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因而，“它不具备有形的实体，不可捉摸，仿佛无所在，但却无所不在，既存在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于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它存在于民族的共同生活中，支配着民族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一句话，没有传统就无以形成民族。它是长江黄河，如血液一般流淌在民族的机体中，因而它是割不断的。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的高贵尊严的人格；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的探索求真的毅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与宽阔胸襟等精神内核，都在鲁迅等一代“五四”启蒙者的思想里存活着。如果没有振兴民族的使命意识，没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没有肩起黑暗闸门的肝胆勇气，就根本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但是，文化传统在作为一笔巨大的民族精神财富的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沉重的历史负荷，成为民族自身发展的桎梏。因此，它既然在历史中慢慢积淀，也必然经受历史变革运动的筛选和整合，然后逐渐形成新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更新，往往发生在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中国”。它以狂飙突进之气概撕裂了民族文化夜空，使之在漆黑弥漫的窒息中透射出一线光明。众多诗人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中长大，但却作出了“弑父”的出格举动。他们慷慨激昂，诗意飞扬，抒发新时代的浪漫情怀：鲁迅借狂人之口驳诘“从来如此”；郭沫若放歌《凤凰涅槃》；闻一多诅咒《死水》……一切根植于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因为热爱，所以必须对传统狠下猛药，让它死而复生！因为文化创新是文化生存的特有方式。章太炎在1923年与梁启超进行“革命与改良”论争时曾说革命“是天雄、大黄之猛剂”，是除旧布新之良药，因而必须“用石条压驼背”的方式矫枉过正。
鲁迅在1925年喊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激烈口号，虽为后人所诟病，但只要回到当年语境，就不难理解。毫无疑义，儒家学说所描述的宁静平和的田园生活，给身处激烈竞争中精神疲惫的现代人带来了一种虚幻的慰藉和向往，但其本质如马克思所言，“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鲁迅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落后现状出发，面对风起云涌的异质文化大潮，提出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主张，表明了鲁迅的文化选择，包含着他重构民族文化模式的理想。鲁迅思想的出发点是在西方列强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有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对古老衰朽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更新，通过文化启蒙进而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如何理解和阐释鲁迅这一构想的产生背景、历史内涵及其在实现中的矛盾性，已经超出了对于鲁迅早期启蒙思想与实践的评价，而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在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现代性调整，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一文化构想所具有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也就在这里。”中国目前在文化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或是完全丧失了固有的民族传统；或是参与东方文化主义大合唱，与人类主流文化唱反调。这两种片面的观点都可能造成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碍。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之所以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是因为我们已经处在21世纪，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成为区别于20世纪的根本特征，因此，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固然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是，“封闭就是灾难，只有开放才能导致繁荣和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的正确道路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为基础，以完全开放的心态了解各国文化，互相尊重，自由交流，广纳百家之长，勇于推陈出新”。文化选择作为人的自觉行为，是人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制约下，对环境作出的能动反应。其依据是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其目的是通过文化选择这一人的实践行为，对民族或人类文明整体起到推动作用。在20世纪末的中国，在纷繁多元的文化资源中，有理性、有思想的学者所选择的正是与中国当下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现代文化。在这种科学的文化选择与自觉的文化实践中，包含着对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远见卓识与理想追求。
二、鲁迅作为民族现代文化代表的评价原则
接下来要论证的问题是：鲁迅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代表？只有科学论证这个观点的合理性，我们才能深刻认识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判断鲁迅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价值标准，大而言之无非两条：其一，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其二，是否推动了民族文化创新，增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的综合文化竞争实力。以此标准来衡量，鲁迅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言人当之无愧。
“文化是人的能动的精神活动过程及其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自身的进步，反过来，文化进步的程度标志着人的文明进步的程度。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实践本身，都明确地指向“人”自身发展的根本目标。鲁迅确立了判断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即通过文化革新实现民族个体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并最终提升民族群体的文明素质，融入人类文明大潮。
