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特点之间的互动关系图下面再深入分析危机传播“中国模式”的这四个要素特点的关系，基本可以把这一模式概括成：“一拖三”驱动模式。在这四者当中，组织性要素位于图相此最核心的位置，其他要素都是因为组织性特点而生发出来的。如果把这个图看出一个运转灵活的机器，那么“组织动员”就如同一个驱动轴和纽带，将其他三个要素紧密联结，推动其他三个要素灵活运转；如果把这个示意图看成一个运动着的人，“组织动员”就是躯干和腰部，“行动”和“话语”犹如两条腿，各自支撑起这一系统，而“舆论引导”则为头部，它既是依靠组织保障才得以实现，同时也恰恰是整个系统中所需达成的一个有高度的目的，最终促成危难消除、危机转化。换个方向思考，其他要素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巩固“组织”：行动能推动组织性凝聚，促进社会自组织力量的作用，比如志愿者加入到抗灾救灾的行动中；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统一，能提高组织沟通的效率，增强各方的协调性；舆论引导，便于统一组织内的思想，引导疏解组织外的不满情绪和意见，使危机得以化解，而避免激化矛盾乃至增加制造出新的危机。
此外，在危机传播中国模式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边界条件：自然灾害。这一前提暗示着，当危机是自然灾害时，由于是天降大难，所以才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迫切性、正当性，这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媒体在应对此类危机中，有优势天然使其获得或强化固有的领导力、凝聚力，这是中国危机传播成功模式的基础条件。在其他危机事件，例如，突发性群体事件、重大环保事故、重大安全事故、政府公共信任危机事件等，如果政府或相关组织机构、企业是处于难辞其咎的地位，那么，这个模式中的要素之间就可能存在掣肘矛盾的作用力，在危机到来时刻，政府、媒体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性的缺位、失声、回避等现象，从而丧失了解决危机的时机，甚至演化为更多更大的危机这种现象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危机传播中比较典型，企业、地方政府在发现危机出现端倪后，没有迅速采取恰当的正面的危机传播策略，导致时机延误、事态扩大，最后由中央政府出面解决。
当然，任何模式都非完美。即使在汶川地震危机传播中，这一模式的运作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由于组织性作用，使得一些重要的但是缺乏组织关联度的部位被忽略。在笔者的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中，发现有些受访对象认为在救灾力度上存在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看法是笔者在访谈绵阳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那里获悉的，有些地方受灾程度也非常之大（主要是受访者所在地），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在访问位于与青川县相连的广元市郊的一个小镇的时候，遇到当地居民有如此反应。有人认为在同一县的不同乡镇之间也有不平衡的现象。再有，就是组织内部的功能有不协调的地方或表现。有些受访对象认为某个官员行为还只是忙于应付上级领导的组织要求，而对救灾工作本身显得组织不力。还有个别受访者对于他所接触的军队救援专业性上有不够满意的看法，而对消防队的救灾表现赞许有加。另外，在这个模式之外生出了网络媒体，没有纳入到模式之中。其实，网络在设置议程、建构话语、引导舆论方面具有某种自组织的效益，与常规性组织力量交互作用，正发挥着巨大作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研究。
汶川地震危机传播“中国模式”的理论价值分析
中国模式能否给世界带来启示或借鉴？在国际上，人们往往把汶川地震与同期发生的缅甸飓风灾害相比较，从而形成鲜明对比；也有的拿美国、俄罗斯的模式来比较，认为中国有其成功独到之处。比照美国政府在2005年的卡特琳娜飓风的救灾工作，程曼丽（2008）研究认为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无控制开放信息源”，在灾害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几乎听不到政府方面的声音——总统布什两天后才发表电视讲话”，美国媒体上的“灾害画面的叠加出现和悲惨情景的反复渲染”，使得民众对地方政府救灾能力产生怀疑，转而将矛头指向联邦政府。相反，中国危机传播模式中，由于是“有控制开放信息源”，“通过媒体传播的文字、图片和画面，人们看到的是国家领导人亲临前线指挥救援的身影，是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医护人员不顾危险、昼夜劳累施救的场面……”。
这一分析，在本书提出的中国模式中也得以印证，即中国是有“舆论引导”和适度控制下的信息公开，所以避免美国卡特琳娜飓风案例中媒体过度渲染带来的被动局面。笔者认为，这是体制上的特点不同所致，相比于新闻自由的美国，中国在舆论调控方面有较为有效的手段和成熟的经验。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然灾害的处理应对中，中国的组织性优势得以凸显出来，高效果断，能集中举国资源，全力以赴，进而在行动上抢得先机。在话语方面，中国强调集体利益、组织纪律和牺牲精神，比之美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灾害面前进行动员时，就更有力量。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行为并非自夸，而是确实赢得了世界的称道。