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种变动不居的爱情方式里，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并观察她们的大同小异，而有以思维。1981年我跟李明瑾烛光晚餐后同去紫藤庐，认识了邻桌的“静美”，一个又安静又美丽的小女生，她一声不响，跟我有几夜风流，做爱时候，在卧室，她裸露全身，任我看遍；但在浴室，她却永远不让我看她出浴，对这种小异，我至今引为雅趣。事实上，我一生女朋友并不多，一来我很挑剔、二来机会也少。我虽然是肉体上的“野兽派”，但仍以精神上相恋为前提，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我基本上是不来的。我虽然一生中有五次和妓女上床记录，但以实际考察她们生活素材为主轴，并非纯肉体发泄。康宁祥“立委”落选那天晚上，外面群情不安，开票前，“国家安全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找到我家，硬拉我下楼跟他走走，似乎隐含监视之意。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时，林家祺演白脸，出狱后奉上级和吴俊才之命继续演白脸，帮我卖掉被我弟弟搞砸的房子，解决了我的财务危机，我一直感谢他，还刻了一方图章送他。我觉得此人练达能干，也和蔼可亲，不像一般007那样。这次他拉我下楼走走，我同意了。不料他一拉拉我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开了房间，叫来两个朋友，喝起酒来了。我酒已早戒掉，但不便扫兴，乃喝果汁代之。这时有“美女如云”场面，林家祺发现我跟其中一美女还聊得来，最后曲终人散，我以为可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到一旅馆，四个客人每人分房一间，我走进去，眼前一亮，赫然一美女在焉，不是别人，就是酒店中跟我聊得来的那一位！门关上后，我告诉她，我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然后小聊几句，我就走了。几年以后我碰到林家祺，他对我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际情形了，你真坐怀不乱！”我笑着答道：“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还有一次，好多年前小苏（苏荣泉）跟我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3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第二天下午，他带来了，是个快乐型的还蛮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一起淋浴，她看我一直勃起，赞美了我，我问了一些她生活问题，淋浴完了，我穿衣服了，她奇怪地望着我，我对她说：“小朋友，回家去吧。”她说：“你不……”我说：“我不……”她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我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过了几天，小苏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我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我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因为我信仰的灵肉一致论，灵肉本应合一的。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紧卡紧”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之八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的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虽然灵肉本该一致，但却有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膈膜”。膈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膈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19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now，than flesh helps soul！）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rose-mesh）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认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为了矫正这种错误与虚伪，我有意地在我的言论里加强“性”的比例，我写《中国性研究》等专书做学术基础（这书有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也被日本鬼子翻成日文，以《中国文化とェスロ》为名，由土屋英明翻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出版），先使一般人和新闻局在我的学术基础下瞠目结舌，然后又把大量的裸女图片散布在我办的报刊里，并且大都印在封面上。在国民党政府雷厉查禁的当时，我的书流入黑市，常与夜市地摊上的黄色书刊送做堆，一起去卖。许多人搞不清楚，买错了，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竟变成我的读者，这也是一趣闻。一般人，包括道学或假道学人士，看了我文字中大量的性描写，满纸鸡巴长鸡巴短，自然以黄色谴责，甚至目为下流，其实这种人只是所见者小而已。他们不知道，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从佛经中最能看出来，《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宁愿挨肏。《维摩诘所说经》中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宗镜录》中说：“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在文章中喜欢把性问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场，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人佛智”。——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谓之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20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趴趴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 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破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后来，我不但陆续建立新词汇，并且写了谈鸡巴的《且且且且且》及谈屄的《也也也也也》等怪文，当时台北市议员陈水扁且拿在手上，向市长杨金欉质询，问这种新观念的好文章，你市长看过没有？