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恺老家是农村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两个姐姐初中便辍学打工，供出了他这一个大学生。于恺也算出息，大学期间就一直自己在外兼职挣生活费，没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毕业以后应聘在一家快销品公司做业务员，除了工资不高之外，一切也都算顺利。
于恺刚工作的时候，手头没有什么单子，基本靠着几百块钱底薪过活，只能勉强糊口，最难的时候他连着吃了三个月的馒头榨菜。不过也许是从小吃惯了苦，这样的日子并没有令他产生挫败感，反倒激起了内心的斗志。
最先被于恺的坚持打动的是杭州一家连锁超市叫张瑞峰的经理，但是那个时候这位经理对超市产品的采购标准并没有话语权，所以对于恺的业务也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会主动给于恺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但凡自己能帮得到的忙，无论大小，都会尽心尽力。
于恺就这样在公司不温不火地工作了大概半年之久，直到是二零零一年底，我们迎来了一个举国振奋的消息：中国加入了WTO。这对国内很多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赢得了世界市场，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世界的竞争。许多企业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时间还难以适应，陈旧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没办法及时转变，导致企业的经营压力陡然增加。
于恺工作的这家公司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超市里同类的竞争品仿佛一夜之间摆满了货架，自家产品的销量受到了严峻冲击。而对于于恺，本身手中稳定的合作商就不多，如此一来，横在自己面前的推广门槛变得更高了。
正在于恺一筹莫展的时候，张瑞峰为于恺引荐了一位贵人，也就是他的堂弟，张瑞民。
张瑞民能在杭州留下了，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张瑞峰的。
张瑞民当年闲散在老家，没有一个正经出路，老叔看着自己这二十好几的大儿子成天没个正形，心中甚是苦闷，便将他送到了杭州，恳请张瑞峰帮帮他这唯一的亲堂弟。
那时张瑞峰任职杭州下辖的一家粮食管理所的所长。中国九十年代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吃穿用度都是规定有相应的标准，且要凭各种“票”领取，“粮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而“粮所”便是主要负责收粮和供大家打粮的单位。
张瑞民这个人，虽然不是一个肯吃苦的人，但是脑子灵光，投机取巧的点子说来就来。到了杭州，他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哥的工作性质，一拍脑门就提出了个建议：“咱俩倒粮吧！”
张瑞峰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觉得风险太高，万一被抓到，那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从此就断送了。但是，当张瑞民把赤裸裸的利润给他列出来之后，张瑞峰心中抑制不住蠢蠢欲动，再加上张瑞峰的媳妇是个猴精的人，听了张瑞民的计划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这更是给张瑞峰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张瑞民和张瑞峰倒买倒卖的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张瑞峰最初不过想着赚一点外快，多少改善一下家里的条件，并不指望着以此发财。可是钱这个东西，哪里有赚够的时候，当你看着大把大把的票子摆在你面前时，欲望只会被填充得越来越大。张瑞民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二手贩子，他不知道从哪里联系到了当地外贸公司的负责人，又怂恿张瑞峰一起，琢磨着将倒手来的粮油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到国外。就这样，张瑞民和张瑞峰靠着倒卖公粮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后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的兴起和完善，“粮所”效益逐年下降，个别地方甚至开始接受改制。张瑞峰隐约嗅到了末日的气息，又担心在最后的时刻自己这些年的旧账被翻出来造成名节不保，便主动提出了辞职。
张瑞峰辞职以后，张瑞民立马鼓动他跟自己一起合开一家外贸公司，他说：“国内的市场太小了，外面的世界才是一块肥肉！”但是张瑞峰当时拖家带口，孩子刚上小学，老婆的工厂也濒临裁员，他不敢轻易把自己这些年冒险攒下来的老本拿出来冒险，便没有同意，而张瑞民却毅然决然地在杭州注册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当起了老总。
张瑞民虽然平日里干苦力活总是偷奸耍滑，但是论起耍嘴皮子的功夫，却丝毫不再打马虎眼的，最关键的是张瑞民愿意干这种卖口才的事情，也愿意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他靠着之前跟外贸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以及这种到哪都吃得开的个性，倒也是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无疑是给张瑞民的“世界梦”又添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笔。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张瑞峰，兴奋中带着惋惜：“我跟你说，好时候来了，当初让你干外贸你不听！中国这就跟世界接轨了！”
张瑞民不仅思想上对变化适应得很快，行动上同样不会拖拉，没多久，他就开始招聘新员工，筹划着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而于恺便是这个时候被张瑞峰引荐给张瑞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