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汉口惨案”、“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关税特别会议”……
却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相继举行了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以声援上海民众的反帝斗争。
香港是工人运动的首倡地，三年前的海员大罢工曾轰动过全国，此次反帝斗争中当然也不能落伍。
而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五·卅惨案”爆发后，即指派了曾经参与并领导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邓中夏、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杨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杨匏安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全港工团联合会”；由苏兆征为干事长，邓中夏为参谋长。
“全港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即决定组织并举行罢工，以声援上海。
于是，六月十九日，在“全港工团联合会”的发动下，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然后，罢工工人不顾港英当局的阻挠，返回广东各地坚持罢工。
然而，全国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并没有使列强有所收敛；特别是英帝国，反而更是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了。
六月十一日，武汉的民众集会游行时，在汉口的公共租界内又遭到了英国水兵的镇压；当场射杀十人，伤三十余人，再次酿下了一桩“汉口惨案”。
几天后，六月二十三日，返回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各界群众十万余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追悼上海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
被省港罢工委员会聘为顾问的廖仲恺率领黄埔学生也参加了大会，廖仲恺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告全国人民书》；对工人罢工予以充分肯定，道：“诸君此次奋斗之功业，比倒清、倒袁、倒曹都大，其目的在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事。”并激励黄埔学生要与国民同仇敌忾，要“生为帝国主义之死敌，死为抗击帝国主义而死”，豪言壮语气贯长虹。
会后，学生与民众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谁知，当由黄埔军校、岭南大学、坤维女子师范学校、圣心书院等校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行进至沙基路与沙面租界相接的西桥口时，却又遭到了镇压。
沙面租界内早已荷枪实弹处于戒备状态的英军士兵，用机枪向沙基路上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疯狂扫射；而驻扎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轰击。
于是，游行群众当场被杀六十一人，其中仅黄埔军校师生就遇害二十七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就这样，又一起更为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发生了。
“沙基惨案”发生后，民众更是义愤了，广东政府也大为震惊；廖仲恺与蒋介石都为自己的学生遇害而怒不可遏，连原来较为温和的广东省长胡汉民态度也变得强硬了。
第二天，胡汉民即以广东政府名义，向英、法等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
三天后，广东政府又提出了“涉案各国派大员向广东政府谢罪、惩办凶犯及相关军事长官、各国军舰撤离广州、沙面租界交广东政府接管、赔偿抚恤死伤人员”等五项严正要求。
然而，广东政府提出的五项要求却遭到驻粤英、法总领事的拒绝。
于是，广东政府宣布断绝与英、法等国政府的经济交往；并派兵驻守各港口，严禁向香港供给所需物资，欲逼迫港英当局低头。
同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组成了由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发动与领导更大规模的罢工。于是，一场史称“省港大罢工”爆发了。
参与罢工的工人多达二十五万，并有十三万罢工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工人罢工开始后，学生也举行罢＊课，商人举行罢＊市，香港经济完全瘫痪了。
同时，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一支有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进出香港的各个港口；顿时，香港成了死港。
面对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港英当局却不肯低头。
香港总督司徒拔见广东政府断绝了对香港的物资供应，赶紧向伦敦求助。但是，因香港的各个港口均已被封锁，任何船只都不能进港；因此，司徒拔的求助无效。
然而，司徒拔仍不死心，他认为广东政府敢如此为，乃是受了俄国共党的资助与煽惑之故；因此，要求伦敦派遣海军来华，封锁华南各港口并攻打广州，以对广东政府实施威慑而解香港之危。
不过，此时的英国政府倒是显得较为理智；知道而今的中国已非鸦片战争时期的了，岂可轻易用武？因此，没有依从司徒拔；且英国政府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也就指示司徒拔“须保持克制”。
司徒拔无奈，只得龟缩在香港这块已如死港了的弹丸之地中硬撑着，却仍不肯低头。
此时，广东政府已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了。
国民政府见港英当局仍不肯屈服，遂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举行了沙基惨案周月纪念大会，广东政府要人、国民党与共产党主要领导、社会各界名流及数千民众到场。
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甚是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觉悟，而觉悟的便能够流血。”并鼓动道：“流出红血来证明你的觉悟，望同胞的血拿来染成自由独立的国家。”
