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现代生存观的人道精神与伦理学阐释
实现人类社会更加合理地生存和发展，是由人类自身利益所决定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艺术家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鲁迅在1925年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集中体现着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深刻思考，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提纲。这一思想超越了民族的区域的界限，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因而具有普适意义。
作为一门规范科学，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的哲学。道德是由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它对人类的道德行为起着规范作用。伦理学又是一门价值科学，它研究关于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种共同的、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探索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订过程以及实现途径。伦理学作为价值科学，同时意味着“在关于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订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才能够是优良的道德规范”。优良的道德规范就是符合价值的道德规范。优良道德规范不是随意制定，而是推导出来的。即它必须是与道德价值相关，在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的推导前提是考察和判断道德行为事实是否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由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由此可见，“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的定义，实际上蕴含着：伦理学是寻找道德价值真理的科学，是关于道德价值的科学”。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断完善成熟的伦理学理论，其真理性日益增强，成为人类生活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伦理学之为科学，研究关于全体生活行为之价值者也”。鲁迅在日本学医时，修习过伦理学科，且成绩在优等，这对于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许寿裳在回忆中这样评价：“鲁迅不但在说明科学，研究有得，而且在规范科学，也是聚精会神，恢恢乎游刃有余。因之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的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以之知人论世，所以能切中肯綮；以之与人辩驳，所以能论据确凿，自立于不败之地；以之运用于创作，又每有双管齐下之妙。这种造诣，非有得于规范科学，洞悉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者万不能达到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鲁迅的思想发展和精神世界，还是它与人类普世价值的关系，伦理学都是一个科学而新颖的学术视角。
本小节尝试从伦理学角度，阐释鲁迅人学思想中关于中国人的生存、人性和生命等三个问题，这同时也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命题。
一、为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
鲁迅关于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纲领性思想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其重要背景是1925年，即辛亥革命后14年。中国社会除换了一块招牌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文化复古，尊孔读经之风盛行，社会停滞甚至倒退。对此，鲁迅满怀忧患愤激之情：“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他更多的是沉潜于民族历史文化深处，沉思革新文化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系。“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作为古物，却挡不住外来的侵略者；保古家力保旧物地干，却使得外国的考古学者们翩然而至。事实无情地宣示着一个结论：不思改革旧文化，不但无从谈发展，连既有的“古”也保不住，没有出路。他以“活埋庵”来形象比喻当时这种现实。“活埋庵”是一个明末遗民的书斋名。
鲁迅从当时所居地胡同里煤灰堆积街道渐高于房屋的现象，联想到“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并由此更深地“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报章上的论坛阵势，反改革的浓厚空气，就如同“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令人窒息的复古风气，历史的滑坡倒退，使鲁迅觉得“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世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忧心来自于中华民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落后地位，思考的基点建立在文化革新与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旨在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在此情势下，鲁迅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根本方向和首要任务，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二十天以后，在回复蕴儒、培良两位河南青年的信中，就青年应当向着怎样的目标奋斗，鲁迅再次强调了“三大任务”：“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其态度依然坚不可摧：“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它，扑灭他！”同时，对这三大目标的内涵作了适度限制：“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其中特别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即“苟活”，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即“活动”的区别点。“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教人不要动。”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这是为中国惨痛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这也正是鲁迅所强调“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活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显然，鲁迅在这里不但再次表明了全盘复古倒退现实中形成的独特思考——民族生存和发展是首要任务，而且深入地阐述了文化革新与民族生存，以及民族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是他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也是他自己的生存态度。同时，鲁迅更清醒地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迫切性与艰巨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思考与结论都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严峻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综合鲁迅一生的创作与实践整体考察，他始终将民族的生存、温饱、发展作为自己毕生致力于奋斗的人生目标，并切实地去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因此，1925年“三大目标”的提出，并不只是阶段性的思考，而是贯穿其终生的一条思想红线。
鲁迅关于中国人“生存、温饱与发展”的思想同时也是人类奋斗的总目标，因而它有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普适价值，对21世纪人类追求更加合理的生存目标具有指导性意义。
（一）公正与人道：合理生存的伦理基础
鲁迅提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三大目标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命题，“合理”是它的逻辑前提。“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意味着人的合理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公正、人道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公正”，即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或分配：权利与义务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则。”具体分为“完全平等原则”和“比例平等原则”。“比例平等原则”是就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言的。“完全平等原则”即“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这是因为，“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创建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所谓基本权利，也就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是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基本的、起码的、最低的需要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不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个人才能、贡献大小存在怎样的差异，他都有权利得到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基本权利，这也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天赋人权”即意味着它是“人人与生俱来、自然赋予”的权利，除了对于已经侵犯了他人的人权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不容任何人任何情况下予以剥夺。“完全平等原则”和“比例平等原则”构成了现代社会公正的根本原则，彰显其本质与核心的关键词是“平等”。
由此可以推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由于社会公正要通过一系列社会管理活动来实现，因此，社会公正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又由于这一系列管理活动是通过社会统治者的管理行为来体现的，因此，要实现社会公正的最根本问题，即是约束社会统治者的道德，使其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等，这其中最根本的是保证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实施。“因此，社会公正，归根到底，乃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公正，亦即所谓制度公正。”由于“制度”亦即一定的法和道德的体系，“这样，所谓制度公正，说到底，也就是法律的公正与道德的公正”。由此以伦理学原理为逻辑前提作逆向推论，即可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是人治的而不是法治的社会时，它对社会统治者就失去了起码的道德约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利和义务分配不平等的基本事实。轻则体现在“比例平等原则”的失衡，重则连“完全平等原则”都无法保证，从而出现人的权利被剥夺，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价值被轻视的严重后果。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主要存在着三大缺陷：“重等级轻民主”；“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重群体轻个人”。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历史，是滋生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社会的根源。鲁迅以及“五四”启蒙先驱者所奋力摧毁的正是这种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不平等的文化传统。在鲁迅写下的许多相关杂文中，《灯下漫笔》是其中最深刻有力的一篇。
《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4月29日，与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目标的《忽然想到·六》一文相距11天。文题看似轻松随意，“漫笔”而谈，但内容厚重，是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历史整体的反省与抨击，是从现代人生“三大目标”出发，对中国人生存不合理事实的概述与剖析。鲁迅以其对本民族历史现实的深刻洞悉与敏锐观察，以其犀利的笔锋戳破“仁义道德”背后的残酷真相：“将人不当人”，人是“非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循环。历史的恶性轮回以及历史主体地位丧失的基本事实，是中华民族无法进入人类现代文明轨道的根本原因。
历史主体地位的丧失，意味着基本人权被剥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人沦为奴的基本事实。从伦理学角度而言，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用以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
政治基本权利表现为一个人能否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一个传统而古老的民族，在连现代民主制度的萌芽都未曾出现的历史条件下，个体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公民权利根本无从谈起，更为悲惨的现实则是人沦为“牛马”和“奴隶”。究其深层原因是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昭公七年）“古训”沿袭至今，则是讲究“名分”、“正名”。“但我们自己是早日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中国，贵者、大者、上者“吃”贱者、小者、下者，是人权不平等的基本事实。这个人肉的筵席从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其中最悲惨的是压在底层的女人和小儿。此外，兵荒马乱的战时，基本人权遭受着铁蹄的践踏，个体生命被任意杀戮，连基本生存权都不能保证。“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汉书·贾谊传》）。
在暴力裹挟之下，“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所谓“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