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孙中山《北上宣言》，****《第三次对时局主张》；段祺瑞东山再起，临时执政……
却说，“北京政变”后，张作霖抛弃了与冯玉祥的约定；趁着直军溃败，奉军大举入关了。
冯玉祥见张作霖毁约，心中虽是不乐却又甚觉无奈；冯玉祥知道，此时要想张作霖履约让他的奉军退回关外去已是不可能。虽然，北京现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论实力毕竟不如张作霖，若是为此闹僵了恐会对己不利；所以，冯玉祥只得面对现实权作无睹。
然而，冯玉祥毕竟还担心，张作霖若是进一步攫取政权如何是好？为此，冯玉祥赶紧与胡景翼、孙岳商议，决定请孙中山北上，欲利用孙中山来抑制张作霖。
于是，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不过，张作霖入关后，倒是不再有更多的企图；因为，张作霖是只注重实惠，对政治却无多大兴趣；而这场战争下来，许多溃散的直军都让张作霖收编了，队伍骤增地盘扩张，可谓是沾尽了便宜已是心满意足。所以，入关后也就适可而止地驻步了，才让冯玉祥缓了一口气。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等人的电邀后，倒是也十分高兴；即于十月三十日召集“中执委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之策。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对于“北京政变”与北方时局意见存在分歧。
以广东省长胡汉民为代表的一派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的纲领较为激进，不会被北方各派所接受；而国民党的纲领既定了则不可放弃，缺少合作的基础，北上了也是徒劳无益。
而中＊共也认为，“北京政变”不能算是革命，因其主因是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为争权夺利所致；所以，无非是武人推翻武人的一次事变。且事变后，冯玉祥虽然囚禁了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除他，只是利用曹锟压制吴佩孚罢了；甚至于连旧内阁也未解散，一切均维持现状；可见，结果仍是军阀统治的换汤不换药。因此，孙中山不应北上去与军阀搞在一起，以免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主导并直接参与北京政变的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而通过孙岳对冯玉祥做工作的胡景翼却是受命于孙中山的；所以，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于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与促进，也在“北京政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这是他人不敢为之举，且与孙中山早期主张“恢复中华、驱逐鞑虏”的革命宗旨相符；虽说，旧内阁未解散，但冯玉祥起用曾是同盟会员的黄郛为摄政内阁的阁揆，阁员也多换上了国民党员；可见，冯玉祥已有向国民党示好、倾向革命了的种种表现；因此，由冯玉祥发动的这场“北京政变”与以往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有所区别的；至少，为在北京进行国民革命迈出了第一步，并为谋求真正的和平统一、创建共和政体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而，应对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予以肯定并加以利用。
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加拉罕、鲍罗廷却意见一致地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很大，正应利用这个机会北上，扩大自己的政治舞台，为国家的统一及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为此，维经斯基说服中＊共，要理解与认识“孙中山北上是在政治上迈出正确的一步，并非是去与军阀搞在一起”。
经维经斯基等人如此说后，国、共双方统一了认识，态度均由反对转为支持了。至此，北上方针算是定了；但是，众人对于孙中山要亲自北上仍不免担心。
因为，虽说是冯玉祥来电邀请似有善意；但是，北京毕竟曾是虎狼之穴，隐有不测之险；孙中山是党之领袖，冒险北上若有闪失如何是好？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了；在他觉得，现在正是敦促各方召开国民大会、恢复共和政体、实行和平统一及团结国人、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与压迫、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最佳时机；而欲促使这一切实现，却非得北上不可。
因此，只要于国于民有益，即使北上确有风险，自己也得冒险走一趟了；为此，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毅然决定亲自北上。
孙中山主意定后，即给冯玉祥《回电》：“义旗聿举，大憝肃清；功盖华夏，普天同庆；拟择日北上，与诸君共商建设大计。”
