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的名气如今已经如日中天，咸丰非常倚重他，太平军则对他十分忌惮。江忠源派出的探子回报，涢口和云梦的太平军得知楚勇将至，已经退回汉阳。江忠源想：德安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那里的防御还是必须加强。他派副将骆永忠率五百人赴德安防守，当即挥师收复孝感，将杨昌泗所带之兵调回汉阳。他现在可以回师汉阳了，当即率部从汉川进逼汉阳。接着，又听说汉川的太平军也已经闻风下行，于是江忠源决定进扎滠口。
江忠源所处的位置四处被水阻隔，但他无船可渡，只得取道三汊埠，打算将滠口作为进攻汉口的前进基地。他派员在牛湖搭造浮桥，准备向汉口推进。
江忠源回师武汉，暂时解除了武昌受到的威胁。可是他已经多次接到命他救援安徽的谕旨，而咸丰批准他留在湖北的上谕尚未送到。这使他处在两难的境地：武昌这边丢不下，皇上又催他前往安徽。但他认为，既然上谕都是在他奏报田家镇失事、敌军西进之前发下的，显然皇上那时还不知道湖北的敌情是何等严重。如今湖北也是重灾区，唐树义带兵无多，他必须暂留湖北协助，等到立定营垒、造成浮桥以后，进攻较有把握，才能遵旨前赴安徽。
十月五日上午，江忠源和唐树义进扎滠口，距汉口不过几十里。太平军派出船只过来侦探。刘福成下令开炮，击沉敌船三四艘，夺获大船一艘，并小有斩获。
当晚二更后，太平军突然张帆开炮，向下游驶去，到十月六日黎明，汉阳城外及汉口河内停泊的太平军船队全部驶离。江忠源下令用抬炮射击，击沉几艘敌船。其余敌船驶向中流，官军苦于无船，无法追赶。
江忠源急忙赶到武昌，与吴文镕和崇纶相见。他对二人毫无责怪之词，说道：“二位大人一时心急，为武昌担忧，参劾江某，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德安暂无险情，何劳皇上下令，我还不是自动回到武汉了吗？”接着，他向督抚二人提出田家镇江防的建议。
江忠源在武昌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看望刘长佑。他的这位战友此时已经病倒，江忠源只能在病榻旁与他相见。老友重逢，分外激动。江忠源从增援桂林到转战长沙、湖北与江西，都有刘长佑跟随，他深知刘长佑品行廉洁，深沉有谋，凡是营垒战守、军书筹笔及调和将弁，事无巨细，都非常依赖他。
江忠源说：“你好好养病，我等你病愈后一起东进。”
刘长佑道：“我这病一时尚难见好，若是安徽事急，你这个巡抚大人还是先去吧，我病愈后定会赶来。”
江忠源道：“印渠一日不在身边，我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此去庐州，吉凶未卜，我在庐州等着你！”
江忠源言语之中，已经透出他为朝廷效死的决心。他在几个月前已将上年在益阳找到的小老婆陈氏送回家中。离别时，他还不知陈氏已经有孕在身，后来从家书中得知此事，心中大慰。这位小妾能够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为朝廷战死，也就死而无憾了。
江忠源在武昌连日派出差探侦察敌情。探子回报：敌船或一二百只，或数十只，在距武昌六十里的阳逻以下至黄州一带靠北岸停泊。江忠源一时难以揣摩敌人的意图，但他知道敌军随时可能趁机驶回上游，于是他尽可能周密地部署武昌的防御。
这时有两名差人送来郭嵩焘的信函，江忠源得知这位好友已于十月一日抵达咸宁。他屈指一算，估计郭嵩焘十月十日之前可以回到湘阴。同一天，吴文镕转交给他曾国藩的一封来信。江忠源惊讶地发现，时隔一个月，曾国藩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乡勇的看法。湖南团练大臣听说了新宁勇在南昌求赏闹事，认为乡勇也是靠不住的。
对于曾国藩的这个转变，江忠源不能苟同，亲身经验告诉他，乡勇不但具有战斗力，而且是忠诚可靠的部队。新宁勇在南昌闹事，事出有因，只要指挥员多加注意，应该可以避免。他正在热烈地盼望王珍带领家乡的勇队前来，曾国藩此信，给他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江忠源焦急万分，连忙提笔给郭嵩焘回信，请他在回家之后立刻赶往长沙，一定要尽力促成增募乡勇之事。这时候，江忠源重任在肩，无法求助于外省人，只能对家乡人寄予莫大的期望。
江忠源不仅希望增加可用的兵力，还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助手，湘阴人左宗棠是他求贤的目标。他知道，武昌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已经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湘阴县城，次日归居东山白水洞。这位高人似乎对当局深为失望，甚至懒得再想国家大事，打算归隐山林，不再出山。他已得知官军未能扼守半壁山，导致田家镇的溃败，太平军又回到湖北了。对于未来的局势，他已经不抱幻想。
