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苏重启谈判；曹锟贿选。蒋介石莫斯科之行，未果的《军事作战计划》……
却说，就在蒋介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同一天，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率领的苏联外交代表团也抵达了北京。原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虽然确立并增进了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中、苏之间的邦交关系仍悬而未决。
因为，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毕竟还没有被国际社会认可，尚未能代表中国；所以，越飞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后，苏联只打算与其保持并增进关系，但没有就两国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交涉。在苏联看来，要解决中苏邦交问题，仍得与能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交涉；因此，才又指示越飞谋求与北京政府重开谈判。
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因《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也担心苏联抛开北京政府而去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打交道；因此，当苏联提出重开谈判时，也就同意了；只是强调了，谈判地点仍须在北京。
对此，苏联政府不作计较。
此时，由于越飞还在日本治病，苏联就派遣加拉罕来华谈判，北洋政府则派遣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负责谈判；于是，中苏邦交谈判在北京重启了。
这次加拉罕来华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与北京政府谈判外，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而与国民党、共产党接触。
孙中山早与加拉罕有交往且情谊交深，听说加拉罕来华了即致函于他，希望加拉罕能南下广州帮助指导。
加拉罕当然也很想与孙中山晤面，但因肩上负有恢复中苏邦交的重任；谈判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艰难，使加拉罕不能分心与分身。
为此，加拉罕就把先他来华的鲍罗廷介绍给了孙中山；并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南下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
十月六日，鲍罗廷抵达广州，即与孙中山会晤；鲍罗廷在向孙中山重述十月革命的同时，并以亲身所历着重介绍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如何组织与发动劳工进行武装起义一举夺取胜利的经验；孙中山也向他介绍了国民党的历史与近况，并表示愿听指教。
鲍罗庭听完孙中山的介绍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奋斗多年，有光辉的历程；之所以一直徘徊不前屡遭挫折，是因为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不是一个政党之故。一个政党应有的政纲、组织、章程、党内选举及定期会议等，国民党均不具备；连党内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如此松散的状态与一般的政治团体又有何异？所以，始终跳不出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的怪圈。国民党若想不蹈复辙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来一次大的改组。”
鲍罗庭这番话确有振聋发聩之效，令孙中山大为震动。
此前，从没有人对他如此说过。而鲍罗庭所言均是事实，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仅就党员数而言，据说已有三万了，但注册在案的却只有三千，而在交党费的又有六千，果然是一笔糊涂账，孙中山至今也弄不清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了。
与鲍罗庭的这次晤谈，使孙中山受益匪浅；感到了国民党确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动一番大手术了；于是，决定听从鲍罗庭的衷告，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
四天后，适逢国民党的******。
这一天，孙中山在党务会议上深有感触地坦言：“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
进而，他明确提出了“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并决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为此，孙中山聘任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于是，鲍罗廷就成了孙中山的高级政治顾问，协助孙中山着手改造国民党了。
且说，正在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之时，北京城内蓄谋已久的又一场政治闹剧已在紧锣密鼓声中开场了。