只是，因商团叛乱刚平定不久，广东的政局尚未完全宁息；而盘踞于东江一带的粤军残部与占据了琼崖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也总是有点令他不放心，唯恐他们再闹事。所以，得静观一期，以防万一；故而，暂缓启程北上，给冯玉祥的《回电》中也就没能告知确切的行期。
冯玉祥得知孙中山愿意北上，感到了一些慰藉；但是，孙中山却未能明确北上的行期，不免令人有点遗憾。
虽然，冯玉祥知道这其中必有原因；但是，冯玉祥面对的窘境，却容不得他等待太久；因此，冯玉祥不由得想，看来这远水是救不得近火了，得另外设法。
而此时，以江苏督办齐燮元为代表、由原直系控制的长江流域几个省的督办们，见“北京政变”后不久曹锟被迫下台了；于是，纷纷指责冯玉祥谋逆篡政，并《通电》宣布独立，对于已无大总统了的北京政府不予承认。
齐燮元等人的指责，又给冯玉祥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虽然，冯玉祥无篡政之意心中坦然，但却难以自辩表白。且冯玉祥也觉得，已无大总统了的北京政府，确也有给人以出现了权力真空之感；且有损于政府应有的权威性，似是名不正、言不顺，难以号令天下。
为此，冯玉祥觉得应赶紧重组一个新的政府，以弥补权力真空。
然而，冯玉祥不谙政治，不知道该如何筹组政府；但转而又想，这有何难？只要将原来的北京政府改个名，有一个人来当元首，岂不就完了？
政府更名倒是不难，冯玉祥很快就想好了，拟定新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为，这个名称是辛亥革命后成立的首届政府，即南京“临时政府”的全称；重新启用这个名称，也可藉此显示自己的行为并非谋逆，而是为了恢复与维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正统性；如此，或能堵绝齐燮元等人对自己的指责与诽谤。
冯玉祥如此想后，心中似乎有了定见。
然而，组建新政府毕竟是件大事，岂能自己一人说了算？况且，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由自己与奉系共同执掌了；奉系的实力比自己强，若是没有奉系首领张作霖点头同意，自己再有什么好的想法都会落空；所以，尚得与张作霖商议后再定。
于是，冯玉祥专程拜会张作霖，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打算。
张作霖闻后，倒是立即表示了赞成。
其实，张作霖也有这种打算；因为，自从直系取得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以来，北京政府一直操纵在直系的曹锟与吴佩孚手中，几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现在，直系垮台，曹锟与吴佩孚已滚蛋；这个所谓的北京政府确也该换个名，以示玉玺易主了。
再说，现在的摄政内阁是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改组成的，连摄政阁揆黄郛等人也都是冯玉祥选定的，无疑的必会受冯玉祥的操控。虽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且也不谙政治的张作霖，对此毕竟感到很是不舒服；所以，当冯玉祥提出要组建新政府，正中张作霖的下怀。
因为，一旦成立了新政府，摄政内阁就也得相应改组，冯玉祥就无法操纵了；所以，冯玉祥一提出，张作霖就立即表示赞同，且对于冯玉祥拟定的新政府的名称也毫无异议。
然而，当涉及到新政府的元首人选时，两人却各有自己的盘算了。
冯玉祥当然无此欲望，否则岂不更要被人指着脊背骂谋逆了；不过，冯玉祥原打算提议由孙中山来坐此大位，这也是他要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的用意所在。
因为，在他觉得，孙中山本来就是首任临时大总统，将大位奉还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孙中山迟迟没有北上，连行期也未定；在此情况下，自己即使提议了也会如同空话；因为，一旦新政府成立，元首也得同时登场亮相，怎能非要等孙文到来不可？而自己之所以要提议成立新政府，本来就是为了化解眼前的窘境，看来是等不得他了。然而，却绝不可让张作霖捞去了；已经有了那多枪杆子与地盘的张作霖，若是再让他抓了印把子，如何得了？
冯玉祥最担心的是如此，但却想不好该让谁来坐这个权位？冯玉祥一时没了主意。
好在，张作霖也没有这种奢望；在他眼里，只有枪杆子与地盘才算实惠，什么元首、总统都是虚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都怎么啦？还不是因手中无实力，结果任人摆布当了一会傀儡而已；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有足够的枪杆子与地盘，就能有呼风唤雨般的实权；而让谁当这个徒有虚名的元首都无所谓，只要不会受冯玉祥摆布就行了。
因此，张作霖没有多思，干脆提出“让段祺瑞主政算了”。
而且，张作霖还有几点理由似乎很是充分；一是，段祺瑞参与反直同盟有贡献；二是，段祺瑞数任内阁总理富有治政经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段祺瑞的皖系已瓦解，没了实力基础，即使给他大位也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张作霖的提议，冯玉祥心中有点不乐；因为，冯玉祥与段祺瑞曾有隙；特别是，段祺瑞曾怂恿徐树铮殊杀了他妻子的娘舅陆建章，冯玉祥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不过，转而又思，这毕竟是徐树铮所为，不能记恨于段祺瑞；且眼下是化解危机要紧，不可太过计较于这些细枝末节；而张作霖所言也似在理，在无其他更佳人选的情况下，看来是非他莫属了。
