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从宏大通向微小的通道使巴黎变得美丽，要领略这些你必须将自己变得微小——生活、步行、忧郁地低下头然后再抬起来……巴黎的精致、复杂，成为现代人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而且在亚当看来，“在巴黎是应该恋爱的”，巴黎有着神秘和不同寻常的光线，“是一种精神上的月光，让人很难看清楚。”在书中，作者通过咖啡馆、餐厅、樱桃、里兹的天使等章节，描述了在全球化时代这个不同寻常的城市，并与伦敦做了对比。作者概括性地展现了伦敦的样貌：出租车是黑的，公共汽车是红的，摄政公园是绿色的，但那些熟悉的街道名称却似乎奇怪地属于另一个文明，好像这座城市曾经被另一个更加生动而专横的民族占领过，然后交给了街上这些吃着边缘打卷的三明治、苍白阴郁的人们手中。在作者眼里，伦敦是一座色彩鲜明、历史感浓厚的城市，与巴黎的城市文化存在着差异。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描述，我们能够从作者的主观感受中了解这些国际化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自保留的景观特色。在不同的描述者笔下，必然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城市空间形态。
在19世纪末，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的城市也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描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上。此时期的中国由于经济的落后、社会环境的混乱，在外国人的文字中所呈现的是一种负面的形象：当外地人来回闲晃搜寻新奇事物的时候，狭窄而曲折的街道、不牢固的单层建物、铺设糟糕的路面、贫民区的贫穷景象，以及弥漫最可怕和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皆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特殊景观是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一年到头，街道皆是如此。在街上人群拥挤，摩肩接踵，以致似乎没有呼吸的空间。在那里，霍乱、鼠疫及热病到处蔓延肆虐。在这段文章中，建筑物、道路、贫民区，还有出现在街道上的人群，都是中国旧城市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并普遍受到西方传教士们的嘲弄与否定。类似这种充满偏见的描述，主观性极为鲜明，极大程度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城市乃至中国文明的认知。
例如，日本舆论家德富苏峰认为，至今并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作道路的东西……[在城市中]尽管街道都已铺好，但并未达到现代交通干道的水平。事实上，不过只是道路笨重的残迹罢了。……支那的街道乃是支那人欠缺公德心的铁证。”这样的话语便是极端的讽刺与臆断。之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文章中也抱怨道：“在城里，街道潮湿、狭窄而污秽……的确，马路的石板松动不稳，以至我们骑骡子而过时，令我感到反胃。事实上马路是极危险的……甚至比东京或京都最糟糕的马路还远远不如……”这些语句是一种偏颇的评断，并夸大了中国城市的负面形象。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是作者的经验与感受。无论是德富苏峰还是芥川龙之介，他们那些批判性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国家状况、社会风貌和文明程度有一定关联。这些作者对城市街道的关注，也反映出道路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还是政治转型、社会秩序、道德文化的反映。街道所构筑的空间包含了物质的地景、道路工程等等，也包含象征性的社会规范和经济空间。晚清时期的中国城市建设已经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所输入的技术、城市建设方案、都市文明观念等的实施状况。
由于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存在，这些西方的模式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必定会产生冲突。一方面对先进的城市修筑技术的引进，改善了原本的城市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对当时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产生新奇感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以这样的方式入侵，也会引发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由于提供了一些建筑或道路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西方人会认为中国的城市道路是外国文明的产物，而使得他们身处其中时可以拥有某种特权。
中国人则逐渐接受这种外来的文化，并将其视为本土社会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与传统不同的商业、性别和道德空间。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处于殖民文化的核心，处于强势的地位，与国人在心理上形成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就如之前提到过的两位日本人笔下不堪入目的中国城市道路状况。
当然，也可能体现为英国人眼中对城市道路的赞美：我们发现一条很棒的道路。哦！我们一致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会铺这样的道路！大型纺纱厂发出嘎嘎声和吼声，有电灯照明，隐然可见。这像是Burnley或Oldham的荒僻道路，不是在遥远的中国。当然，这些赞美之词还是透露出极为明显的优越感，因为尽管被称为“很棒的道路”，却是不像中国人造出来的，让人感觉“不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种地位层级上的上下关系和西方人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而当时的史料也显示，虽然新式的马路对于中国的城市居民而言是一种“视觉奇景”，人们也只是“以泛泛之词描写，并不出奇”。
所以，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中的街道和建筑等物质的景观在不同的群体中会有多种解读。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导致内心情感经验的差异，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当时的城市面貌的一种体现。
伦敦和巴黎总是会吸引人们的目光，而中国的城市中，上海颇受关注。作为东西交汇的经济与文化之城，上海从晚清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创作场景。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上海总是在繁荣的表象下被注入新式的社交文化和时髦特质。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从建筑风格、印刷文化、性别气质等方面入手，通过大量旧上海风貌的分析，描绘了从1930年到1945年间的上海都市空间。例如当时被租界进行切割的上海城市景观——
