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既是攻读研究生就应该着重于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并不主张我们多听课，而是要我们开始学习搜集资料，独立研究问题。同时他强调研究革命史面要宽一点，他根据毛泽东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关于研究近百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号召，要求我们三人从五四时期开始按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分别选择研究课题。我个人在胡老师的提示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确定以《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作为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就这样一篇不太像样的习作，当年交给胡老师后，胡老师却作了认真地批阅。在我的论文稿上，他认为有可取的地方，就用红笔批道：‘这一材料好’，或‘这一分析也好’。最后胡老师还为我的这篇习作写了两段评语。重读这篇评语，不仅感受到胡老师对自己的栽培，更看到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学生所倾注的心血。为此将其抄录如下：
所写五四前后社会经济状况，工人阶级及资产阶级状况，材料与分析均尚好，特别是发掘了一些较新的具体材料，使问题的阐明能深入一步。观点也是正确的。材料的处理也还有系统。
但有些材料的准确性的研究和说明不够，引用时应说明其出处和可靠程度；写数字、比例和表格应更加强科学性。五四前后经济材料还不够全面，还可多研究一下中国海关方面的材料，工人阶级状况还可进一步作较详研究。
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是很有意义的。农民和农业方面材料未研究，是一个缺憾。
胡华
五六年三月
评语前面一段是对学生所作努力的肯定和鼓励；而后面一段则是体现了一位严师对学生科学性训练的严格要求。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惭愧得很，作为胡华老师之徒的我，后来的修行并不好。不但没有如老师所期望的将这个最初的课题深入研究下去，而且老师评语中所指出的缺点，一直也没有能彻底克服，在科研上的浮躁之气也还是时有所现。但是，应当承认，把我最初引进科研大门的正是胡华老师。我永远不能忘记，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培养了搜集资料，独立研究问题的兴趣，而后来增长起来的科研能力，正是在这种兴趣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1954年5月至7月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中国近代史讲座”，意为帮助首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系统地学习我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
讲座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七讲，每星期举行一次，分别由荣孟源、王崇武、邵循正、刘桂五、胡华等主讲。胡华讲了《五四运动》。出席听讲的有：老舍、洪深、曹禺、赵树理、谢冰心、陆柱国、马少波、贺敬之、陈白尘、于蓝、张云溪、刘开渠、华君武、彦涵、赵、周巍峙、连阔如、王亚平、陈锦清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界人士九百多人。其中耄耋之年的名演员萧长华、画家陈半丁也参加了听讲。
1954年7月28日上午，胡华到颐和园景福阁出席由胡锡奎副校长主持召开的校务会议，讨论人民大学办学规划，到会20人。中午吴玉章校长在园中雅静轩住宅请吃饭，然后开会至下午5时。吴玉章校长传达中央政治局决定，人民大学今后办为培养马列主义师资、财经与政法干部为主的综合大学，这是适合国家需要的方针。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下年度学生将由7000人增至8000人。
8月2日至6日，胡华参加了高教部文科教材和科学研究座谈会。该会由黄松龄部长、张稼夫副院长主持。胡华熟悉的吕叔湘、李何林、吕振羽、刘桂五等学者出席。在历史大组会讨论教材问题时，胡华发言主张：1.大纲统一，教材评选，讲稿不必统一；2.大纲、教材编选，应因地制宜，适当集中；3.科研首要任务是编写教材，专题研究应与教学结合。6日上午9时，在文津街3号科学院二楼召开总结会，黄松龄部长采纳胡华等专家的意见指出：1.教学计划：历史加强亚洲史；文学开方言学。2.教材：因地制宜；拟集中人才编大纲及教材。3.科研应为国家建设及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研究应与此结合。
8月7日下午，胡华与何干之、程秋原、王立、吴英应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邀请到萃华楼参加出版计划讨论会。与会有：向达、黎澍、刘大年、侯外庐、吕振羽、尚钺、金灿然、王子野、史枚、张郁兰等。胡华发言主张：1.编写出版“亚洲史丛书”；2.出版《世界现代史》；3.多出现代史资料，并翻译日、俄文此方面的国外史著；4.出版近百年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史，尤其是经济史；5.出版史学工具书。
这年，胡华还参加了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的讨论。10月12日，胡华与何干之、龚古今出席“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会议，为浮雕设计提出意见。会议由曾平、宋硕、刘开渠主持，刘昂、王禹夫、张凌青、刘弄潮等到会。一直崇拜革命英烈的胡华在会上提出建议：应以有代表性的英烈形象为创作主题，不要搞成历史连环画。
1955年1月4日，胡华所在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通知：北京市和高教部的党组织已于1954年11月15日批准，该党支部曾在1953年12月26日所呈报的“关于取消胡华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意见”。所谓“勾结资本家”出书和“放高利贷”的风波，至此画上了迟来的句号。胡华在4日当天因患结肠炎，在服用施今墨大夫所开汤剂。晚10时半，他记道：“今日感觉精神很好。今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不骄不躁，努力对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来。”他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始终坚持一点：向前看。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并亲历该校“三反”运动的李新曾在其回忆录中说：“‘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
1955年1月15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发表胡华撰写的《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十五周年》，全文五千余字。1月17日上午，由于“出书风波”受到牵连和批判，已经调到历史系从事近代史教学的戴逸来告知胡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撰写《中国近代史讲义》。作为曾经的导师，胡华为此非常高兴，表示由衷的祝贺。2月15日吴老来信，要胡华帮助准备“辛亥革命”的报告，拟在政协演讲，胡华复信，表示欣然效力并促吴老开始写自传。
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学术委员会即将成立之际，1955年8月25日晚，李新来与胡华谈，征求他对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参加人选的意见。胡华建议请何干之参加。10月25日，除了何干之，中国科学院还颁发了以郭沫若院长签署的“兹聘请胡华为本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聘任书。
几度春去秋来，一直由胡华担任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夜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函授教育站）的学生们即将返回中央机关等单位的工作岗位。10月30日下午胡华到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另一校址），出席夜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大会，吴玉章校长讲话，崔耀先书记总结。5时，胡华陪吴老与优等生合影。