于是，冯玉祥勉强同意了张作霖的提议；就这样，冯玉祥与张作霖求得了一致，决定新政府成立后让段祺瑞主政。
避居于天津的段祺瑞，得此消息后不亦乐乎。
其实，段祺瑞自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一直来不甘寂寞。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已预见到了直系必定下台；因此，早已有了东山再起的准备。
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虽然联手倒吴反直了，但那仅是各自利益所驱；俩人之间也存在矛盾，不会长期联合；随着直系的倒台，俩人之间的一时联合必会被矛盾所替代。届时，双方必会来拉拢自己；只要把握得当，自己或能从中渔利东山再起，甚至于让他主政。
因为，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都只会打仗，却不是当政的料；所以，定会请他出山帮他们坐天下。
所以，未待俩人来请，段祺瑞早就为此做准备了。只是，段祺瑞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就是，自己曾两度出任过阁揆，结果都因府、院之争搞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到头来，谁也没能捞到好处，自己却连仅有的一点政治资本也输得精光了；所以，段祺瑞仍不免有点担心，唯恐自己出山后重蹈覆辙。
因此，段祺瑞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化解这个矛盾，但绞尽脑汁却终无收获。忽然，段祺瑞想到了曾任军务院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
因为，章士钊早年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法律与政治，又有几任秘书长的从政经验，想必定能有妙策。于是，段祺瑞特地将正在上海主编《新闻报》的章士钊请到天津，向其征询“治国良方”。
章士钊揣知段祺瑞的意图，即投其所好地建议：“古代罗马共和国之最高行政长官称执政，实为国家元首，恺撒大帝曾任过此职。大帅治国，不妨也采用执政之名；如此，能将总统与总理集于一身。政出一家，方能无争执去纷扰，使政令畅达利于政治。”
段祺瑞从没听说过什么罗马共和国与恺撒大帝，有点云里雾里的不明白所言；但是，章士钊那“能将总统与总理集于一身”之语，他听得清清楚楚且心中明明白白；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正合段祺瑞之意。
闻言后，段祺瑞也想，若果真如此，自己曾两度经历过的府、院之争，岂不找到了对症良药且可治愈了；因此，段祺瑞觉得章士钊确是开了贴良方，也就决定采纳而将新政府的元首之名改称为“执政”。接着，又议定了一套相应的政制，以期东山再起时使用。
不过，段祺瑞知道，自己毕竟已是无兵无卒，即使执政了也会形同虚设；若是出山后也像黎元洪那样当个傀儡，这样的虚位坐了又有何用？因此，觉得此事急不得须缓办；所以，当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来请他出山时，他却故意拖沓没予应诺而卖关子了；这倒使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正在段祺瑞卖关子时，孙中山终于在十一月十日发表了《北上宣言》正式宣布北上了。
原来，孙中山给冯玉祥回函后没能明确北上行期，怕的是粤军闹事；而今，延迟了近月后，见粤军无甚动静；以为是粤军被多次击溃后已胆小如鼠不敢再犯，这才放宽心正式决定北上了。
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他竭力主张并付诸实施北伐的宗旨，云：“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同时，《北上宣言》中还指出：“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而此前，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主张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商国事，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决定中国的命运。
中＊共的这一主张受到了国人的普遍赞同，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接着，中＊共又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发表的《第三次对时局主张》中，对于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并毫不隐讳地阐明：“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最后，大声呼吁：“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
孙中山对于中＊共的这些主张都给予了肯定，并将其主要精神写入了《北上宣言》；也毫不含糊地阐明北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同时，希望能通过与各国政府谈判，谋求废除各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还中国以应有的尊严与公道。