原来，自从黎元洪与张绍曾相继迫走后，内阁却立即恢复了；这次，曹锟让高凌霨出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不久，保定派为了早日能把曹锟抬上总统宝座，迫不及待地准备举行大选了。
于是，六月十六日，众、参两院合并召开会议；因此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后，新的议长尚未补选；故而，两院合会就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
会议开始，吴景濂即提出了“须尽快解决大总统辞职后的善后问题”及着手筹备大总统选举。
吴景濂的提议，当然得到了保定派议员的同声附和。
对此，原国民党籍议员褚辅成等人却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四顾列国，总统选举须以《宪法》为依据；然而，民国建立已历时十余载，却尚未有一部完整的《宪法》；故而，欲举大选，当须先制订《宪法》为要；舍此即为无本之木，断不可为。”因此，主张“先制《宪》，后大选”。
虽然，褚辅成等人所议不无道理；但因制《宪》乃繁复之事必旷日持久，急于要把曹锟抬上总统宝座的保定派如何等得了？
因此，吴景濂言道：“褚公所言虽是，制《宪》乃国之根本，当慎重斟酌，不可草率急就。然国不可一日无主，时局艰危，安能久待？故就时局言，大选急于制《宪》，刻不容缓；非常时期，当可非常之为，不必拘泥。”
于是，双方就应该“先制《宪》还是先大选？”争执不下了。
但是，因此时的议会中，保定派毕竟已占据了优势，且有曹锟作靠山，褚辅成等人如何拗得过？结果，还是通过了先举行大选。
决定举行大选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使举国轰动了；国人一眼就看穿，这是曹锟急着想谋取大总统之位了。
因此，孙中山立即派人到北京活动，要原国民党籍议员进行抵制。
一直来对直系不满、敢于抗衡的卢永祥则也派人到天津设立了个议员联络处，要浙、沪籍的议员离京回沪。而关外的张作霖因直奉战争中败北尚在气头上，更是直接下令要东三省籍的议员从北京撤离。
于是，在三人的呼吁下，一些本来就对大选持有异议的国会议员，就都纷纷地离开北京，或南下、或北上了。如此一来，留京的国会议员人数顿时锐减，明显不足大选所需国会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之数了。
这一下，可把曹锟急坏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就无法进行；多时的策划势必落空，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岂不成了泡影。而本届国会十月十日的任期即将届满；曹锟本想在此日宣誓就职，以讨个双十之喜。
为此，吴景濂还特地将选举日定在了国会任期届满前的十月五日。可是，现在却因议员不足法定数而难以行选，而时间却如水流逝瞬息即至，这可如何是好？
曹锟一时无计可施了，情急之下又显露了武夫本色；他派出大批军警，在车站等处强行将准备离京出走的议员截留了。
如此，一部分议员就被曹锟用武力截离在了北京；且不管议员们对他那蛮横行径提出强烈抗议，曹锟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曹锟以为如此就能凑足法定数，可举行选举而使自己如愿以偿了；为此，特意于九月中旬进行了一次预演。
但谁知，许多被截留的议员不甘就范而没来参加，预演不成。
曹锟见自己的威逼难以使议员们顺服，不由得又焦虑了；他开始担心如此下去，即使举行选举，那些议员也必会暗中抵制而制造流选使他难过选举关，这可如何是好？难道用刀架在议员的脖子上逼迫他们投票？这当然是断不可行的；但除此，还能有甚妙法？此时的曹锟，大有黔驴技穷无可奈何之感了。
吴景濂看出了曹锟的心事，即又出了个馊主意；建议道：“何不用钱收买？”
曹锟被吴景濂点拨后顿时开窍了，心想没错，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铺路，不相信那些议员会不见钱眼开而来给他抬轿？曹锟想到此愁眉舒展了，即派吴景濂去张罗此事。
然而，贿选需要大笔金钱，吴景濂却无处筹措；为此，曹锟又亲自插手，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北洋政府已是直系独大，曹锟掌握重权可一手遮天；所以，曹锟不必向国库伸手，只是以筹饷的名义在其辖下的直隶一百七十个县内强行摊派了，就搜刮到了一千三百万元。
有了这笔巨资用于贿选，吴景濂即可放手而为了；且吴景濂本人从中独得了四十万元的酬劳，自然更得为曹锟卖力了。
于是，吴景濂在北京甘石桥设立了一个议员俱乐部，旨在藉此拉拢议员。
吴景濂明言许诺，凡参与选举的议员每人可得四百元出席费，而投票赞成曹锟当选总统的则每一票可得五千元；且按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另有论赏，多则可得万余。
吴景濂的这一招果然灵验，在如此的重金诱惑下，不少议员开始心动了；连有些已经离京了的议员也都悄悄地返回，来赚取这笔诱人的外快。如此，参选的议员估计能凑足法定所需的人数了，曹锟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一半。
于是，曹锟又派人将这些议员暗中监视起来，唯恐他们再离去。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选举如期进行；这一天，北京全城的军警全部出动；选举现场四周充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显得异常凝重。
选举原定在上午进行，然而到了半晌午，签到的议员离法定所需数仍相差甚多，这令曹锟与吴景濂又都十分诧异了。
原来，是因为吴景濂太过精明而近乎谲诈所致。
吴景濂虽然想到了贿选的办法，但又担心议员们拿了钱后仍不投曹锟的赞成票；所以，规定给议员们的贿金不采用现款支付的方式，而是以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几家国内银行的支票进行给付；且所给的支票又是空白的，其支款额及付款人签名栏均暂不填写，而告以“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方再填写兑现”；吴景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而不必担心议员在投票时耍滑头。
