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历史隐喻的选择性使用。一些文章将抗议等同于二战之前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其他文章以越战期间对抗议者“角色可疑”的描述(这种描述理所当然基于一种“来自内部的叛变”的论调，认为国内抗议反而有助于敌方，打击军队士气并削弱政府政策)为依据，以此攻击海湾战争的抗议者们。
(5)建立稻草目标。大多数文章除了抓住那些肤浅、即兴的论点给予批驳之外，都回避反战宣言中的实质内容。上述“不要用鲜血换石油”的口号经常被引用，然后被不屑一顾地驳斥：战争的目的不是石油，而是自由。这种论断缺乏进一步的详尽说明，从而表现了其全盘接受(虽然并非前后一致)官方发动战争的主导性依据。然而另一些人曲解了这个口号，论述说石油确实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基础，因而也值得去为它争斗；此外，“大量石油是为大额消费者服务的”，倘若抗议者是认真的话，他们不应该开车去集会！于是，抗议者被描绘成享受权利和优越生活但又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从而在道德上被置于不利的境地。
另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话语是和平主义的论点，该论点有时候被作为反战的全部意见(某些情况下，被进一步简化为只是“对和平的多愁善感”)。简单地诉诸历史，这种论点就被轻易驳倒了。下面的这篇社论提供了这种论述策略的示例，尽管它非同寻常地将战争辩解为和平的前提条件，尽管它是对冷战时期威慑逻辑的延伸：遍布世界的反战运动似乎和任何地方每一个冲突都成比例。这些运动仿佛暗示我们，其他人都喜欢战争。简直是胡说八道！就像和平是美丽的一样，战争是丑陋的。想要争辩这一点是愚蠢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在没有战争的地方就没有和平(Mount Ary，NC，News，1月16日)。(6)暗示邪恶动机和危险后果。虽然没有文章明确论述抗议者想要帮助敌人，但少数文章以暗示的方式，尤其是暗示抗议者高兴看到他们做了对萨达姆有利的事，来达到接近这样一个立场的效果。
的确，虽然抗议针对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却鲜有文章评价过抗议对于战争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它们关注的是抗议对敌人和军队产生的真实和想象的后果，有时纯属夸张。正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那样，邪恶敌人和无辜军队的形象常被用来羞辱抗议者。
3.微观语义和风格
(a)词汇和句法选择。很多意见和社论文章明确选择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由此将抗议者塑造成“内部敌人”的角色。文章谴责抗议者，并视其为“罪犯”，“叛国者”，“不是美国人”，“不忠诚”，“配不上我们国家所代表的东西”，“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结构中每一侧面”，“进行十足、简单的叛国活动”。在一些让人回想起希特勒描述“寄生的”犹太人的词汇中，一位越战老兵描述反战抗议者为“假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唯一明显的作用好像是损耗为我们国家诚实勤奋的公民所准备的食物、空气和水”。
句子结构常常将行动和(邪恶)意图归咎于抗议者，而政府要么被描绘成被动反应者，要么其角色完全被隐匿在话语之外。反战集会“制造了敌对冲突”，“使法律官员倍感棘手，而促使他们采取额外的监管和逮捕措施”，同时集会制造了“与权威机构的战争”。这样一来，示威者被认为要为至少涉及两方的活动单方负责。
与此同时，发生在中东的真实战争本身也经常被隐匿在话语之外。一篇社论评价这场战争是“将伊拉克疯子萨达姆驱赶出科威特的行动”，另一篇则认为它是“布什总统为解放科威特所做的努力”。前者完全抹去了行动者；而在后者，战争演变成了总统高尚的个人事业。
通常，这不再是政客布什或战争；而是总统，我们的领袖，国家，我们，我们的军队或我们的男女军人。另一社论干脆把“战争”这个字眼都隐去了。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它句子中名词、动词和从句的用法：(1)他们[反战抗议者们]有权表达对于美国卷入中东的看法，不管同意或不同意，不管这些看法可能会多么幼稚、错误和愚蠢。
(2)他们[抗议者]和其他人在进行“和平”抗议的同时堵塞高速公路、占领公共建筑、威胁公共安全和健康并恶意破坏公私财物，这对他们的事业一点都没有好处。
