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传统“孝”道抨击的基础上，鲁迅从现代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后世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牺牲”在这里的含义，着重表现为父子、长幼观念的变化，以及权利义务、地位等级的置换。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来是“长者本位”，本末倒置的观念“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所以，“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要实现“幼者本位”，父亲须有牺牲精神，具体在实行中须做到三点：理解；指导；解放。这三点集中体现了父子平等的现代精神。对于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现代的父亲，鲁迅在1918年所写《随感录·二十五》中以为应设立一个“父范学堂”，使中国的父亲真正学会做“人”的父亲，使中国的孩子也在将来成为真正的“人”。“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而对于觉醒的中国人而言，“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肩负起崇高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三）终生求索人的解放：超越历史阶段性
“人”是鲁迅关注和研究的中心点。关注中国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真实地位，正视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还人以人的基本生存权，争取人的独立地位，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格的改造和完善，促进民族发展，进而融入整个人类的文明系统，这是贯穿鲁迅一生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的中心命题。但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鲁迅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对鲁迅思想的前后分期以及评说，在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在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普遍以1927年为界，将鲁迅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即：由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由进化论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以“扬弃”来代替“抛弃”进行相对严谨的界定，较以前的机械划分是一个进步。今天，在一些学者看来，如何认识后期鲁迅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认为，特别是参加“左联”之后，“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有学者在谈到对“鲁迅这一二十世纪的文学大现象”继续思索的层面时指出：“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需时间来判断”。一些研究者着眼于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发展史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的宏观角度考察问题，观点虽有所不同，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25年五卅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人道主义在中国不是没有过辉煌时期。在广义的‘五四’时期（一九一五-一九二五），人道主义也曾经压倒过民族主义。……从一九二五年起，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人们的思想中心，一些原来提倡人道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也转而提倡民族主义。”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取得了独立品格的文化运动，如何由伦理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原因时，有学者在将陈独秀的命运与梁启超进行历史比较后，认为：“陈独秀对梁启超文化剧的重演及其对梁启超文化剧历史命运的重蹈，再次说明，近现代中国没有为启蒙运动的独立品格和独立发展提供历史条件。”在讨论鲁迅的文学转向问题时，有学者看到，“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突出的是“为人生”，以“人”为主题，反映人的要求，其基本武器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五卅”前后，现实的严峻形势使鲁迅对“文化启蒙救国论”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经历过精神自我痛苦挣扎与个体对于现实当局的抗争，直到出现了作为社会实际运动，社会革命实践力量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就使鲁迅的精神反抗、个体反抗找到了真正的客观对应物——群体的社会的革命暴力运动，从而实现了超越，也就初步、部分完成了从民主主义、伦理主义经由艰苦的个人抗争和痛苦的精神探索到马克思主义、现代历史主义的飞跃。……北伐战争只是使民主主义的文化启蒙救国论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救国论者；而鲁迅由进化论者变为阶级论者，则是主要通过‘四·一二’完成的”。
综上所述，鲁迅思想前后期的划分是一个基本结论。不能否认，作为一种既定的存在，这些观点建立在研究者长期思索和严谨论证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如何辩证地把握鲁迅思想的发展主线，尽量避免思维机械化给我们带来的某种局限。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我们往往为了强调后期鲁迅，遮掩或取消了鲁迅的个性独立和人道精神；而为了强调前期鲁迅的启蒙价值，削弱甚至贬低了鲁迅对左翼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要么将鲁迅完全定位于一个启蒙的文学家；要么将注意力着眼于鲁迅后期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革命实践；要么将鲁迅描述成一个现代存在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而忽略其对民族历史的承担意识与使命感。由于阶级革命的研究框架，主流意识形态束缚和政治功利性目的，或由于思想开禁、驳杂多元的外来文化思潮涌入等复杂原因，在许多时候，我们对鲁迅的阐释都未能摆脱这种非常有害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鲁迅，我们对鲁迅的评价始终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的思维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化思潮和政治变革对学术研究的冲击，所有这些对认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鲁迅都不很适宜。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发展》一文中，将鲁迅思想分为“早年的两个阶段”和“前期的两个阶段”，显示着他思考问题的严谨和审慎，对前后期阶段的划分上也有合理的依据。但划分阶段并不意味着各个阶段机械生硬完全不相融合。