《北上宣言》发表后，孙中山将大元帅职权交由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行，决定立即启程北上。
只是，孙中山此前曾派遣李烈钧赴日，谋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又称“亚洲大同盟”，以与欧、美列强抗衡。
李烈钧多方联络后，告知“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也有意中日亲善携手，可与洽商”。
此事，对于孙中山而言，与北上同样重要；故而，孙中山打算趁北上之时，先转道日本与犬养毅接洽后再赴津、京不迟。
因此，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在黄埔登上永丰号舰启程后，先是驶往香港；然后，在香港转乘日本春阳丸号邮船北上。
随同北上的还有汪精卫、李烈钧及其私人秘书黄昌谷等二十余人。
孙中山一行途经上海后则分道而行了，汪精卫等人改走旱路先行抵津，而孙中山等人则继续乘春阳丸号邮船直赴日本长崎。
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长崎；然后，又去往神户，下榻于神户的东方饭店。
孙中山的到访，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与中国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然而，因孙中山沿途演说中皆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使长期欺辱中国的日本政府很不好受；因此，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到访却表示了极不欢迎。
结果，孙中山的日本之行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日本政府拒绝他去东京。
这么一来，原已由李烈钧设法事先联系好了、愿意与孙中山私下晤面的犬养毅等一些日本政、财、军界要人也皆托辞回避了，致使孙中山的愿望落空。
孙中山在日本遭此冷遇后，只得怏怏地在神户登上北岭丸号日轮去往天津。
就在孙中山一行北上之时，乘坐华甲号舰南下败逃的吴佩孚，经上海的吴淞口后，沿长江而上到了汉口。
因为，湖北督办萧耀南是吴佩孚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所以，虽败北却不甘认输的吴佩孚，打算以湖北为根据地重整旗鼓。
因此，吴佩孚抵达汉口后，即于十一月十七日，《通电》宣称：“合法之国会、政府已不存在，宪法被践踏，亟应联合护宪。”
接着，吴佩孚又以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十省督办及其本人与军、政界其他要人共二十一人联名《通电》，呼吁成立“护宪军政府”；并且，拟定了将“护宪军政府”设于武昌，并设置所谓的海陆军大元帅及政府各机构。
如此，吴佩孚欲组建的所谓“护宪军政府”俨然是一个有完整架构的政府，他希望能藉此与已被冯玉祥与张作霖把持了的北京政府抗衡。
然而，因此时的吴佩孚已是昨日黄花失势了；他的呼吁发出后却没人响应，已没人再愿追随于他了，有的甚至指责他在欺世盗名。
广东督办林虎否认自己参与联名《通电》，浙江督办孙传芳、江苏督办齐燮元等人则以“事先未知情”为由态度甚是冷淡。
其实，齐燮元有自己的盘算；他想联络长江流域的浙、皖、赣、鄂等省，另行组建一个所谓的“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并拟请原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主政。
如此一来，吴佩孚欲组建的所谓“护宪军政府”，因无人响应而胎死腹中了。
更令吴佩孚难以接受的是，萧耀南唯恐吴佩孚留在湖北，会使他引火烧身；为了所谓的保境安民，萧耀南派人来向吴佩孚表示“愿送路费，助其出洋”。
吴佩孚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竟然会对他下《逐客令》，真是人情薄如纸令吴佩孚甚是寒心；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得怏怏地离开武汉，去往其老窠、尚在直军手中的洛阳了。
吴佩孚欲组建的所谓“护宪军政府”虽然胎死腹中了，却已使冯玉祥与张作霖虚惊了一场；而齐燮元欲组建的所谓“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更是令冯玉祥与张作霖受惊不小；因此，俩人觉得应敦促段祺瑞早日出山，以免被齐燮元等人拉去了。
如此一来，段祺瑞更如同香馍馍大家争着要了。
于是，十一月十七日，就在吴佩孚呼吁组建“护宪军政府”、齐燮元呼吁组建“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的同一天；张作霖电邀冯玉祥一起到天津与段祺瑞会晤，力促段祺瑞立即“出山主政”。
然而，段祺瑞却扭捏作态了一番后讨价还价道：“须予实权，方愿出山。”
张作霖闻言觉得好笑，心中暗思“有枪、有人、有地盘，方为实；这个合肥，不知他想实什么？空口许愿的何难，那就答应吧”。
于是，张作霖没有二话颌首答应：“合肥勿虑，你主政，我不干预是了。”
冯玉祥见张作霖点头了，只好也同意。
段祺瑞见目的已达，这才顺势下台阶地表示愿意出山了。