这两个世界之间也有桥、电车和电车道以及别的公共街道和马路相连，这些道路是那些势力超出租界范围的西方集团修筑的。边界有石碑为记，但在那迷宫似的街道和房子中间，它们一般都很难辨认。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有：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对最具有特色的上海弄堂进行了这样的描写：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油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
它们表面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
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弄堂是上海城市地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是物质意义上的建筑形态，其意义远不仅如此。石库门与棚户区是两种不同的城市分布，作者分别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戒备森严，一种则是拥挤嘈杂。虽然看似描述弄堂的样貌，实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与城市空间结构。尽管是通过主观性的文字来进行表现，而且带有鲜明的叙述者的个人风格，却能深入地触及上海这座城市中复杂的空间意义。在迥异的地理位置关系和景观的外在表现中，显示出来的是不同地位与等级的人在心理空间上的分割。小说在言辞之间亦可见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香港，因其殖民地的城市身份而被作为创作、评论的对象。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将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等），从多个面向表现了这一交织着中国和英国文化的独特空间，同时也展示了香港复杂的城市心理。这座被张爱玲描述为“华丽和悲哀”的城市（《茉莉香片》），也同样被其他人所关注。胡菊人、梁秉均（也斯）及其他香港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曾写作过大量与香港这座城市有关的书籍，以及香港文学批评类的文章。
他们从与香港有关的文学创作作品中去寻找文字与城市之间的相生关系。
由于香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使其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他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城市的历史发展、角色身份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一座受到压制的城市，而且西方商业化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香港表现出一种“挣扎性”。与香港有关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与之相符的状态，一方面中国文学对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文化空间也已形成。因此，借助文学批评，梁秉均关注依托城市而产生的文化景观的各种表现。在他的著作《书与城市》中，他更是直接地将文学创作与城市进行了相互的参照，以说明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而书籍中的文字则帮助城市进行了这样的身份认定。梁秉均选择了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聂鲁达、奥地利的里尔克，以及中国大陆的穆旦、台湾的陈映真、香港的李国威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书，来探讨不同城市的文化。他认为，通过这些书中的文字可以“探测城市的秘密，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侧，反省城市的局限”。
李欧梵则将他对澳门、新加坡、台北、高雄、北京、上海、纽约等城市印象的一些片段收入《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一书。其中所涉及的都是每一座城市最为突出的特点与作者亲历的细节。他由澳门的“大三巴那幢只剩一面墙壁的教堂废墟”想到澳门这座城市的意义，就好比是“香港的历史废墟”，在澳门这座“历史的幽灵愈来愈多”的城市，是“一个永远让人眷念的存在”。作为香港“后院”的深圳，这个“市侩气极浓的商业特区”有书城、咖啡店，尽管其“都市文化还不够成熟”，但它可以“动感之都”作为自己的代表性符号。而纽约则是一座集中体现文明冲突的城市，它在2001年遭受了灾难。
城市中复杂多元的景观，正是由文字进行传递。解读这些文字，便可揭示城市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变迁与冲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能够帮助城市中的人去进行反思和内省，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城市的真实与幻象。因为城市不仅是积聚现代工业文明的物化形式，同时也是历史时空与个人感受交织而成的感性空间，所以经由作家的思辨与自省后形成的关于城市的文字，能够使城市景观表现出更加丰富的多面性与流动性。
由于文字的纵深性和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书中的城市会带有作者更为深入和多角度的感知。虽然不像新闻报道和城市调研报告中的数据那样具有纪实性和科学性，但这些主观化的表述包含了作者对城市生活和社会的认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地理景观之外，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城市中的文化、权力关系和层级分布，展示出了更具有社会深度的空间结构。
第二节影像中的城市
随着媒介科技的变革，人们最为鲜明的感受是城市已经淹没在影像中。约翰·伯格以中世纪人们对于地狱观念的形成为例，说明视觉形象对于人们的重要性。他认为，中世纪人们所感受的地狱，一方面来自灼痛的体验，另一方面则与火焰、燃烧、灰烬之类的景象有关。前者可以用文字来描述，而后者需要被观看，才能清楚地呈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景象。
需要强调的是，影像的创作与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认知方式、视觉素养等的影响。伯格也提到，“影像是重造或复制的景观。这是一种表象或一整套表象，已脱离了当初出现并得以保存的时间和空间。……每一影像都体现一种观看方法。”因此，无论是电影、电视、摄影中的影像，都是对一种既存景观的体现，它们可能存在于现实中，也可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通过某种技术手段予以形象地再现。
由街道、建筑及其他物质景观组成的城市空间，可以经由语言的解释被人们所感知，但如果想要获得更为直观的认识，则需要借助影像媒介，传递更多的视觉信息。城市中的影像媒介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本部分我们着重从电影、电视、广告等方面入手，来探析城市与影像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