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身上背负华为巨大压力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高兴。
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看我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任最后说：“好，李玉琢，那你就先回家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走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回京。想到任正非只是同意我回去养病，尚未同意我辞职，便留下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任总：
实在对不起，我只好先回家去了。我希望在不损害华为利益的情况下，拥有选择生活、职业的自由。
在我三次请求辞职的报告之后，你仍不批准，在11月4日的谈话时，你也不愿听我当面的解释和请求，这也许是您有别于人的挽留方式，对此我除了尊敬与感激之外，只能说我不识抬举吧。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和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我选择走，不是对您和公司有什么不满，而是希望改变一种活法，给人生增加一些新的色彩。
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有所不同，在为事业奋斗的同时，我希望能兼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在您看来我这样做是没出息的表现，但每个人毕竟不同，希望您能原谅、理解。
再次请求原谅。
李玉琢
1999年11月4日
11月5日，周五，我飞赴北京。
11月8日，周一，我到利德华福上任。
任正非六请
任正非可能从来没想到我会在51岁的时候离开华为。这从他五度派人请我回去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挽留是出于真诚。
1999年12月，任正非派郑宝用专程到北京，在燕山大酒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郑宝用说：“李总你在华为的这几年，大家对你的印象都很好，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任总让我来问你还愿不愿意回华为干？”我说：“我一旦决定的事，哪怕错了也不会回头，更何况我现在在利德华福已经上班了。如果像拉抽屉似地来来回回，太让人看不起了。我离开华为都一个月了，任总还派你——一个副董事长来找我，我非常感谢。在华为，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但是，人各有志，在华为该干的我都干了，需要换个新的环境。”
到了12月底，副总裁王诚又给我打电话：“李总，我今天陪着任总离开北京，正在机场，准备到大连去。等飞机的时候任总跟我谈起你，任总说：王诚，如果有时间去见见李玉琢。”
一个礼拜后王诚来北京，我们在海淀图书城旁边吃了顿上海菜，他一人喝了四瓶啤酒，心情不是很好。他告诉我，任正非还是很想念我。他接着说道：
“过去我们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对（指的可能是把我安排到终端部的事，没明说），任总也批评了我们，李总你大人大量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
那次见面，我因心脏病没有喝酒，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华为迟来的抱歉，对我已无意义，我的全副精力已经转移到挽救利德华福上面去了。我只请他转告任总：“李玉琢虽然离开了华为，但是永远不会做伤害华为的事。”
不曾想又过了几天，董事长孙亚芳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李玉琢，我在北京开会，有点时间，要见你一面，咱们谈一谈行吗？”估计也是让我回去。
孙亚芳请我在国际饭店旁边的一个饭馆吃饭，没有半句拐弯抹角，她说：
“李玉琢，受任总之托，见你一面，想请你回华为。”
说实话，前面来的两个人和我关系不错，可以看做朋友，对孙亚芳我心里还是有点距离感。
吃饭中间，她接了一个电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任正非打过来的，因为她在电话这头儿说：“我正在和他吃饭。”任显然是问她有没有见着我，接着肯定是在问“怎么样”，孙亚芳很有信心地说：“李玉琢想在北京这边儿工作，咱在北京帮他解决了不就完了吗？问题不大。”
但是，我最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吃完饭之后，我对孙亚芳说，非常感谢，但是我在华为已经无事可干，在利德华福还有的可干。尽管压力比华为大，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孙向我提到华为可能上市，我的经济损失会很大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现在只能要命不要钱了。
转过年，春暖花开，四五月份的时候，付恒科来到北京见我，说：“来之前见过任总，他托我来见见你，如果你在外面干得不合适，还可以回华为。”我很感激，当即给任正非写了个传真：快一年了，任总你还想着我，付恒科把你的话带到了，非常感谢你的惦记。