然而，吴景濂此举只能算是自作聪明一厢情愿，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因为，只有那些保定派或信得过吴景濂的议员才不在乎，如了他的意到时都前来投票了。
然而，另有多点心眼的议员却怀疑吴景濂或许是在糊弄人；因为，这笔贿金毕竟不是小数，曹锟与吴景濂或许会肉疼；因此，担心吴景濂将选票骗到手后却翻脸不认账；届时，能向谁要钱？所以，都不禁心存疑虑犹疑不决了，有的也就干脆打算放弃这笔诱惑而不来捧场了。
这么一来，眼见得精心策划的选举仍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进行，令吴景濂焦虑万分了。
此时，吴景濂最担心的是选举不成难以向曹锟交待；因此，他只得一面宣布选举延时，并扬言“什么时候足数了，什么时候举行选举”；一面赶紧派遣心腹四出，将尚在京而没有到会参加投票的议员从家中请来。
而为了消除这些议员的顾虑，吴景濂只得改口许诺“只要到会参选，即予当场兑付”；同时，却又加上一句威吓：“别惹恼了大帅，谁都没好果子吃。”
如此软硬兼施后，终于将在京的议员们全都请到，这才凑足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而可以行选了。
经此折腾后，已经是时近傍晚，这才开始选举；选举结果可想而知，曹锟以过半数的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从而，圆了他的总统梦。
就在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之时，经化装后已逃离北京潜至天津了的众议员浙江淳安人邵瑞彭却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将吴景濂等人向议员行贿之事控告了。
但因，京师地方检察厅是在曹锟的管控中，岂敢受理此案而去捅马蜂窝；因此，就把邵瑞彭的控告压下了。
于是，邵瑞彭又将此事见诸报端公布于众，并附上了自己收到的吴景濂用以行贿的那张支票以作证；如此一来，曹锟的“贿选”丑行就大白于天下了。
“贿选”丑行被揭晓，立刻激起了国人的公愤；顿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进行抗议声讨。
已回广州了的孙中山闻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通电》声讨并严正指出：“曹锟之贿选，乃文明国家之奇耻大辱。”
而已南下至沪的一百七十一名议员则联名发表《宣言》，也声讨曹锟的贿选之罪。
上海六十多个社团的二千余人则在天后宫集会，《通电》中外不承认曹锟当选；江、浙等地的民众更是捣毁了受贿议员的宅第，痛骂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本届国会为“猪＊仔＊国会”、曹锟为“贿选总统”。
但是，曹锟谋求总统之位可谓已是不顾一切了，现在既已到手岂愿再放弃；所以，虽然遭受了国人的一片唾骂，但却厚颜无耻地仍于十月十日宣誓就职；且仗着他手中有直系这张王牌而有恃无恐，此后全不顾国人的同声谴责与反对而赖在总统的宝座上死不肯下台。
孙中山见国人的谴责与指斥，对于恬不知耻的曹锟之类已毫无作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用武力将其推翻，也就更坚定了其起兵北伐讨贼的决心。
于是，孙中山派人与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联系；呼吁再组“反＊直＊联盟”，共同对付直系并起兵讨伐。仨人倒是亦有此意，均愿响应孙中山的呼吁而再结“反＊直＊联盟”。
只是，此时的段祺瑞手上无兵无卒，起兵讨伐对他而言近乎空谈。
卢永祥虽据有浙、沪，且也愿起兵讨伐；但是，其实力毕竟有限，不免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此时，江苏督办齐燮元与福建督办孙传芳正虎视眈眈地瞄着他，使他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卢永祥虽有讨贼之心却无捉贼之力，只能隔空喊上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却难以真的起兵讨伐。
张作霖倒是仍有足够的力量与直系抗衡，且正欲报仇雪耻；但是，奉系毕竟是才败北不久元气有待恢复；因此，张作霖虽也有讨伐之意，但却难以急于起兵，觉得只可待元气恢复后再作图谋。
而孙中山虽然竭力呼吁大家起兵讨伐，其实他自己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他欲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尚在筹办中还未完成，鉴于以往的教训，若没有全党的协力同心是难使北伐成功的；二是，直系毕竟有列强撑腰，自己的实力目前尚不能与其匹敌；也正因此，孙中山竭力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今，苏联虽已答应了自己，但所援助的军资却尚未运抵；没有苏联的军援以充足实力，孙中山欲举北伐则胜负难测；更主要的是，他所派遣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此时尚在莫斯科；有关在库伦建基地之事，未知蒋介石与苏联政府商议有无结果？此事未定，其他诸事也就无从下手。
因此，孙中山呼吁了一阵后，眼见各方没有动静；也遂冷静下来，觉得应先将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处理好；然后，才可起兵讨贼；因此，北伐之事又暂缓了。
且说，曹锟贿选之时，中国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五人却已到了莫斯科。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这位曾化名为吴廷康的俄国人是个中国通，因其多次来华，蒋介石早已与他面熟；因而，俩人会晤不受拘束谈话甚是投机。