此时的汪精卫，仍有着当年北上刺杀载沣时的那股热血男儿劲，与会大众果然被他的这股激情鼓动了；于是，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仍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中国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各地的罢工斗争仍时有发生。
七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天津反帝同盟委员长安幸生等人组织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也发动领导了天津的海员与码头工人罢工；到埠的昌升号、惠州号、夔州号、裕升号、奉天号、顺天号、景星号等船舶的海员都离船上岸参加了罢工，天津港也成了一座死港。
此时的反帝浪潮已席卷全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引领下，全国二十五个省中有数百个县城也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约有一千七百万各界人士直接参加了集会游行与三罢运动；到处响彻“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有的甚至喊出了“取消租界”的口号；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各国驻华公使见事情愈闹愈大，似有不可收拾之势，不由得都开始担忧了。
因为，全国性持续不断的三罢运动，毕竟使各列强的在华利益都多少不等地受到了损害；而斗争持续下去，损害将会加大。
因此，一些在“五·卅惨案”中没有直接参与肇事的国家，觉得犯不着再陪伴英、日两国与中国政府、民众继续对抗，而自找麻烦徒受损失。
于是，原来一致对华的公使团开始分化了；法国驻华公使玛太尔干脆辞去了公使团的与华交涉代表一职，致使公使团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
公使团分化后，有的国家则暗中与临时执政府单独接触了，希图向中国做出某些示好后，谋求恢复正常关系；从而，通过这个尚算能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对中国民众施加影响或压力，以消除敌对情绪，让他们能从中脱身。
而法国，因赔款结算方式问题已得到解决，且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称心如意了；故而，法国议会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不再对中国亟待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作梗了，也算是对中国的示好。
美国的反应很是敏捷，他见法国的障碍消除了，也就立即出面做好人。
八月十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立即《照会》中国，请中国“择定日期、地点，从速召开关税特别会议”。
这个消息是段祺瑞梦寐以求的，临时执政府掉入“金佛郎案”漩涡中，为的就是能有这一天；现在，这一天到来了，真可谓是喜从天降。
于是，八月十八日，临时执政府立即做出决定，于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
同时，段祺瑞指派沈瑞麟、王正廷、颜惠卿等十二人组成了一个“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以负责具体筹办；并分别《照会》各关系国，邀请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以使这一块悬着的石头尽早落地。
法、美两国采用这一招后，很快就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恰在此时，国内出现了一种独自对英的声音；曾创建中国社会党、时任上海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与曾任《汉民日报》主编、有新闻全才之称的邵飘萍等人，率先提出这一主张。
他们认为“上海惨案、汉口惨案、沙基惨案的主要肇事者都是英国人，国人应将矛头集中独对英国，而不应网打一片树敌过多”；且独自对英，能赢得他国对我同情，而令英人势孤、独木难支必将屈服。
这种主张听来确也有理，引致了许多人的同感。
于是，临时执政府趁机下达了一道《训令》，言：“各处案事，责任仅在英国，与其他列国无关。”
如此，非但法、美两国脱身了，连“五·卅惨案”的始作俑者日本也被滑溜掉了。
日本的脱身，其实是因段祺瑞与日本有着暧昧关系而故意所为；但冯玉祥与张作霖却对此都没表异议，倒甚是耐人寻味。
原来，冯玉祥当时只是容不得信仰基督为主的英国，竟然犯下如此明显违背教义且不可宽恕的罪行；所以，他的激愤主要是由“为捍卫教义、基督不可亵渎”而引发；所以，对于日本人杀害顾正红之事并不太放在心上；也因此，当江亢虎等人主张独自对英时，他也表示了赞成。
而且，七月八日，冯玉祥还《通电》全世界的基督教徒，呼吁要对英国进行鞭挞。
而张作霖，因他的地盘主要是在东北，与段祺瑞一样与日本有着割不断的暧昧关系；且当时的张作霖，为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暗中与日本接触，欲向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也就不想得罪日本。当时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强硬，是因为“五·卅惨案”的主凶是英国，杀害顾正红的日本已退居其次了。
所以，张作霖的表态，其中不免有演戏的成分。
而现在，“五·卅惨案”已演变成了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主导权也由北向南转移了。而且，正在主导罢工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的背后却都是俄国的苏＊共；如此下去，必会引来共产、赤＊潮的泛滥。
而张作霖不知怎的，对共产、赤＊潮甚是惧怕；他说不出是为什么，但总觉得苏俄的共产与自己的利益不符；因此必须反对，必要时应不择手段加以遏制。
为此，张作霖觉得，由“五·卅惨案”导致的这剧大戏该息鼓收场了；否则，真要引来了赤＊潮，后果将不堪设想。何况，这股罢工潮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天津可是他奉系辖下的地盘，岂容得也起赤潮？
因此，张作霖也就按捺不住了；于是，他忽然变脸，指令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采取措施了。
八月十一日，李景林遵照张作霖的指令，立即以维持秩序之名，下令取缔工潮了；并强令裕大纱厂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复工，还查封了天津总工会。
段祺瑞见张作霖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心领神会地赶紧跟上，也即于八月二十六日发布《整饬学风令》，也强令各地学生复课；欲将导致政局动荡的工潮、学潮尽快平息下去，以使即将在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能在较显平静的政局下顺利进行，而不被干扰。