他在谈到鲁迅《破恶声论》的意义时指出：“表面看来，这似乎比前一时期如《说？？》之类朴素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要倒退，其实却是为探索国民性问题而迈入历史文化领域的曲折前进。一般论著常把1903年就说成是所谓唯物主义，就很难解释1907年后的历史唯心主义。”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因此，能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鲁迅的元思想出发，将有些相关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多个层面、不同角度对鲁迅思想加以诠释和论证，是颇有吸引力和研究价值的学术探索。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解。从理论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融通、相联系的。而“人道主义乃是关于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最一般、最抽象、最普遍的社会治理原则的理论，因而可以应用于各种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而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各种具体的人道主义：它可以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形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其二，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角度而观之，“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在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鲁迅，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其内心，又发现他们并未完全否定人道主义”。由于一些作家在保留人道主义的同时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当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1925年，鲁迅在谈到社会改革的具体方法时，仍然坚持“思想革命”。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上已经表达和努力实践的思想，虽然他自己也觉得“迂远而且渺茫”、“可叹”，“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十年之后，他在“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里，所谓“思想革命”、“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人道精神。
其三，从鲁迅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恰恰是在1925年，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良这人生”的纲领性意见，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间隔仅11天以后，写下了《灯下漫笔》。20天之后，再次重申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三大目标。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焦虑、愤慨和沉思的是文化复古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严重阻碍。他深知在中国社会改革所面临的传统的沉重压力，“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因此，认为无论爱什么，须具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精神，对这个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青年的身上，尽管认为由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但其毕生致力于人的解放，致力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
综上所述，寻求一种辩证而智慧的思维方法，整体地看待和阐释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科学的结论。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颗巨星陈独秀、胡适、鲁迅时指出：“胡适、陈独秀、鲁迅都开创了思想范式（Paradigm），从而都指导、决定和影响了很大一批人。胡适在学术领域内，陈独秀在革命领域内，鲁迅在文学领域内，都各有一大批承继者、追随者、景仰者。他们作为先驱在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三者的共同之处。但“如果比较一下，胡适、陈独秀、鲁迅便明显地区分出三种迥然不同的个性、三个不同的侧面和三层不同的境界”。胡适“满足在由成功所带来的小康舒适的人生境地中”。“陈独秀一生处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鲁迅与之迥然不同，“他的作品比起陈、胡来，显然具有远为强大长久的生命力”。与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已经过时不同的是，“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动着人们”。除了其中充溢着的锐敏的思想、饱满的感情和深沉的哲理之外，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悲凉的人生境界也是超越和伟大的”。在揭示这种超越性形成的原因时，李泽厚将鲁迅置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展开论述。
一是东西方文化、文学中所表述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与他伴随始终的激烈困苦、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的环境。由此两者形成了鲁迅对人生形而上的孤独和悲怆，同时又始终包涵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从个体生命维度观察，形而上的人生感受，可能会使他与西欧的存在主义思潮相共鸣。尽管在生存的时间上有前后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鲁迅后来了解了包括加缪等存在主义者，“他也仍然不会是现代存在主义者。鲁迅毕竟植根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地上，对社会罪恶愤怒的抗议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使命感，要远远大于个体存在的意义寻求”。从另一维度观察，鲁迅虽然具有强烈而积极入世的个性，与陈、胡等当时的启蒙主义者同时承担着中国历史革命的重任，但由于对人生的形而上感受，使他“没有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在他对民族历史具体任务的思考与实践中，始终伴随着对个体“此在”生命意义理解的智慧、激情和力量。由此决定，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种陈旧传统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这种形而上高度与具体历史使命意识及日常的现实战斗生活相互紧密结合，使得后期鲁迅一方面积极参加包括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政治性组织，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但又不为一时一地具体实际的任务所羁绊。李泽厚由此得出结论：“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倒其他一切，但他并没有完全政治化。”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既包含着个体生命的非理性感受，又同时包含着对人类生存发展等理性内容和切实的追求目标，即个体生命的形而上的追求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鲁迅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执著人生，又保持形而上的追求，这是鲁迅“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李泽厚以其严谨而辩证的思维方法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多侧面的完整统一的鲁迅无疑带来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