(3)激进抗议者自以为是地谴责使用暴力来镇压一个挟核武以自重，甚至不惜玉石俱焚的冷血侵略者，这与他们自己在抗议中使用暴力是自相矛盾的。
(4)倘若权威机构不控制这种抗议，它就会发展壮大并严重削弱对我们的男女军人的拥戴，而他们正在中东冒着生命危险反对暴政蔓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在(1)中，战争被委婉地称为“美国卷入中东”。除了泛泛而谈“美国”，这里没有明确的行动者。(3)中“战争”这个字眼依然没有使用，但它通过一个复杂词组而得到描述与定义，而这个词组又进一步被一个从句所修饰，这一切均明显表达了正当化战争的目的。除了“冷血侵略者”侯赛因之外，在谈到战争的时候没有提及任何行动者。(4)中看上去被削弱的不是“战争的努力”，而只是“对我们的男女军人的拥戴”，而他们的行为也通过一个从句被正当化了。另外，与(3)相比，这里的行动者清楚明了又可亲可爱——“我们的男女军人”——他们的行动不是杀戮，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正义之举。可见，这些对战争的指代都是通过名词词组来实现的。通过详细的修饰成分、对行为的删除和明确分配，它们与(2)迥然不同。(2)中塞满了行动导向的动词，而它们与战争和暴力紧紧相连。
(b)断言和夸张的话语。典型的句法结构是直截了当的断言，这说明作者无惧公开他们对抗议者所怀有的敌意。一些聚焦示威后果的标题很能说明问题：
(1)战争抗议者在帮助敌人和鼓励萨达姆
(2)好人们无意中给予敌人以帮助和安慰
(3)抗议者为萨达姆比为和平做得更多
(4)战争抗议者让萨达姆高兴
(5)抗议者为军队增加负担
这些标题大多使用现在时态，并缺乏语气助动词，因此具有平铺直叙陈述事实的特点，仿若这些后果都已经产生。一篇社论用以下的句子开头：“当遍及全国的反战抗议者通过行使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做了对萨达姆有利的事情时，民意调查却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布什总统为解放科威特所做的努力”(Las Vegas，NV，Review Journal&；Sun，1月19日)。
这里对抗议者帮助敌人的指控包含于一个从句中。在表面句子结构上，这种指控用“通过”(by)这个字将其与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样毫无疑问的事情相联系。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真正联系非常牵强，可是语法结构却让人觉得句子结构严密、逻辑有力，而且平行的句子结构使得这种指控再一次通过与“民意调查”的事实对照而得到加强。
一位读者竟然问：“难道言论自由赋予了我们宣判死刑的权力吗？”倘若没有语义上的巨大跳跃，一般读者很难联系这两个对象。另外，作者显然没有想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答案尽在其中。的确，作者继续表明示威者如何让她愤慨得流泪，她因为“抗议者……帮助杀死每一个我们的男女军人而沉浸在悲哀之中”(Battle Greek，MI，Enquirer&；News，1月28日)。这里，时态的使用引人注目。
(c)强烈情感。在斩钉截铁的论述风格之外，不同言论形式共有的另一普遍特征是字里行间强烈的情感。正如我们所谈到的那样，来信中用于形容抗议活动的名词、副词和形容词具有高度评价性。虽然报纸的社论是以机构的声音进行理性反思的一种体裁，但是它们也没能例外。
平行句子结构的频繁使用和反问的对话体也凸现了这些论述的强烈情感内涵：什么样的冥顽不灵让旧金山湾刁民横行、乌烟瘴气，驱使一大批人如此厌恶我们的政府以至于……将他们的仇恨呕吐在毫无意义的示威当中？是什么样头脑简单的动物……不能理解中东地区的战争牵扯的不仅仅是石油？
是什么样的白痴男女会传播我们公开敌人的宣传口号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咆哮反对的战争正是他们支持的独裁者所挑起的？(Manteca，CA，Manteca News，1月23日)。可以说这些感情强烈的言辞已经证明了它们从文明的政治话语降格为非理性的、几乎是部落主义的思考方式。
■“边缘怪异”（marginal oddity）框架
1.意见/社论中边缘化主题
“边缘怪异”的框架与其说将反战抗议表现为叛国、危险与暴力的行径，毋宁说将其列入不相干和边缘化之类，即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主流之外。这样，反战抗议陷入了偏离社会常轨的深渊（或至少被推到社会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怪异”的解释在形式上勉强承认持异议者的民主权利，但它对反战抗议真正的有效性置之不理，而将其表现为过时或与现实脱节的言论或行动，反映了边缘化或无知人群平庸、感情用事等特征。
