为传授语言知识和培养应用能力工具，真正关注文学层面的价值只在文学、语言分科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语文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思想教育的首要地位以及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与鲁迅研究学术界相比，在社会体制转型文化多元的时代语境里，语文教育界的封闭性显得尤为突出。50年代以来，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接受史实和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学术界与语文教育价值取向基本一致。
但新时期以后，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两个领域拉开了距离，语文教育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特征。即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持一种观望、保留的审慎态度，以2001年的人教版高中《语文》为例，通过对教材的“课文鉴赏说明”、“教学建议”、“解题指导”、“有关资料”等义项分析发现，其引用的资料基本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水平，90年代的研究成果很少见，甚至还有50、70年代的。在教学思路的引导与阐释话语体系等方面，也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学色彩。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语文课程中鲁迅经典传播的基本价值取向。
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将“传统”用独特的概念表述为“隐性制度化”。他认为：许多文学作品被纳入学校教材之后，“他们作为美学标准不知不觉进入一种传统，成为预先确定的期待而使后世的文学态度标准（制度）化”。所谓“隐性制度化”，也就是“被约定性”、“被规范化”，这是由教育作为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鲁迅经典大众传播中显得尤为突出。
对鲁迅经典美学标准的“隐性制度化”形成的理论资源进行历史考察，主要有两种：一是源于本民族“文以载道”的功利价值观；二是来自于苏俄文艺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我国20世纪文艺批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体系。从梁启超“小说新民”主张起始，再经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到“左联”成立，“党的文学”的诞生，文学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已有明确的文件形式规定。此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始终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理论纲领与行动指南。鲁迅研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被强调得尤其突出。与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相适应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呈现为“社会——历史”的批评模式，其特点具体表现为：重思想内容评价，轻艺术审美鉴赏。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对作家的写作立场、政治倾向进行阶级分析，以题材的是否重大、切近时代和社会、主题思想是否反映了‘本质’、‘必然’决定题材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以作品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发挥功利作用判定其价值”。其中，由作品的思想是否反映了“本质”和“必然”这一点来看，对现实的认识价值在这种理论模式中也是十分强调的。
“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与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相配套，为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时所提倡，后来一直延续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陈涌的政治革命角度的鲁迅研究范式可谓典型代表。这个流派的研究思路主要是通过鲁迅作品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剖析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根源以及农民革命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从而揭示出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