文化进步的标志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二是人对客体认识的深化；三是人的德性的提升。这三个方面阐述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三种基本关系。鲁迅的文学实践所关注的正是生存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的内部与外部的复杂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给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其便捷的现代化途径。人们借助先进的交往工具和渠道进行文化交流，最终实现人类文化共性的不断丰富和文化个性的不断提升的文化进步目标。但技术只提供客观的外部条件，各民族间文化对话的基础是文化平等，它意味着不管文化的先进落后与优劣差异，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的甚至核心部分。尽管如此，其在本质深层却意味着只有代表本民族最先进、最具特色的文化精粹，才能赢得文化对话的合法入场券，并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持虚无主义态度，完全丧失民族固有传统；或者出于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秉持东方主义，与发展中的人类主流文化相悖逆，都不利于民族自身与人类的整体协调发展。“多元一体化”是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在这个文明进程中，要求各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敞开胸襟，兼容并包，对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文明体系，从而使得人类文化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合、积淀，最终形成一个风格多样、内涵丰富的世界文明宝库。鲁迅进步的文化观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传统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初叶，鲁迅等一批“五四”启蒙者热烈地投身世界文化大潮，紧随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保留民族传统的现代文化，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各民族间的文化对话实力。
此外，各民族间的文化对话目标是寻求普世伦理，“只有寻求并增进普世伦理，才能在各种文化之间架设深入对话、沟通互动的纽带和桥梁，才能为全球化提供精神支持”。人道精神可以视作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即“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崇尚人的价值、尊重人权”，守住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共识和道德底线。鲁迅一生致力于追求人的尊严、人的合理生存、人的德性完善，关注现代生存境遇下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鲁迅的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普世伦理因素，完全可以融入21世纪现代人类的文化整体，鲁迅域外百年传播研究史实也已证明了这一切。鉴于20世纪人类的两次战争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灾难和国际政治文化格局的调整，促使“西方中国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从历史转向现代中国问题，从器物古籍转向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在国外中国学转型的过程中，鲁迅横空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这位中国现代文化昆仑的崛起吸引了国外中国学者的目光，他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异国学者惊喜地发现，通过鲁迅文本，能更多地把握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灵魂，这与先前古典作品所表现的贵族生活完全不同，鲁迅幽默的笔触下小人物的卑微和痛苦引起了人类的怜悯之情并为之潸然泪下，正因为如此，异域读者将鲁迅引以为是“一个世界的作家”。诚如捷克学者普实克所言，“鲁迅的著作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道路，并且使我了解了它整个的发展过程”，“鲁迅对于我来说是一扇通向中国生活之页——中国的新文学、旧诗歌与历史等等——的大门”。从学术的视角而言，“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作品进入现代国外中国学后，为这一学科带来的不仅是研究素材量的增加，而是质的变化，确切地说，鲁迅在现代国外中国学中出现并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是该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形成广泛交往与对话，并最终实现人类文化的进步目标，不但完全可行，而且同时赋予鲁迅研究者以神圣使命。
（一）“保存我们”：评估文化的价值标准
如前所言，在世纪转型的重要时刻，文化选择是一个重大的“世纪问题”。9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从文化审视和文化革新的角度，给缺乏理论准备的辛亥革命弥补了思想道义方面之缺失。鲁迅是这场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19世纪末到20世纪转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略，外侮内乱，割地赔款，处在生存与毁灭的危机之中。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感觉到了肩头的沉重，鲁迅也不例外。他早年的乐观更多地为亡国灭种的忧患所代替。“现在许多中国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失；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中国人失了世界，却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中华民族如何在20世纪改变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以自主强盛的姿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鲁迅等“五四”启蒙者思考的问题。因此，他不盲目地为民族的悠久历史唱赞歌，而是更多地看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给民族发展带来的阻碍；更多地表现出因为落后而导致中华民族被抛出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焦虑。站在人类发展总趋势的高度，鲁迅认为，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文化创新。评估一种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及有无传承的价值，只有一个标准：它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实力，不管他是否国粹。”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鲁迅以人为本，把人置于首位。文化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文化而存在。因此，“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文化之所以需要革新，是因为它在迅速发展的现实面前日渐显示出它的不适应性。文化革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合理而幸福的生活目标。因此，“倘使不改变现状，凡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答应说‘是’吗？”面对文化改革中出现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的保守言论，鲁迅进一步以文化与人类发展关系的事实证明改革之必要和迫切：“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Vedda族。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在鲁迅那里，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但成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尺度，而且是其思想基础和文化实践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坚实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