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族融合，元朝婚俗的多样性逐渐凸显，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的多妻制。对这种现象，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不过，有妻再娶妾仍被允准。
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有人也不再依从本俗。着名的例子有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岁时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宁死不从，使丈夫的两个儿子惭愧不已。对这样的事，元代官方都给以默许。
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元廷对此的政策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然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又规定可以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到了至元十二年，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剧，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受到禁止，如果犯了要被处以刑杖。《元典帝》载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断离之例，以后遇有同类案件，即以此例为依据审理。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进一步下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这“诸人”
就是指的是汉人和南人。
虽然元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民族融合不仅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还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你知道元朝的“铺马圣旨”吗？
驿站制度在元朝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在维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凡官吏御命差使，如为一般公事则由省部发给文书，称为“铺马圣旨”，乘传前行，有密命则佩带金字或银字圆符以行。
一些官府的物资，也依靠驿站，利用车、牛转运。根据估计，全国站户至少在三十万以上，较之军户或更多，他们可以收取一定的过路钱，但也需要给朝廷加纳沉重的赋税。
一般来说，北方的站户比南方的站户贫苦。北方的站户终岁营生，仅能满足温饱，南方站户都很富有，特别是大都至上都间十二站的站户，因为靠近首都来往行人和物资很多，可以收取很多利税。但是这里每年皇帝巡行，诸王、官僚及使臣来往频繁，因此役也最为沉重。
此外，京南一带、河西走廊及南方等某些交通要道，站役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经常出现牲畜过于劳累倒地死亡的现象，再加上往来官员每到一处都要招待饮食，如果招待不周便会受到鞭打。这样在重役的迫胁下，站户或破产逃亡，或投身于寺院。
甘肃行省在大德七年勘查：“六十年前的三百家站户到现在只剩下一百七十六家，大部分已经逃亡或者破产。”随着站户的破产流亡，驿站制度也日趋于崩坏。
虽然驿站制度带给人们沉重的税负负担，但它在加强各地联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耶律楚材为何被称为“社稷之臣”？
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被时人誉为“社稷之臣”。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玉泉，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文广识、精通天文地理。刚开始在金朝做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知道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此时，耶律楚材已对腐朽的大金王朝失去信心。面对困苦不堪的百姓，他决定辅助成吉思汗，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吉思汗十四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因此备受成吉思汗器重。二十一年，耶律楚材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大大改善了当地的贪敛之风。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耶律楚材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窝阔台汗颁行《便宜一十八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耶律楚材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耶律楚材的主张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保留了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并使其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受到排挤。公元1244年的5月14日，耶律楚材悲愤而死。耶律楚材一生为元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社稷之臣”。
谁被称为“布业始祖”？
黄道婆创制新型纺车，教授人们纺织技巧，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受到百姓的敬仰。人们为了纪念黄道婆，在清代的时候，尊奉她为“布业始祖”。
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妇。因不堪虐待，逃出去另寻生路，躲在黄浦江边的一条海船上，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流落异地的黄道婆无依无靠，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把他们的纺织技术传授给她。
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并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黄道婆始终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黄道婆返回故乡。
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为普及。虽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十分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总结了一套先进的织造技术，促进了那里棉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等棉织物图案美丽，远近畅销，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衣被天下”的美名。同时，黄道婆在纺纱工艺上更创造了新式纺车，高效且省力，为大家广为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
黄道婆带动了凇江地区的繁荣并大力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许衡为何被称为“元代一人”？
许衡（公元1209～1282年），字仲平、号鲁斋，祖籍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他一生殚精竭虑，对元初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衡幼年聪明勤学，所提问题甚至使老师不能作答。他喜欢《中庸》、《大学》，身体力行，为时人所敬重。公元1232年，蒙古兵渡黄河南犯，许衡逃难到山东徂徕山研究《易经》。不久又辗转到河北大名，设馆教书。在途经河阳时，逃难之人纷纷摘路旁之梨解渴，独许衡不摘。路人说：“兵荒马乱，梨树无主！”许衡说：“梨无主，我心有主！”可见他德行高于常人。
公元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召许衡为京兆（西安市）提学。许衡入秦后，广设学校，大兴理学，使得秦地学风转盛。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为元世祖，许衡被召入京为太子太保，被授国子祭酒。公元1265年，许衡升中书左丞、中书省议事。次年，世祖命许衡辅导宰相安童，许衡感恩世祖诚意，上奏《时务五事》，提出很多宝贵建议，对元初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公元1271年，世祖开办太学，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为蒙古贵族子弟授课，培养出很多栋梁之材。