接着，蒋介石又拜会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等人；会晤时双方以姊妹党相称，气氛也十分融洽。
在与鲁祖塔克会晤时，蒋介石介绍了中国社会现状与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并直言来此目的“是想了解贵党，汲取贵党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聆听贵党对我党工作的建议”。
鲁祖塔克则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及革命进程中的一些教训，又介绍了苏联的社会现状与民族政策；而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则建议应重视宣传与发动劳工大众参与革命。同时，鲁祖塔克还提议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可派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以协调与沟通两党间的工作，并讨论了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
因蒋介石此次莫斯科之行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并同意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在外蒙古的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以便能让国民党的军队由库伦南下奔袭，给盘踞于北京的直系军阀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用武力推翻由直系把持的北洋政府，以谋取中国的统一。
为此，蒋介石礼节性地拜会了苏联的一些政要后；即于九月九日，特意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与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俩人。
在与斯克良斯基会晤时，蒋介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等三项要求。
斯克良斯基答道：“苏联已经向中国的南方政府派去了一些军事人员，但因了解中国并懂得汉语的军事干部不多，也就不可能大量派遣；可行的办法是，由苏联帮助建立专门的军事学校，用苏联红军的训练模式培训军事人才。”
至于代表团想了解苏联红军，斯克良斯基表示可以，并很快做出了安排。而关于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因蒋介石有关在库伦建基地尚是腹稿而未成文；所以，斯克良斯基没有明确答复，要待蒋介石拿出《军事作战计划》的书稿后再说。
不过，三点要求中已有两点得到了明确答复，蒋介石也就感到满意了。而斯克良斯基没有就军事作战计划作明确答复，蒋介石倒是也觉得责任在自己，都怪自己没有做好文字准备之故；好在，此军事作战计划本来就是蒋介石所谋而全在他的脑海中，撰成书面文字无非是小菜一碟即刻可就。
于是，蒋介石与斯克良斯基晤面后，就着手撰写《军事作战计划》了。
且此时，孙中山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分别致函，言：“蒋介石乃文之参谋长与特使，吾已授权其全权行事；蒋将军将提出一项军事作战计划，望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协助妥议。”
孙中山的这些文字无疑又是对蒋介石的信任与敦促，蒋介石也就尽力而为了。
数天后，蒋介石就拿出了军事作战计划；始名《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后更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
全篇分中国目前形势、敌人、军事行动目标等十八个部分，着重就中国社会现状、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目的、中国国民党与直系军阀力量对比、拟采取的军事计划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蒋介石直言不讳道：“国民党的敌人是直系军阀，军事行动的目标是直捣北京。”
因此，在第五部分“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中，蒋介石从军事角度考虑，提出了可在蒙古的库伦与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从南方的广州北伐，必定费时劳民耗资疲师；而若能从地处中国西北的这两个基地出发，则能迅速地直迫北京，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蒋介石的这个计划，虽然当时是口头向孙中山谏言，但已得到了认可；现在，用文字表述了，蒋介石可谓是胸有成竹，满以为也能得到苏联军事专家的赞许。
但谁知，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交出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却迟迟没有回音；蒋介石不知何故，只好耐心等待，但心中已有了一层阴影。
此后，蒋介石一行根据安排参观了苏联红军第一四四团、步兵第二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学校等军事单位；然后，前往彼得格勒，登上摩拉塔战舰游览涅瓦河，参观了喀琅施塔得军港；同时，参观了冬宫、彼得宫、圣伊萨克大教堂等地；此番游历可谓是尽兴了，蒋介石十分高兴。
参观过彼得格勒后返回莫斯科，蒋介石见斯克良斯基等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仍无回音，不由得焦虑起来。
