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1)

1986年，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背景下，我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出国”，赴加拿大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出于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前沿的无知和对英文阅读的没有信心，我箱里装着《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第一个中译本。这本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理论经典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用的名义在国内内部出版。由于当时我们自己可作为其批判武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已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而我又根本不知道可作为批判此书之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批判理论早已在西方学界流行，所以，我不仅多多少少从接受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并且假想这本书还作为西方大学的必读教材使用。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使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等问题萦绕于心。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中文版。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

1997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劳工政策背景下，我又一次“出国”——离开加拿大这个我已经获得其公民权的国度，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任教。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作为“跨国知识劳工”，我是被美国当做“有特殊专长人才”引进的。我是H1B签证的持有者，在美国的正式身份是“合法异族”（legal alien）——虽然我是地球人，但是英文中的“alien”一词总使我首先想起“E.T.”一类的外星人。当时，我的Sustaining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和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这两本英文著作即将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尝试用中文写作学术文章，希望自己能成为中文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过，出于教学与出版英文著作的压力，当初我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发表一篇中文文章。所以，10多年后，当我发现，除了《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的两个中文版本（2005，2010）外，自己已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发表了40余篇各类中文文章时，还是十分高兴的。本书收集的18篇文章中，有12篇是已发表的中文文章的修订版，其他6章是第一次用中文出版。

本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提供理论视野。第1章是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发展轨迹、分析路径、主要作者及其观点和当下研究前沿的概述。第2章对1980年代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后学”一些主要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新批判，进行了梳理与评价。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相关性同时，批判地吸收“后学”对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以第1和第2章的理论探讨为前提，第3章进一步引入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重构等当代社会理论资源，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播问题，从全球角度和批判理论视野来审视中外传播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章旨在使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力图在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中，构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学术视野。

本书第二编，“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收集了我对“中国以外”的“西方”和“中国之上”的“全球”传播的一部分研究。在这一编的6篇文章中，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个人文章，有一半是我与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的合著。不过，就第9章而言，我的补充和修订已在内容上与英文原版有不少区别。从第4章对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报界新闻话语的细致解读和对美国主导文化迷思的解构，到第7章对2002年美国电信业危机的评述；从第5章有关北美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民主的讨论，到第9章有关传播全球化与民主化复杂关系问题的疑问，这些文章体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思路。在第8章里，我引入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的“帝国”概念，讨论了当下世界传播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基于此，我把这一编定名为“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不过，我要强调，任何有关当下全球结构的社会分析范畴都有其局限性。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年代，保持分析的开放性和不同分析范畴间的对话和相互补充最为重要。

邓正来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2009：10）一文中写道，当下全球化的世界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形成了“世界结构”。而且，“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事实上，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洋枪洋炮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如我在本书第13章和第14章所论及，改革开放和以加入WTO为重要里程碑的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是中国在经历了1949年的社会革命后重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不过，正是在邓正来教授所说的中国所参与“世界游戏”的“世界结构”是不平等的、“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这一层含义上，我把第三编定名为“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这一部分包含了有关中国传播在制度变迁和话语呈现方面的一系列论文，包括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在媒体话语和传播结构层面的分析。这一编始于第10章有关报业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束于第15章围绕信息传播技术的有关中国宏观发展道路的讨论。

本书最后一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国际和国内、国家和社会、政策和文化、主导性力量和挑战性社会力量、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讨论了当下中国和全球传播领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编的标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世界性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正义运动的一个口号。它是针对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历史终结论”和“没有它择”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之说提出来的。在第16章中，我讨论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世界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在第17章中，我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并讨论了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外进步社会力量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追求替代性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在本书结尾的第18章中，我进一步引入当代激进认识论和去西方化社会理论，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社会传播和中文传播学术的理论主体性问题为主要观照，提出了当下传播研究的理论新面向问题。从本书的结构角度，把这一章作为结尾，彰显了从理论讨论到传播制度、话语和政策研究再到理论知识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同时，通过第一编中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到最后一编有关“南方认识论”的讨论，我希望本书体现东西方和南北方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中共同探索的自觉文化意识和批判世界主义的学术理念。

这些文章的写作语境不同，论题各异。由于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成书过程前后经历了六七年之久。在编辑成集时，对有些文章，我进行了大量修改，以期在不改变基本分析框架的同时，尽量观照最新的理论讨论、文献发展和时事变化。例如，对在理论构建方面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第3章，我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但有些文章，尤其是第二编和第三编中的许多文章，由于其内容本身有很强的历史阶段性和描述性，我只在文字上进行了一些处理。在编辑中，我强调观点的相关性与文章的可读性，在有关国内外媒体的发展和政策变化方面，我没有刻意追求资料上的新颖性和时效性。此外，在尽量删除不同文章对相同观点和事例的重复时，我突出不同章节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连贯原则。我希望，本书不是已出版文章的大拼盘，而是一部有内在逻辑和关联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