其实，段祺瑞此时心中也已有点虚；那倒不是害怕吴佩孚、齐燮元组建什么子虚乌有的所谓政府，而是担心已经启程北上了的孙中山一旦抵京，现在利于自己的局势或许会发生变化；自己当适可而止莫将戏演过了头，否则或会弄巧成拙；到头来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岂不白忙活了？
而现在，想不到冯玉祥与张作霖竟然都答应了他的要求，段祺瑞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这才见好就收顺势下台阶了，决定赶在孙中山抵京前登台亮相。
于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蛰居四年后的段祺瑞终于出山了；当段祺瑞乘专车离津进京时，冯玉祥、摄政阁揆黄郛等人到车站迎接。
第二天，按照事先谋定，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简称“临时执政”；同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
《临时政府制》六条，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第二条规定，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第三条规定，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第四条规定，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任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第五条规定，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因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再设大总统与内阁总理；两者的权力通过明文规定后，集中到了临时执政手中。甚至于，连原来归于国会的权力、特别是对于国务员的任命权；同样通过明文规定后，也落到了临时执政的掌中。如此一来，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已将总统、内阁、国会的三大权力全都操在了自己掌中，其集权程度可谓是史所罕见，足令他的前任望尘莫及甘拜下风了。
对此，不谙政治的张作霖果然不干预，冯玉祥也只得听之任之，任由段祺瑞一人摆弄。
接着，段祺瑞即对由黄郛摄政的内阁进行改组并重新任命了各部总长。
新内阁中，为段祺瑞出谋划策的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而原摄政阁揆黄郛在新内阁中没了位子，则愤而辞职走人去往天津了。
就这样，段祺瑞精心筹划了多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出炉并成形了。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元首称“执政”，史家则称之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简称“临时执政府”或“执政府”。
且因直系倒台后，那班曾经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受到检举，一个个都如丧家之犬逃离了北京，由直系扶植的旧国会也就自行解体了；因此，“临时执政府”成立的同时，国会召开了个“非常会议”，以填补旧国会的缺失。
“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组织大纲》共十一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之国会议员组织之”，即“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这一条倒是甚得民意。然而，其他条款中虽也有诸如制定一切临时法规、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之类等语；但因没了对任免政府官员的审议权，即失去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约束功能，国会也就形同虚设了。
就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时，张作霖却命李景林率部以“政府新就，京城亟需整治”为由进驻北京。
奉军进入北京城后，逼迫国民军让出了一些防地，令国民军将士皆愤愤不平。
于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会议，觉得张作霖如此明目张胆地得寸进尺以势压人，全不把作为友军的国民军放在眼中，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若不抗争，未免显得太窝囊。
因此，胡景翼、孙岳俩人提议；趁张作霖父子都在北京之机，干脆向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之所顺承王府发起突袭，将其父子俩擒杀了；奉军没了张作霖父子俩，就群龙无首好对付了。
冯玉祥听后，始也觉得可行，即下令各部进入战备状态。但转而一想，奉军此次进京完全是有备而来；自己若是动手，能有几分胜算实难把握；虽说，“北京政变”后，国民军的兵力有了扩充；但比起奉军来，对方的实力毕竟仍比自己强，若是弄巧成拙反被其所败如何是好？再说，张作霖老奸巨猾，怎会不作防备而让人轻易得手？所以，明摆着这是一步没有多大把握的险棋，宜慎思而后行。