于是，蒋介石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后，更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关于越飞五月一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再次送交给了斯克良斯基与加米涅夫；同时，另外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也送交了一份，希望能使这位当时苏联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引起注意；并附上一函，函中表达了“恳望尽早与苏方讨论，以便尽快执行计划”之意。
《备忘录》送出后，蒋介石只得又耐心等待了；此间，又拜访了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并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加里宁的接见。
十月二十五日，维经斯基邀请蒋介石到共产国际做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演讲。
然而，当蒋介石阐述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后，却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尖锐批评。
季诺维也夫对于中国国民党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表现冷漠支持力度不够很不满意，此时则指责：“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民族主义有为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实行统治提供可能，存在用中国资本家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危险；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因为它不赞成革命；民生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把劳动群众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
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论述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说得一无是处，令蒋介石甚是不乐窝了一肚子气。
一星期后，蒋介石的《备忘录》终于有回音了，但等来的却又是一个领人沮丧的答复。
原来，当时的苏联正热衷于在保加利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发动革命，暂时将远东搁置一旁了；且苏联在外蒙古已有驻军，怎能让中国人搅和进来到外蒙古的库伦建立所谓的基地？
因此，托洛茨基收到蒋介石的《备忘录》与《附函》后，于十一月二日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与契切林致函，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指出，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斯大林与契切林都同意了这一观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计划》也就被否定了。
十一月十一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告知了苏方的意见。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殚思竭虑谋定的军事计划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否定了，心中实在有点想不通；因此，坚持道：“孙逸仙博士同越飞会谈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认为同时也有开展军事行动的必要；因为在中国，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革命者，不采取军事行动，革命者就没有出路。”
然而，斯克良斯基却强调：“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
同时，斯克良斯基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行动；这令蒋介石更受不了了，俩人也就争执起来。
斯克良斯基与蒋介石争执后，苏共领导注意到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托洛茨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算是一种抚慰。
托洛茨基称“孙逸仙及其代表为苏联的朋友”，这倒使蒋介石等人听了心舒。
然而，当谈到军事行动时，托洛茨基仍告诫“放弃冒险”，但却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这言外之意也就明白了。
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带着失望与沮丧的情绪回国，结束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蒋介石满怀兴趣与希望而来，谁知却是空手而回；自此，蒋介石开始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反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