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商民终于想起赵尔丰，求其出面稳定局面。
赵尔丰稍事犹豫，还是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速到衙门受抚。
谁知却引火烧身，立刻有人怀疑赵尔丰就是兵变的幕后主使。
赵尔丰怒了：“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于先？”意即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
然而，硬邦邦的辩解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来更多的矛头。
兵变最终由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军事部长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增加政治筹码，一向瞧不起同盟会的尹昌衡火线入党，稳住了各方势力。
兵变得有个说法，新政权也亟须立威，尹昌衡决定用赵尔丰这只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实根基。
然而，巡防营还在赵尔丰手上，兵精粮足，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他倾诉衷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须鬓皆白的赵尔丰久病卧床，心力交瘁，轻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写手令将巡防营三千人马交予尹指挥。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带（营长）陶泽锟率人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日，明远楼。公审大会。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压压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
1911年6月7日，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露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日，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日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日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兴奋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色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上海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缝的体制。
怨怒交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塞）……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阳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chou），民物欣凫（fu）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a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兴奋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每个二十岁的青年所讨厌和反对的那个六十岁的老朽，都将是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才是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还令人绝望的宿命。
天下归心的袁世凯能否跳出这一梦魇，暂时还无人知晓。唯一清晰可见的是，清廷终于倒台。
这在绝大多数国人心里，已是一件注定迟早发生的事，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过去的十年里，内忧频仍，外患日紧，傲慢的王公贵胄却从未显示出一丝应变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财政崩溃之际作壁上观，拒绝伸出援手。
自李鸿章陨亡，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总算轰然倒塌时，宛如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让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冒着绵绵阴雨，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不久前，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过来参加开工仪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咨议局诸公，谁不想结识这位名满天下的商业巨子？
起身时，张謇听说督署辕门前挂出了三个革命党的人头，心下一沉，抓紧订了当晚八点半的头等舱船票。
一众绅商来到江边恭送张謇，只见对岸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轮船开动后，张謇站在甲板上，聆听着隐隐约约的枪声，心情复杂。
他是吼立宪吼得最凶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国乱之人。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倡议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还是为了稳定。
毕竟，张謇的商业帝国已辐射到了长江上游，若时局动荡，官员可以举家移民，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则避无可避。
在日记中，他凝重地写道：
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如贝娄所言，毁灭总是轻易而寻常；又如艾略特所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中亚有过多少王国，而今唯余莽莽黄沙，谁会真的为之叹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叹明之亡的《桃花扇》方才传唱了两百年，舆图便又换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就是一首单曲循环的死亡金属。
当年甲午败绩，李鸿章收到幕僚的报告：“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其实，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萨特曾说，人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地来来往往。
人所面临的无穷选择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抉择。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起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从而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这种内与外之间的游移、冲突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欢乐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有着种种遗憾，但对自由的向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话说当年德军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却在日记里淡定地记录自己购物、游泳之类的琐事——这是他的权利。
罗素总结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见，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诛地灭。
更本质的原因，托克维尔已经说得很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中国的统治者喜欢将人民称作“群众”。“群”字的繁体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统御着散乱如羊的臣民。汉字改革后，“群”字成了左右结构，看似平等，但在中国文化里左尊右卑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群的恭顺。
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政治的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被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与历史。
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哈维尔描述的景象：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践踏下属。专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依旧可以发挥政治与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因为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只要人们仍能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可运转良好。
人，是向往自由的；但人又是懒于思考、习故安常的。因此卢梭讽刺道：“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群氓的集体无意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勒庞赌气般断言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
清楚了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为什么是1.435米，你会发现这话还真没乱说。
早期铁路的宽度遵循的是电车的轮距，电车遵照的是马车的轮距，马车又是按英国马路的辙迹设计的，源自古罗马的标准：1.435米。
罗马人为什么以此为战车的轮距？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考虑到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该设备的宽度也是由铁轨决定的。于是你会发现，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人类上天的事，隐藏在背后的逻辑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就像鲜有人思考执政党是否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军队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个人这类常识性的问题。
拉丁格言有云：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但这话搁中国，也许得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不过，你以为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吗？自命不凡的天朝混到1911年，终于倒大霉了。
阳夏之战
汉口古称夏口，因此汉阳、汉口总称阳夏。
经过四十天血与火的厮杀，北洋军攻占汉口，却遭遇了噩梦般的巷战。
革命党提着脑袋造反，早已自绝后路，个个奋勇杀敌，不作他想。首义时曾在楚望台立过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犹骂不绝口，毫无惧色。
见革命军像打了鸡血一般，冯国璋大怒，下令纵火。
顿时，烈焰延绵三十多里，烧掉了十分之九的城区，只剩一片焦土和废墟。
汉口沦陷。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一个让黎元洪眼前一亮、以手加额的救星降临武昌。
黄兴。
比孙文小八岁的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远较前者为高。
章太炎曾倡议：“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压根儿没孙文什么事。
章士钊也称，自己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以光明磊落、任劳任怨的黄兴最易交。继而评价道：“孙、黄合作，最理想不过。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喝传统墨水（秀才）。”
其实，珠联璧合的孙、黄，本质的区别在初识后的一个月内便展露无余。
当时，同盟会成立，孙文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生怕别人不知自己在造反。黄兴觉得还是低调些好，闷声造大反，把“革命”二字删掉，众人一致赞同。
实干兴邦的黄兴和浪漫派诗人孙文之所以磨合无间，盖因前者具备国人身上稀缺的配角意识，甘当绿叶。
黄兴曾自述：
我革命的动机，是少年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金田起义后，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本来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的是，因他二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同盟会发生过多次“倒孙”风波，若非黄兴坚信革命不能怀有私心，拒绝取而代之，洪杨故事早就重演了。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对军事并不专业。之所以在同盟会取得一人之下的地位，除了每次起义都躬亲策划、身先士卒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彼时，留日的陆军士官生里，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如李烈钧、尹昌衡、程潜等，皆为一时之选。
由于是官派留学，精英里的精英，回国后便可掌握兵权，因此要做好保密措施。
于是，这帮人平时都不去同盟会总部，只跟黄兴单线联系，入会证也统一交他保管。
日积月累，黄兴在革命军人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当他出现在武昌时，城内士兵，奔走相告，并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
黎元洪拉着黄兴的手，兴奋道：“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鉴于黄兴屡战屡败的造反履历，黎元洪不指望靠他打跑科班出身的冯国璋。之所以高兴，完全出于有人接过包袱，自己如释重负。
宋教仁（1882—1913）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欲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于黎元洪之上。
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吴兆麟极力反对，认为此议会导致内部分裂，不如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众人均无异议，黎元洪当即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仪式走完，主次揭然，黄兴人望再高，也不过是黎元洪的手下大将。
由此可见，段祺瑞对黎元洪的评价“貌似厚重而实有权术，外似深沉而内有心机”还是很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