如此三番五次地请我回去，不禁使我开始琢磨任正非的心理活动：为什么任在我走的问题上下这么大的功夫？想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人之常情，当一个人和你一起共事的时候，你没觉得他太怎么样。
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你突然会想到这个人的很多好处。我在华为的时候，他没怎么把我当回事儿，甚至可能把我当做一个不太容易驯服的“刺儿头”。我走了，他才觉得我这样的人难得。
第二，正如郭平所说，我是华为副总裁中唯一一个在其他大企业担任过高层职位的人，尽管是我自己要走的，但别人也可能会认为是华为把我排挤走的，任担心这会对外影响不好。
第三，只作为一个推论。也许任正非觉得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比如我在莫贝克干得正好的时候他想方设法把我弄走；他无中生有地说我买中兴的股票；他对我那些非常不恰当的任命、安排（比如把我流放到西乡办公，让我做终端部门的经理）等等。
不管怎么样，任正非能够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劝我回去，在华为的历史上也许没有过。
按华为的规定，12月31日以前离开公司的，不能发上一年的奖金，也不能分红。后来得知，任正非直到2000年元旦之后才让孙亚芳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这样我才既发了奖金，也分了红。而且那次的奖金是我在华为拿得最多的一年。有人传话给我：“任总是特意这么做的。”
2005年春节，我和美国回来的女儿到深圳去，顺便想看看华为。我请当时负责采购的副总裁韩晟平（也在四通工作过）联系一下任总，韩晟平认为不可能见。我告诉他：你打通电话后，就说一句：李玉琢来深圳了，想见见您。他没想到的是，任正非立刻安排了见面。
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李玉琢回来吧。”我说：“你还要我吗？”“要啊。”“谢谢任总还想着我。我老了，不给你添麻烦了。”谈完话，任正非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去吃饭的地方。他说：“李玉琢，我下午有事，我找人来陪你吃饭。”然后把副总裁梁华（此时梁华负责华为财务系统）、韩晟平等叫了过来陪我。
2005年3月，就在我告别利德华福的前后，任正非又一次托郭平副总裁带话给我：“任总说了，你要回来的话，可以做政府和使领馆的公关工作。”
即使在2005年和2006年十分困难、失落的时候，我也没有回去，我不想让任正非看不起。对于任正非的三番五次的邀请、挽留，我永远心存感激。
离开后的惦记
正如离开四通时一样，在离开华为的两三年内，我始终关注着华为消息和动向，并经常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任正非。听不听是他的事，说不说是我的心意。
在这些传真中，我保持着一贯的尊重之下的直率，就像还在华为时一样大胆提出我的意见和建议。
尊敬的任总：
尽管我身在事外，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种责任，以下意见说得对与不对，请您见谅。
一是关于关闭合资企业一事。也许有三年的心血在里头，有些感情吧。我总觉得在合资企业的问题上，慎重些为好。有点风言风语，并不等于真的做错了什么，而且据我所知，社团法人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说不可，此事兴办时就研究过。当初我们千方百计拉人家入伙，今天突然说不干了，大有过河拆桥之嫌。且不说其他影响，今后华为与别人打交道，谁还敢相信？
我认为，这几年（1997年以来）合资企业对华为的市场开拓和企业形象树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一直把此事作为高人一筹的智慧之作看待。转眼之间，又要毁掉这些精心之作（我清楚记得，你为建立这些企业所花费的心血，如浙江、上海、铁道、四川、辽宁……），太可惜了。而且我总觉得，合资企业的作用远远没有真正发挥。尤其在通信业冬天来临之时，应当用它取代耗资巨大的办事处，并可以屏蔽许多风险。只是由于没有安排像样的干部精心管理，不免出点问题，不能因噎废食。
二是其他问题。算是提醒也好，多余也罢，建议慎重一些，以免酿成灾难。
1．这半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IT业通信业都在大滑坡、大裁员，包括朗讯、西门子、爱立信这些巨人企业，均不能幸免。这一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在此形势下，认为中国通信领域还会有“井喷”现象，不知是真的存在这种可能，还是纯粹为了动员士气。若为后者还则罢了，若为前者，会不会误导？
2．关于大量进人问题。前几年，华为大量进人，很多人（包括我）都很担心。实践证明当时这些担心是错误的。华为正是及时进了大批有用人才，才及时抓住了市场机会，赢得了大发展。但是，今年以来，销售额能保持去年的水平已属不易，在此严峻形势下，能不裁人就不易，但公司仍然招聘了五六千人，会形成大量冗员，而且也会造成巨大费用负担。
3．关于购置房地产。听说华为在上海、杭州一带大量置地，准备建立开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当此关头，现金流对公司生死攸关，把大量活钱变成死钱，对经营可能严重不利。
上次见你，给我的几篇文章，不只是认真拜读了，还发给全体干部，要求他们好好学习。我赞成你在《华为的冬天》中的一些判断（甚至觉得，全世界通信业的冬天已让你言中），但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身在冬天之中的企业，如何应对冬天、如何度过严寒，或者说，华为的棉衣究竟是什么，可能十分重要。如果在具体操作上，应对失当、判断失误，有可能会雪上加霜。