杨金欉顿时大窘，怪陈水扁不可把李敖这种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杨市长那副假惺惺的鬼样子，惹得哄堂大笑。多年以后，我又贾其余屌，居然在《李敖回忆录》中登出正面全裸写真照来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这样干的，李敖确属第一。人或有问，我笑道：“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因为照那张裸照时，正值冬天，且在冷风中露天洗冷水浴，依热胀冷缩原理，相片照出，未免不够大。出书后周玉蔻在《飞碟电台》访问我后，打趣说：“你的回忆录我看过了，很小。”我警告周玉蔻：“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很小，是照片本身小呢？还是照片上那一部分小？”周玉蔻大笑，赶忙说：“是照片小！是照片小！”我曾对人声言：你可以诽谤李敖“大头”，这可算言论自由；但不可诽谤李敖“小头”，这乃是有眼无珠。我对“小头”的保卫战，是不遗余力的。对“小头”，我的一些习惯与人有异，比如说我对它备极礼遇，原因是它在我常年坐牢时受了不少罪，所以要对它好一点。我每次小便前，都先洗手，而不是小便后。香港《九十年代》登的李敖访问记，有我一段话，我说：“坐牢的时候难免性欲冲动，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大头‘可以原谅他们（国民党），’小头‘却不可以。将来再坐牢一定要犯风化罪，’小头‘害’大头‘一次，不要每次都是’大头‘害’小头‘，要反过来一次。”这段妙人妙语原因无他，只是鸡巴同我共过患难，并且一再共过患难的，所以对它要特别好一点。
由于常年坐牢与常年树敌的关系，有些人对我的生殖器有特殊的好奇，并且加以诽谤，我遂在五十岁生日前夜，留下这样的对话：
一个“荷花骗子”和一本骂李敖的专书上，都说你因常年坐牢而阳痿。
只有肏这种人的屁股，他们才知道我鸡巴多硬、多赵元任太太——“杨步伟”（阳不痿）！这些无聊分子，他们造谣造得可真两头（“大头”、“小头”）忙呢！
你肏过屁股吧？
我最厌恶玻璃圈，恶心死了。但对非常漂亮的几个小男生，我很喜欢，只喜欢看或搂一下，毫不想肏。要肏肏女人，男人有什么好食？……有一次在景美军法处，一天我房里的水管坏了，要大修，临时到过墙大空房暂住。一个姓林的小男生，和他同党四人，也暂时住进来，只住了一两天，这小男生也令我心动。我生平从没看过那样漂亮的男人眼睛，我很想搂他，但一点也没有要肏的意思。我出狱后，和胡茵梦在电影图书馆看了场《威尼斯之死》，哈，那电影中的小男生可真“我为卿狂”呢！总之，我看了美女，浑身除了鸡巴，全软了；可是看了俊男，连鸡巴也白硬。我想不肏屁股的同性恋才是最令人升华的，但异性恋就不行。漂亮女人总是使你油然而起肏念，但是一肏她，升华度就打了折扣。
你有无阳痿过？
我从没阳痿过，但我的床上功夫有时没有某些小电影中的那么好——当然他们为了表演，可能做了假。……
我虽没有肏过男人屁股，也认为很恶心，但为了趣味与花样，跟几个女朋友倒玩过，不过每人以一次为限，理由简单，感觉怪怪的，不舒服。至于从无阳痿情形，应说有一次“例外”：《民生报》的一位漂亮记者“CCY”，和我关系一直友善，写信叮咛我，到中心诊所来看我，我蛮喜欢她。她结婚后，我约她到我家，她带来婚纱照给我看（这就是女人，女人重视婚纱照甚于丈夫），我很想和她上床，可是在床上，她不肯脱衣服，这时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我先脱了，可是因为她拒绝，我也未能挺起，她为我摸了它，可是气氛不对，她不脱，它就罢工，到了最后，她把手放开了，戏谑说：“你看，它不行了。”我大受打击，觉得被人作弄了，为之不悦。我穿衣起来，送她到街上，从此再也没见她了。这是我一生最不愉快的床上糗事。但撇开此事而论，“CCY”一直给我很好的印象。……（编者略）在我一生中，我跟“安”那“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最使我有尽兴的感觉，那是我四十七岁那年开始的，“安”长得高瘦白净，并且非常有女人味，我们做爱前先同浴，浴缸中，我为她洗遍全身，她再为我洗全身，但她至少要三次为我特别加洗它，第一次我坐在浴缸边，她仰卧用她的脚，她有非常秀气的脚；第二次我仰卧，她坐姿，用双手；第三次我跪着，上半身俯在浴缸边，背对着她，她从后自我大腿中间伸手过来，从睾丸洗起，一直洗到坚挺的全部。这时我特别低头欣赏，看她的手在颤抖中胆怯中慢慢动作，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幕。我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处女在为我做这件事，对她说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男人这种东西，并且，等一下过后，我就会“强奸”她——我兴奋死了。总之，从两人裸裎相对开始，整个局面仿佛就是“吾屌一以贯之”的操控，尤其在最后，我分别从天花板上、衣橱上和床头上的三面大镜子中“极视听之娱”，看每一个她的动作和我的动作，巨细不遗（我枕边还有一个小号镜子，可以反照天花板上的镜中的一切，所以，当我俯在她身上时，我也可把背后的画面饱览无余）。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雷斯利，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聩、开导苍生。当然，在开导过程中，我也会言近旨远，扯到别处去，例如我写过一篇《鸡巴考》，是学术论文，我也对我的好友罗小如写过一个鸡巴的故事，我说：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的！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据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这个故事，用意在讽刺人当了官，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热衷此道的人，却总以为了不起，因此抢破了头，也想做个官，成为官迷。我后来写过一篇《台湾人与鸡巴》，讽刺台湾人的官迷，我说：台湾人中不是没有高人，郭国基就是其中之一。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扬扬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悲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可是，看到台湾人抢鸡骨头，抢到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如丧考妣，真是笑话极矣！我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台湾人只是“见笑”的“’国‘仔鸡”、“’国‘仔酒矸”而已（台湾人称服侍日本人的女佣为“番仔鸡”、妓女为“番仔酒矸”，我改“番”为’国‘字，指国民党也）。——我用鸡巴勉励台湾人，貌似不敬，其实“出恭”，看了我重视鸡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论，就知道我多爱台湾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