最后，冯玉祥觉得虽是委屈还得慎重而不应冒险，也就撤销了已经下达的命令；于是，一场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的战争算是避免了。
然而，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秘密会议欲对奉军动手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张作霖的耳中。这次，张作霖倒是显得比较大度；没有如遭到徐树铮暗算时那样，气得七窍生烟誓欲报复。
因为，张作霖也觉到了，此次毕竟是自己做得有点太过分，才迫使冯玉祥如此反应；轮着自己，受人逼迫太甚也会如此为的。再说，国民军毕竟已是一支拥有数万人的劲旅，不可小觑。
经此反思后，张作霖终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断；命令已经进城的奉军全部撤离北京，其中一部分还撤出了山海关外；张作霖自己则也乘车离京去往天津了，北京城的防护全部交还给了国民军。
张作霖做出了这一友善姿态后，与冯玉祥的关系修好了，一场危机终于过去。
且说，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虽重掌大权了；但毕竟是仰他人之鼻息，各国列强并不对他看好，故均没表态给予承认，这倒令段祺瑞心中惴惴了。
原来，各国列强是故意所为，意在要临时执政府公开表示尊重过去订立的一切条约。
段祺瑞揣知列强的意图后，赶紧发表《声明》“外崇国信”，宣布“凡与各国既定之条约均予尊重”，以换取列强对临时执政府的承认。
果然，段祺瑞做出如此表态后；各国驻华公使方才络绎前来致贺，对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给予了承认。
就这样，段祺瑞刚上台，就与各国列强作了如此一笔肮脏交易。
与此同时，由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宣布废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君主立宪政体；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定都库伦，将库伦更名为“乌兰巴托”。
对此，段祺瑞也连一个“不”字都没敢哼；而国民党的广州政府揣知乔巴山此举必是苏联在背后支持，因已执行孙中山联俄政策不宜得罪苏联，也只得视若无睹缄默不语。
就这样，在无任何抗议的情况下，乔巴山无所顾忌地将外蒙古以建国的形式宣告独立了；从而，由顾维钧与加拉罕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到半年时间即成了一纸空文。
十二月初，绕道日本后的孙中山乘坐北岭丸号日轮终于抵达天津的大沽口了。
先期抵达天津的汪精卫等人早已在大沽口迎候，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的代表及天津社会各界代表百余人到埠恭迎。
孙中山上岸后，即乘马车前往位于日租界内的张园行馆下榻；一路上，又受到了数万民众的夹道欢迎，孙中山心中甚是欣慰，因在日本受到冷遇而徒生的怏怏之感这才渐消了。
下午，孙中山专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了张作霖，俩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
孙中山此次北上，意在促使召开国民会议及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谁知，段祺瑞已向列强承诺了“尊重过去订立的一切条约”，这令孙中山甚是不乐。
而关于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了：“临时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须先召集善后会议；尔后，在三个月内，再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这与孙中山所期望的也相距甚远，刚有点回暖了的心情顿时又冰冷了。
此时的北方正值寒冬，生长于南方的孙中山颇不习惯；加之，孙中山长年辛劳旅途颠簸心情不佳，刚到天津后忽然病倒了，连当晚社会各界欲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也不得不取消。
段祺瑞闻知孙中山病倒，即特派善后会议筹委会秘书长许世英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前来天津探望。
病榻上的孙中山遂问：“执政府有无外崇国信之承诺？”
当俩人答以确有此承诺时，孙中山勃然大怒了，厉声斥责：“尔等如此惧怕列强，不敢争国权谋平等，何颜面对国人？邀吾北上为何？”
俩人被斥责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狼狈退离。
然而，孙中山经此一怒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令随行众人皆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孙中山此次北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心愿是要召开国民大会，以促使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但因病情加重，只得将此事暂时搁置，待病愈后再提议；但谁知，这一搁却遥遥无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