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5月14日的一篇新闻分析文章Andrew Jacobs.（2008）.“To the Rescue，Uncensored”，New York Times，A1，May 14th.中，也暗示中国政府在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上比美国政府处理卡特琳娜飓风要好，由此担心这可能强化中国的立场，即认为政治威权制度不仅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还能提供有效的政府治理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国内的一些评述文章都引用了这段文字，但其翻译出现偏差，曲解了原文意思。英文原文为“On the Contrary，if China Manages to Handle a Big Natural Disaster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Hurricane Katrina，the Achievement May Underscore Beijing's Contention that its Largely Nonideological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can Deliver Good Government as Well as Fast Growth.”。
再反过来思考，中国模式中是否也吸纳和借鉴过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呢？笔者分析，汶川危机中国模式的出现，事实上是中国吸取了SARS危机等突发事件的教训，在其诸多应对危机传播的策略中，也不难看出国际理论成果的影响，如主动发布信息、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建立起系统的发言人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然而，中国成功结合了自己特色的元素，并使之高效运行，在实践中检验后，开创出新的运作机制和模式。中国模式中的组织性元素，可以说就是中国模式的独门秘籍。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都具有无形的渗透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学走的。
总之，笔者认为危机传播的中国模式根植于中国，其发挥作用的土壤也在中国，外界可以借鉴的是其基本要素作用的原理：即要有靠长期锻炼打造的一支能抢险救灾的军队或战略突击力量，一套可以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的话语，还有危难来临的果敢行动，以及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人员组织方式。这些因素或许具有一般性的借鉴价值，或许能带给世界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小结与补充
传播与国家危机关系紧密，而国家危机与国家命运之间同样是利害攸关，因此，本章“分论”是在探讨传播与国家命运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关键一环。
国家危机是国家层面上的危机事件或状态，因此，国家危机与国家命运的前途发展密切关联。危机往往成为国家命运的关键点、转折点。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公案来考察中国国家危机，研究发现：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很可能一场深重的危机已经悄然潜伏下来；如果国家危机处于一种潜危机的形态，而领导者、民众都浑然不知，则预示着更为巨大的危险，这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危机；危机终将以各种形态逐步显现，并最终爆发出来，这是国家危机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为此，本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建构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国家危机传播模式。国家危机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演化过程中，在一般常态下，国家危机以一种潜在危机的状态存在，在各种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作用下，潜在危机会不断累积矛盾与危险，并经过三个关键点：触发点、临界点和转折点，最终变成国家现实危机。在既成现实危机的条件下，超常态的信息传播模式会启动并发生作用，从而左右传播的内容和形式。
传播在监测、预警危机和应对危机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舆论动员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来应对危机，但需要按照传播自身的规律来运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根据中国案例的经验模式，一支训练有素的高度机动的战略性力量存在对于危机应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有效的舆论引导、统一话语的建构等对于危机应对也具有巨大作用。尽管在国家危机应对中，中国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但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稳健前行，中国必定能为世界提供经验和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