新闻标题强调了学生们的参与，正如吉特林在分析美国媒体对19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报道所发现的那样，学生被描述成幼稚、感情用事、不成熟、赶时髦或被宠坏了的群体。这个框架还有其他特定的新闻处理手法，它包括：将抗议运动的组成、服装、动机和行为琐碎化，强调抗议者的年轻和/或容易激动的特性，把反战抗议与挺战集会和/或民意调查相提并论，挪用有关1960年代反战运动的媒体刻板成见。这样一来，新闻框架就顺理成章地将海湾战争期间的抗议活动转化成仿佛仅仅是那个年代的死灰复燃。
与此类似，很多意见/社论文章强调抗议者的年幼无知和不成熟：找借口逃学的小孩无知到甚至不知道伊拉克位于何处，却丝毫没有提及诸如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理想主义等与“年轻”相关的其他内涵。同时，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虚构的第二个群体即“职业煽动者”或“职业抗议者”身上。这些标签大量出现在专栏文章和读者来信中。当然，它们不是暗示不拿工资的志愿者以及和平组织的低薪雇员是高收入并有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而是将和平抗议刻画成是激进分子的“职业性”下意识反应。也就是说，这些人处于社会边缘为了抗议而抗议，不由自主地对美国持消极态度。这些文章往往以少数活动分子而非抗议群众为行动主体来描述反战抗议。有一封来信明确表达了这种视角。它认为，示威“反映的并非普遍的不满情绪，而是有组织的、发展了20多年的民团似的抗议团体的声音”，这些人怀揣着“蔑视美国及其大部分传统”的心态（New York Newsday，1月27日）。
一位专栏作家在一个句子里综合了以上两种刻板成见：“大多数看上去很年轻，中学生多过于大学生，还有少数年长的职业抗议者为这个混合体加入了一点调味品”。
这两种情况都有效地排除了探究反战运动政治与社会依据的必要性：要解释和排斥抗议，仅仅通过边缘化抗议者的身份就能做到。
在社会边缘性的主题上，一批意见/社论作家还不约而同地增加了道德和个性缺陷的主题（将抗议者贴上不真诚、自私、心智不纯和其他种种个性缺陷的标签）。其他人将抗议运动描写成没有实质内容和原则的花架子，由此将其琐碎化。一个栏目的标题为：“要记住，激进主义是时尚，而非一生的承诺”，暗示抗议活跃分子往往会成为民主党的一员，而1960年代的反战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正是嫁给了传媒大亨特纳(Ted Turner)！
另一种可能更具破坏性的攻击言辞策略是，将抗议视为平庸和仪式性的活动（被组织过的事件，且“具有消过毒的、人为的痕迹”），与政治无关且不现实。和平活动分子的“政治相关性已经褪色”，一位芝加哥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他们]没有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加入这场至关重要的辩论，而是固执于那些或华而不实或明显虚伪的情绪化己见”。当战争支持者咄咄逼人地声称有“现实”依据时，他们所诉诸的“现实”往往是值得怀疑的断言和未经核对的刻板成见。在一封写给Fort Lauderdale Sun-Sentinel(1月25日)的信中，作者指责抗议者没有面对中东地区的“现实”，即“伊拉克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公民主要由世俗狂热分子组成，他们与现实生活脱节，并旨在谴责美国价值体系和摧毁以色列”。文章还解释说，这种狂热来自于“他们的暴君对媒体的压制”。与此相反，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则通过“提供给我们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我们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
“内部敌人”和“边缘怪异”这两个框架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前者强调了反战运动的危险和力量，而后者强调了运动的无关紧要和脆弱性。但正如吉特林(1980：69)所展示的那样，这两者远非相互排斥，而是“轮流表达了一个更加根本性的观念”：抗议是“越轨的他者（the deviant other）”。事实上，有时候这两个框架融合在一起并同时出现：“说轻点，示威暴露出缺乏常识和敏感性。说严重点，它们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或是有意识地颠覆道德”（Minneapolis，MN，Star Tribune，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