我相信，我上述担心可能是多余的。以你的经验和睿智，应付目前这点考验，应当不在话下。
衷心祝你健康，万事遂顺。
敬礼！
李玉琢
2001年8月9日
我的第二封信是与他讨论《华为的冬天》的。
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以纳斯达克的网络股为代表，IT成了全世界最疯狂的行业。2000年初，这股热潮传到中国，掀起的浪头丝毫不亚于近十年前的房地产热和股票热。但是4月份是个拐点，此后全球IT电信领域的投资一泻千里。当时电信“寒流”还没有殃及国内，许多学者还沉浸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幻想中。此时只有任正非表现出大企业家应有的敏锐，他高呼：华为的冬天到了，写出流传甚广的《华为的冬天》一文。
尊敬的任总：
有人将你6月7日和7月7日的两次讲话合并的会议纪要送给我，认真拜读后，深深折服您对整个形势富有哲理性深度的分析，也为您在困难面前所表现的清醒和坚定所敬佩。尽管我已离开电信和IT行业多年，但由于华为，我仍然对此投入很大关注，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有许多不解。您的分析，有让我茅塞顿开之感。
送我讲话纪要的人因为知道我对华为的发展始终关注，同时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说实话，由于我已离开很久，即使有什么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不可能像任总那样把握领域和企业的脉搏。不过，作为企业中人，我还是觉得有些操作性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既然任总认为冬天的来临是必然的，即规律性的东西，从道理上说，以您的明智和感觉，应当在冬天来临之前，比那些缺乏远见、盲目的企业家有更多的提前准备，不应当像别人那样，面临那么大的困难才是。然而据我所知，这次低潮，对华为的影响，也同样是严重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对手还严重，这也是不应该的吧。
第二个想法是，任总认为华为由于顺应和同步了时代（包括泡沫），因此有今天的成功，同时也承认这中间有过失误，有过泡沫，但失误是什么，泡沫在哪里，没有说，没有分析，我认为这不利于接受教训，也不利于应对目前的困难。
第三，在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您认为首先是扩大海外市场，从市场战略上肯定没错，但你也同时承认，这一次是全球性的，中国不行，欧美也不行。海外哪里行？为什么？这一点似乎没有说透。而且据我所知海外市场已做了5—6年了，应该总结一下，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投入产出比如何，但似乎从来没有认真算笔账。
第四点想法，您说华为的国内增长速度已下滑，但速度不能低于别人。
这种说法，似乎人的意志决定了上升、下滑或上升、下滑的速度、比例，这恐怕过于唯意志论了吧？如果这种事也控制得了，为什么还会下滑？
第五点想法，关于降低成本，您认为，在此情势下，要降低各方面成本以增加人均效益，但你的所有方法，实际上都在增加成本（比如加强海外力量；比如向同盟军——代理商让利；比如与国外联合开发；比如向县级地区推广等）而不是降低成本。两者是否矛盾？
第六点想法是，你认为目前的任务是生存。为了渡过难关，为了不死亡，暂时委屈自己，甚至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等待机会，这都不难理解。
但是纵观通篇讲话，对于这个低潮会有多久，高潮何时到来，似乎没有一个说法，这对于士气的激励很难产生效果。没有人在一个企业中仅仅为了生存而拼命奋斗，毕竟这世界还有其他比生存更好的机会。
第七，我非常赞成你所说的信息产业逐渐变为传统产业的说法，正如电脑已不再是高新技术产品一样。但你没有说，在传统产业领域中，我们靠什么，才可能比别人搞得更好。
李玉琢
2002年11月
大概三天后的中午10点左右，任正非打来电话：“李玉琢，我12点多要出国去马来西亚，你的传真我已转给纪平（主管财务的副总裁）。我给你打电话，说说你传真中提到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把莫贝克卖掉，一下子就裁去了将近2000人，流动资金也因此有了很大增加。至于各地的合资企业，有人告状，政府也有舆论，我不得不进行股权调整，而不是撤销。”他的解释非常耐心。
任正非如此重视我的传真，让我意外。但能向他如此提出问题的，恐怕也没有别人了。
尽管已经离开了华为，我却仍然与任正非探讨着华为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许在任正非的心目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资格给他说三道四，他也许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么做除了表达我的一番心意，还把这些思考作为一种自我的训练。
2001年底，莫贝克卖给艾默生的时候，莫贝克董事会秘书张建强打电话过来说：“李总，我代表董事会给您送一块金牌。”后来他到北京的时候，果然把刻着“创业纪念”四个字的金牌带给我了。这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二块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