江忠源认为，左宗棠回家赋闲，实在是浪费人才。他跟左宗棠在长沙相识相知，共同谋划，并肩作战，对这位军师钦佩不已。如果此人继续为官府服务，那就是湖南之幸。但江忠源更希望左宗棠能够应他之邀前往安徽，只是不敢贸然启齿。他知道郭嵩焘是左宗棠的死党，请郭出面代为邀请，也许能请动这位高人再次出山。他请郭嵩焘转告左宗棠：如果左宗棠愿意出山，不是为江忠源一人而来，而是为天下人谋福。
其实左宗棠回乡之后并未清闲下来。骆秉章听说左师爷回到了湘阴，仿佛得到一个天大的喜讯。从长沙到武昌，他与左宗棠多有接触，早就看中了张亮基身边的这个师爷，对张总督羡慕不已。他想，如今左师爷回了家乡，只要把他请来辅佐，何愁治理不好湖南！如此一来，因防御不力而被革职的霉运，恐怕就再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了。
骆秉章觉得事不宜迟，赶紧把郑司马召来，叫他骑上快马，把他的亲笔信送到湘阴白水洞。郑司马第二天就来到左宗棠的面前，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左先生，这是骆巡抚带给你的信笺和银两，区区薄资，望勿见笑。骆大人说，先生见信后若能随在下去省城，他就是三生有幸了。”
左宗棠拆阅来函，匆匆览毕，说道：“郑司马有劳了。请回禀中丞，宗棠辱承厚爱，只恐才薄识浅，无助于中丞大业。中丞的厚赠更是不敢领受。司马请回吧。”
骆秉章第一次邀请，碰了个钉子。左宗棠说他“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但骆秉章没有死心，他摇着大蒲扇，心中念道：左季高啊左季高，不管你还想不想做诸葛亮，老夫却一定要学一学刘备。茅庐须得三顾，第一次请不来算什么？老夫还要二请三请，直到把你请来为止！想到这里，他高喊道：“来人啦，我要再写一封信函，找个稳妥的人送到白水洞，看看左先生怎么说。”
骆秉章执意要请左宗棠出山，因此，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要请左宗棠，就得跟湖南的巡抚竞争这个人才。
乡勇究竟行不行
曾国藩对乡勇的怀疑，使江忠源陷入困境。如果说正规军和民兵都不可靠，那么朝廷还能依靠什么武装力量呢？他这个安徽巡抚又能带领什么部队作战呢？他意识到曾老师眼下有些走极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虽已拜托郭嵩焘去做曾老师的工作，希望能够扭转曾老师的认识，但他觉得还需要亲自再烧一把火。经过几天的思考，他于十月十六日给曾国藩回信，陈述增募乡勇的必要性。
江忠源指出，乡勇未必都不可靠，问题在于指挥员不得其人。潮勇、捷勇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湖南的乡勇大不相同，其中有几支部队在长沙都能杀敌，已为实践证明是劲旅。后来邓绍良把他们带到镇江府城外，他们就变质了，淫掠杀戮，激起百姓的愤慨。百姓向太平军投诉，自愿为太平军做向导，顷刻之间，邓绍良全军溃散。多亏和春接手指挥，加以训练，又稍稍成军。这说明只要指挥员得人，乡勇还是能用的。湖南各地的乡勇当中，新宁的楚勇比较驯服，未曾出现弊端；之所以发生南昌哗变，是因为其中有小人教唆。由于指挥员跟士卒亲密无间，掉以轻心，所以未能事先预防。
江忠源又以湘乡勇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湘乡勇本来比新宁勇更加驯服，但在低劣的指挥员手下，八月二十六日也有一支部队为了索赏而几乎哗变。可是罗泽南的湘乡勇很守纪律，王珍的湘乡勇也很听指挥，因为指挥员都是杰出的书生。
广勇在南昌保卫战中的表现，也是江忠源举出的一个例证。广勇本来最为跋扈，向荣将之解散，张亮基却将他们收拢，派到江西增援。江忠源本来不想要这样的援军，但又担心不收他们，会把他们逼向敌军的阵营。江忠源只好令他们驻扎在南昌城外，而留心管理，结果他们为保卫南昌出了大力。
江忠源总结说，由此看来，乡勇出现问题，原因不在于士卒，而在于指挥官。只要多找一些像罗泽南、王珍这样的指挥官，就可以发挥乡勇的优势，避免乡勇的弊端。
在曾国藩对团勇部队产生怀疑的时候，江忠源给他打气，并且指出办好团勇的关键在于将领。江忠源此时转换了角色，似乎已不再是曾老师的学生，而是向曾国藩传授自己的经验。他不仅希望曾国藩增募团勇，还指望他牵头统帅湖南团勇，成就剿平太平天国的大业。与其说，他已经预见到湖南军队和曾国藩在这场战争中将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如说这是他在慷慨激昂中的热烈期盼。他说，如今逆贼据有长江之险，官军只有多造船筏，广制大炮，训练水勇，首先肃清江面，才能扭转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各省的被动局面。然而天下人才，能够办成这番大事业的人，只有你曾老师一人；而能够率领战船、指挥水勇与敌军在波涛险隘战斗的将领，只有我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和王珍寥寥数人。