公元1276年，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事与王恂、郭守敬共同研制新历。许衡与郭守敬研制仪象圭表十二种，建立了观测台27所，编纂成新历书《授时历》。《授时历》成，许衡思虑过度，身心憔悴，于第二年3月2日卒，寿73岁，葬于祖籍。公元1297年，元成宗诏赠许衡为司徒，封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文正。公元1304年，他的门人郑冲霄为新郑尹，在县城南街建祠立碑纪念许衡。
许衡一生志存高远、为民为国，生前鞠躬尽瘁，死后受到朝廷的嘉奖和民间百姓的纪念，更被后世称为“元代一人”。
元代首任帝师是谁？
八思巴（1235～1280年）出身名门望族，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3岁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八思巴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
十一年（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渊博学识和谦虚谨慎的八思巴深受忽必烈的赏识，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宪宗七年（1257年），八思巴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
元中统元年（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八思巴还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至元二年返藏，建立起藏族史上着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
六年（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八思巴字”，颁行全国，促进了元朝文化的发展。次年，八思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十三万户。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思巴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用，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
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仁宗时还为八思巴修建了帝师殿。
八思巴作为佛学大师，一生着述颇丰，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等，同时，八思巴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中国版图的确立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朝哪位皇帝主张以文治国？
在元代各个皇帝之中，文宗图帖睦尔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所以，他在位期间非常注重文治，建立了专门掌管文化事务的机构。
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专掌进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帝王之治，由学问深、声望高的朝官担任学士等职务。八月，在奎章阁学士院之下设艺文监，秩从三品，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在设立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当年，文宗又下令编纂《经世大典》，以记载元朝典章制度。九月，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的官员着手搜集、整理本朝的典故，按照《唐会要》、《宋会要》的体例，编纂《经世大典》。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又修成《皇朝经世大典》。这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着。
在组织编纂《经世大典》的同时，文宗还十分注重教育。文宗不仅自己听学士们讲解治国之道，而且下令所有勋贵大臣的子孙都要到奎章阁学习，并任命翰林应奉揭奚斯（奚字原有人字旁）担任授经郎，负责讲授。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奎章阁的官员共同主持对国子监学生的考试，合格者按考试成绩的高低分级授官，不合格者继续留校读书，不得授予官职。
此外，为表示对儒学的重视，文宗还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办法，册封先贤及其亲属。在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思晦的请求下，加封孔子之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大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孔子之妻并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这是文宗在用加封儒学先圣先贤的办法家提高儒学的地位。
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文宗去世。文宗在位期间虽短，但他所提倡的文化治国策略影响久远，大大促进了元朝的文化繁荣。
成宗为何被称为“守成之君”？
成宗内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规为务，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病死。忽必烈生前决定立孙子铁穆耳为皇太子，在其儿媳真金妻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的主持下，月律鲁、伯颜、不忽木奉行遗诏，与右丞相完泽、御史中丞彻里等拥立铁穆耳即皇帝位，是为成宗，蒙古尊号完泽笃汗。
成宗即位后，内政继续遵循忽必烈的成规，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
他尊孔崇儒，争取蒙汉儒臣的拥戴，同时又任用色目官员管理财赋。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暂时稳定了朝廷的政局。但是，在以守成为方针的成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紊乱，钞法败坏，朝廷政治更加腐败。
蒙古旧例，忽里台选汗大会之后，与会诸王都要接受新汗的赏赐。为了争取蒙古贵族的支持，成宗滥加赏赐，三个驸马的赏银就超过十二万两。大量赏赐使朝廷内帑空虚、国用不足，成宗便大肆动用钞本，结果形成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国家财政愈加困难。
成宗实行守成政治，以缓和蒙、汉、色目官员间的冲突，各级官员却因此越来越因循腐败，最后导致朝廷内贪贿成风，连右丞相完泽都曾接受过朱清、张珪的贿赂。
但成宗从不加以过问。有人向成宗揭露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受贿事，成宗虽然下诏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又都相继恢复原职。成宗晚年多病，朝政由赛典赤·伯颜和皇后卜鲁罕等把持，外戚、大臣专权，在他们的统治下元朝的统治更加腐败了。
成宗的守成政策，循规蹈矩、依循旧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的安定，但他放纵了国家的弊病，最终积重难返，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元末最后的贤相是谁？
脱脱（1314～1355年）亦作托克托，蒙古族，字大用，蔑里乞氏。他曾两次为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大行文治，史称“更化”。这些措施对纠正伯颜擅政时的倒行逆施，解决尖锐的社会危机，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脱脱在当时被称为“贤相”。
脱脱自幼养于伯颜家，跟从浦江吴直方学习。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脱脱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除掉伯颜。在“入绍大统”8个年头（1333～1340年）后，顺帝罢黜伯颜，以清算文宗系的势力为起点，迎来了他亲征自立的时期。这一时期脱脱两次被任命为相，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大行文治，史称“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