时任江苏省长郑谦见临时执政府与奉系的张作霖都口径一致的采取措施了，则也宣布“上海总工会”为“非法集团”，下令“取缔”，并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等人。
为免遭迫害，李立三等人被迫离沪，“上海总工会”也只得转入地下，但罢工仍在继续。
而长时间的罢＊市毕竟使上海的商家遭受了不少经济损失；一些商人承受不了，已悄悄地络绎开市；因此，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罢＊市实际上业已结束。
面对如此突变的形势，领导罢工的“上海总工会”只得改变策略，将罢工斗争的目标定在了声讨暴行及工人的经济诉求上了。
不过，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经不得长时间工人罢工斗争的打击，不得不寻求谈判解决的途径；最后，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即将原《十七条》改成了包括惩凶、道歉、抚恤赔偿、发还被扣薪资、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在内的《十三条》。
据此，直接制造“五·卅惨案”的元凶、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巡麦高云与捕头爱伏生“先行停职，再听候严办”了；而每位遇害者的家眷得到了了一万元的抚恤，另有十万元用于各种补偿；且从此，各厂的监工不准携带武器了，工人的工作条件也有所改善。
至此，工人满足了这些经济诉求后，上海工人的罢工也就宣告结束了。
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后，各地的罢工浪潮也随之消退；只有“省港大罢工”仍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独自与港英当局对峙着，仍坚持不懈地不让步。
但后来，因持强硬态度的廖仲恺不幸遇害；加之，十月以后，因流窜于江西的粤军复回粤东滋事，迫使广东政府不得不再次东征而无暇他顾，“省港大罢工”受此影响也渐显弱化。
而英国政府见公使团分化，法、美等国脱身而去；中国人的斗争矛头已独自对英了，也渐感难支。遂于十一月，将强硬的港督司徒拔撤换，而由对中国一向较为友善的锡兰总督金文泰调任香港总督。
金文泰到任后，就派出辅政司与已改组且更名了的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于是，国民政府也派出了宋子文、陈公博及陈友仁等仨人作为谈判代表，双方这才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尔后，又出了“中山舰事件”，国、共合作出现裂隙，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更是削弱了；但是，罢工仍在持续，只是对峙双方的氛围松弛了许多。
就这样，“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十月；届时，因国民政府准备举行第三次北伐，已于九月十八日宣布：“将于十月十日解除对香港封锁。”
于是，“省港罢工委员会”这才也决定于十月十日停止罢工；至此，已坚持十六个月了的“省港大罢”这才宣告结束。此是后话，略提。
而有关廖仲恺遇害、第二次东征、“中山舰事件”、第三次北伐诸事，容后慢表。
且说，全国的罢工潮逐渐平息后，“关税特别会议”也已临近，段祺瑞似乎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谁知，侦查“金佛郎案”的翁敬棠经过三个多月的缜密调查后，却于十月二日向总检察厅呈交了一份长达近万字的《检察报告》。
翁敬棠在《检察报告》中，以确凿的证据指出:“李思沅、沈瑞麟与法国签具《协议》，有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之故意。”且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此番交易中实使中国蒙受损失达八千余万元之巨”。
因而，认定李思沅、沈瑞麟俩人“已触犯刑律，应依法治罪”。
翁敬棠的《检察报告》出炉后，使刚平静下来的政局又掀起了一层波澜；段祺瑞闻后甚是恼火，欲将翁敬棠抓捕以禁言。
翁敬棠为免遭迫害，赶紧避往天津。
翁敬棠到天津后，又检举前任司法总长章士钊“职掌司法行政，促成此事”，有“共犯情节”，应“并案办理，以肃法纪”。
天津各报社即将此案见诸报端，舆论又为之哗然了。
已改任教育总长了的章士钊与外务总长沈瑞麟，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请辞；李思浩却提交一份《辩诉书》，声称“自己无罪”。
而段祺瑞好不容易见政局平静下来，想不到翁敬棠横里插一刀又来搅局了。
段祺瑞虽气恼，但对于翁敬棠的指控确也自感难以辩驳；不过，在他自认为，不管“金佛郎案”造成了多大损失，但毕竟已换来了“关税特别会议”的即将召开；两事得失相衡，应算无过，也就觉得有了点底气。
于是，段祺瑞指令司法部，由总检察厅会同北京高等检察厅又进行了所谓的侦查。
结果，以“李思浩、沈瑞麟两人所为，于国损益同存；损则力求缩小，益则力予扩张”等语，进行了开脱；宣布：“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仨人无罪，不予起诉。”
翁敬棠不服，申请再议。但是，北京高等检察厅以“翁敬棠并非原告”为由没予受理。
就这样，曾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不了了之了。
段祺瑞授意硬是把“金佛郎案”按下去的同时，“关税特别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了。
会议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直至十二月十日结束，会期长达四十五天。
因为，一切已是水到渠成；所以，十三个与会国的代表经过数轮讨论后，也就通过了中国政府要求实施关税自主的《议案》；从而，解除了现行有关关税《协约》中对于中国的一切束缚。
同时，还议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就这样，拖延了多年经一波三折后才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终于以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与诉求而圆满结束。
中国人能争回关税自主权，这不仅是可以提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问题，更是事涉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所以，无疑是值得庆贺的。
更应看到是，由“五·卅惨案”导致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才是促使“关税特别会议”成功召开的真正动力。
因此，关税自主权实际上是用工人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如此，顾正红等人的血能换得如此结果应算是没有白流，也可告慰于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