江忠源指出，现在全国大局危难，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请求曾国藩与他联名向朝廷奏报，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湖南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他还说，他要在淮南收集奇杰，以为应援。
江忠源即将主持安徽军政事务，幕府中缺乏人才，如今身边只有一个博学多才的邹汉勋。他向曾国藩请教，安徽的绅士，除了吕贤基和吴廷栋以外，是否还有可求之人？他希望湖南的左宗棠和刘蓉诸君子能来助他一臂之力，请曾国藩为他邀请。
然而江忠源时运不济，未能得到左宗棠的辅佐。郭嵩焘确实带着他的嘱托去探了左宗棠的口风，看看这条卧龙是否愿意为天下人而出山，但郭嵩焘未能说动柳庄的庄主，江忠源只好直接写信给左宗棠，“用词弥苦”，苦苦相求。
在左宗棠心中，江忠源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但他知道，此公临危受命，兵单力薄，疲于奔命，前途未可乐观。他狠下心来，谢绝了江忠源的邀请。
曾国藩收到江忠源的信函以后，也来帮江忠源求贤。他请左宗棠训练三千名乡勇，训练好了，就由他带着这支部队去增援江忠源。换言之，他想要左宗棠取代王珍去增援安徽。这个提议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在乱世当中，谁都希望自己手中握有枪杆子，何况左宗棠本来就是带兵打仗的料子。可是，在左宗棠看来，单单是拥兵三千，还是无法挽回颓局，他拒绝了这个诱惑。
胡林翼也来信了，他始终保持一副热心肠，力劝死党建功立业。可惜他自己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中央组织部门推荐一名下岗的县级干部去当部长以上的大官，不然他早就给皇帝写推荐信了。
请求出山的呼声如此之高，左宗棠充耳不闻。他对夫人周贻端说，左宗棠这个名字，从此以后要在尘世间消失了。
左宗棠跟出家人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而江忠源虽然登上了高位，却至死也无缘得到这位高人的辅佐。由于曾国藩变卦，王珍也未能率部随他作战。江忠源得不到来自家乡的支持，只能做一位孤独的新巡抚。
且说江忠源在武昌危急时不忍突然离去，湖北大员都已知道，这位救火队的队长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他应当立即前往安徽上任。此时皇上给了他自行决定去留的方便。咸丰说，湖北和安徽相连，哪里紧急，他就可以去哪里，不必拘泥于朝廷的成命。也就是说，如果江忠源不愿去安徽送死，他完全可以不去，也不算违抗旨意，皇上给了他选择的特权。
如果换了别的人，也许就留在武昌了。这里也是前线，留下不算苟且偷安，也是为了保卫疆土，完全说得过去。但江忠源是个认真的人，他知道庐州那边吃紧，而武昌的敌情已经缓解。他对幕僚们说：“我前次没去增援凤阳，是因南昌比凤阳更急；现在安徽的军情更紧迫了，我不马上前往，何以面对那里的父老子弟？”
朝廷刚刚任命的安徽省长，决定送死也要去上任。下定决心之后，他在斟酌究竟带多少兵力过去。这个问题，也可以由他自己决断。他的亲信楚勇，以及他从江西带到湖北的云南营和四川营，都可以随他而去。他很想把这些部队带赴庐州，但武昌的防卫似乎离不开他们。太平军虽然撤走了，但离武昌只有一百多里，顺风时溯江而上，飞快就能抵达。江忠源不忍削弱武昌现有的兵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和音德布一起，带领在田家镇收集的一千四百多人先行赴皖，等到敌船全部退出湖北，再把留驻武昌的旧部调入安徽。
十月十一日，江忠源从汉口起程赴任，打算从黄陂一带取道六安，直赴庐州。为了筹划安徽全局的作战，他已派出哨探，侦察安庆和庐江的敌情。这时候，吕贤基驻扎舒城，代理安徽巡抚刘裕珍驻扎庐州，正在急盼他的到来。敌对阵营内，胡以晃也在加快行动，率太平军主力直扑集贤关外，向北攻击，于十月十四日攻克桐城。
江忠源走后，湖北的情势立刻恶化。唐树义一肩担任湖北的战事，打得颇为艰难，一仗获胜，一仗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