11月1日下午，胡华出席人民大学召开的理论课工作会议，由胡锡奎副校长主持，聂真副校长报告“理论课改造思想问题”。高教部、中宣部高岚、杨化南等参加。胡华在发言中提出：一、提高讲授战斗性；二、系统进行对各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三、改造思想从政治思想、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三方面入手。后二者着重影响共产主义立场与人生观及唯物观点等五大观点。建议“全面规划”并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整个结合，逐步达到。会上高岚、杨化南等同意胡华意见。
胡副校长总结也同意胡华所提“全面规划”的意见。
10月8日，胡华在《人民大学周报》第六版发表《五年来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一文，他说：“五年来，我室得到了吴老和几位副校长的亲切关怀和领导，得到了教务部的直接领导。由于党和领导上的正确领导，才使我们能够为党、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做了一点点工作”“我室的教员，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提高，现在，大多数教员已能对这门科学作正确的讲授，有独立研究能力的教员已占全体教员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回顾我室五年来的工作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觉得千头万绪，我们要学要做的东西太多了。实在的，我室目前正像一个五周岁的孩子，各方面都很幼稚，都需要学习。”
11月14日下午，胡华与何干之作为被聘委员，出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会，委员还有王崇武、田家英、刘大年、刘桂五、罗尔纲、邵循正、金灿然、胡绳、范文澜、荣孟源、黎澍，共13名。34岁的胡华跻身其中，是最年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批判胡适
1954年至1955年，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组织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个思想批判运动，最初是由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引起的。1954年九十月间，李希凡、蓝翎先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
10月16日，毛泽东指出，两篇文章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毛泽东从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引申到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在文化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
10月31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举行多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
11月2日下午，胡锡奎、聂真副校长与何干之、胡华、王南、谢韬谈话，讨论人大如何开展对胡适学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问题。
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副校长胡锡奎、聂真和中国语文教研室、哲学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等单位教员。胡锡奎副校长发言指出，这次《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意义，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巩固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他号召全校积极地参加到这一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中，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各方面展开学术批评，划清思想界限。他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反对“权威”思想和粗暴的主观武断的态度，要深入地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专门业务，用真理去说服人。
会上，胡华与汪金丁、尚钺、何思敬、曾宪楷、吴容、何洛、王南及李希凡等发言，从多方面批判了胡适学派在学术领域中所散布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观点、方法；批判了俞平伯运用这种观点、方法在研究《红楼梦》中所散布的流毒；并对《红楼梦》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主要的社会内容，作了概括的分析。
胡华的发言从社会历史层面分析：“一、对乾隆所进行的战争性质如何估计？是否可以说它有进步意义？扩大了版图和国内外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二、当时土地占有关系问题，是否当时土地兼并的倾向，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少数大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情况？是否中小地主占有土地仍是主要的。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萌芽程度如何估计？是否能说康、雍、乾三朝工场手工业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是否可以说在康熙年间，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达到了能够和满清封建地主统治者相对立这样一种强大的程度。四、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在曹雪芹的时代流行的情形怎样？黄、顾、王等思想的主流应该怎样估计？
他们的思想主流是民族思想，还是代表资本主义意识、市民思想。五、如果说《红楼梦》的作者是基本上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是否能推论说《儒林外史》、《镜花缘》的作者也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胡华以提出这五个《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取谨慎态度，做了“论应从史出”的学术性表态。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进一步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
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批判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3月，共举行21次。在这期间，全国各报刊陆续登载大量文章，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并延伸到在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以肃清胡适思想的影响。
连日来，胡华按学校的部署，抓紧阅读有关材料，赶写批判胡适的文章。
1955年1月7日晚，胡华看胡适1938年、1940年日记和与汪精卫、蒋廷黻、陶希圣等往来电报。8日上午，出席教研室胡适批判研究动员大会。1月11日上午，与何干之研究胡适批评题目。1月12日，写出提纲为：（一）胡适派怎样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二）胡适派怎样为剿共献策；（三）从新贵到汉奸战犯。1月13日，开始看胡适自1949年12月迄今发行之全套《自由中国》杂志。1月14日下午，续看《自由中国》，其中讲“大陆”大学必修课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曲解历史；又骂钱俊瑞、艾思奇、何干之等为“花言巧语”；胡华看了陈纪滢撰文《萧军之死》记道：“把前几天在我这里吃饭的萧军说成‘已被害死’，在那里致‘吊唁’。造谣已到了不堪的程度。”1月15日，胡华看《人民日报》
所印“胡适批判参考资料”，拟广泛阅读批判胡适的文章后，写一篇概括性的论文。1月16日，翻阅胡适批判材料。再度考虑批判论文提纲，拟分为：（一）胡适派怎样反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二）胡适派——蒋家朝廷的诤臣和“剿共”的策士；（三）胡适派——降日阴谋家和内战战犯。1月17日，考虑论文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