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北伐军”光复浙江；唐生智杀袁祖铭；“云南二·六政变”、“‘四镇守使’倒唐”……
却说，孙传芳在江西败北后，“北伐军”的兵锋已经东向。眼看战火即将向东延烧，“江、浙”百姓恐慌万分；士绅们更是忧心忡忡，纷纷奔走相告、呼求和平。
于是，曾任教育总长、参政员的江苏名士张一麐、曾任广东“国民政府”众议院副议长的浙江名士褚辅成等人又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东南和平运动”；而浙人更是主张“浙江自治”，一面向“国民政府”吁请“‘北伐军’勿入浙境”，一面要求“孙传芳的军队退出浙江”。
时由孙传芳《任命》的浙江省长陈仪则召集浙江的士绅，欲组建“自治”的“浙江省政府”，并选出蒋尊簋、张载扬、陈仪、褚辅成、黄郛、周凤岐等人为“浙江省府委员”，以陈仪为“民政长”，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处主任的蒋尊簋为“军政长”；并设法与孙传芳交涉，欲使浙江“不设防”以免战祸。
起初，孙传芳同意了“从浙江撤军”，并取销了卢香亭的“浙军”总司令之职。
然而，孙传芳转而一想，“北伐军”已屯兵“浙、赣”边境，随时可能进军浙江；自己若是撤兵，岂不是将浙江拱手让于“北伐军”？而浙江是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岂愿甘心如此？
因此，孙传芳很快就改变主意，言：“民政可还诸浙人，军务关系存亡，浙人毋庸过问。”就这样，浙人欲避战祸的努力落空了。
陈仪见孙传芳改口，料想难以摆脱其控制；于是，干脆决定宣布“浙江‘自治’”，且将由其所辖的“浙军”第一师与周凤岐的“浙军”第三师从“五省联军”中脱离出来，改称为“浙江省防军”。
孙传芳闻报“陈仪宣布浙江‘自治’”，惊愕不已、悖然大怒；赶紧《任命》原“浙军”第八师师长孟昭月为“浙军”总司令，《令》其“务必将浙江的治权夺回”。
于是，驻于松江的孟昭月即率部回师，会同颜景崇的“浙军”第八混成旅、张俊峰的“浙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向杭州进军。
驻于杭州的陈仪见孙传芳派孟昭月率部来攻，自知难与抗衡，即率部离开杭州撤往富阳。
孟昭月轻取杭州后，又尾随追击。
陈仪又弃富阳而撤往建德，去与驻扎在衢州的周凤岐汇合。
孟昭月这才停止追击，《令》颜景崇、张俊峰分守富阳、金华，自己则回杭州去了。
周凤岐与孙传芳有隙，他见陈仪狼狈至此，遂对其道：“孙传芳一意孤行必自取灭亡，我等岂能陪葬？不若投奔‘北伐军’算了。”
陈仪虽是犹豫不决，但权衡利弊后最终表示“同意”了。
俩人投诚“北伐军”后，“国民政府”即将所部改编；《任命》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周凤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
如此，浙西的大门即敞开了；于是，已驻兵于“浙、赣”边境的“北伐军”就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浙西。
孙传芳闻报陈仪与周凤岐投诚“国民政府”，确实又大吃了一惊；而浙西的大门被打开后，“北伐军”就可长驱直入，浙江的情势更危急了。
然因，此时的孙传芳已与张作霖结盟，腰板似觉硬了许多；所以，他虽是在江西大挫，现在又面对着“北伐军”的咄咄逼人之势，但仍不认输，决意“要与‘北伐军’在浙江再一决雌雄”。
于是，孙传芳《命令》孟昭月与退驻浙南的周荫人“务必守住浙北、浙南切勿懈怠”；同时，又调派“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苏军”第三师师长冯绍闵率部“从速入浙驰援，务必将北伐军拒于浙江境外”。
如此，浙江境内已是风声鹤唳，一场大战在即了。
且说，蒋介石决定“东取‘浙、沪、宁’”后，即着手进行部署。
因为，蒋介石毕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且继续“北伐”东进“浙、沪、宁”又是名正言顺；所以，各军将领均无异议，连唐生智都只得表示“赞同”。
于是，蒋介石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北伐军’分东、中、西三路进军”，而以“东进消灭长江下流孙传芳的主力、攻取‘浙、宁、沪’”为主要目标。
为此，蒋介石又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
“东路军”由已进抵“浙、闽”边境、“浙、赣”边境了的第一军与由“浙军”、“闽军”改编的各部组成，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东路军”下辖六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浙军”陈仪部改编的第十九军与原“浙军”周凤岐部改编的第二十六军组成，第二纵队由王俊的第一军第一师与陈继承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组成，第三纵队由刘峙的第一军第二师与严重的第一军第二十一师组成，第四纵队由冯轶斐的第一军第十四师与王文翰的第一军第二十师组成，第五纵队由原“闽军”赖世璜部改编的第十四军组成，原“闽军”曹万顺部改编的第十七军则为第六纵队。
因为，第一纵队已在浙西，第二纵队与第三纵队已在“浙、赣”边境；所以，这三个纵队就归正随蒋介石进入江西了的白崇禧指挥，由西向东进入浙江。而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纵队尚在“浙、闽”边境，也就归何应钦亲自指挥，由南向北进军浙江。
两路“东路军”的主攻目标皆是“浙、沪”，待取“浙、沪”后再配合他路共取南京。
“中央军”实际上就是“中路军”，因其主要由已进入江西的第二军、第六军、第七军组成，且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故特称其为了“中央军”。
同时，又以长江为界，将“中路军”分为“江右军”与“江左军”。拟沿长江右岸进军的称为“江右军”，拟沿长江左岸进军的则称为“江左军”。
因此时，程潜的第六军与鲁涤平的第二军尚在南昌；因此，蒋介石以该两军为“江右军”主力，《任命》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同时，将已调入江西、由“湘军”改编的贺耀祖所部独立第二师也划归“江右军”。
于是，程潜将“江右军”编为三个纵队；由他自率的第六军为第一纵队，鲁涤平的第二军为第二纵队，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则为第三纵队。
“江右军”的任务是从赣东北的湖口、景德镇等地进军皖南，以策应“东路军”；待“东路军”攻取“浙、沪”后，再合力攻取南京。
而“江左军”则以驻于“赣、鄂”边境九江的第七军为主力，李宗仁担《任》“‘江左军’总指挥”也就是当仁不让了。同时，蒋介石将由“鄂军”改编的刘佐龙所部第十五军及已从鄂西场上脱身的、由“黔军”改编的王天培所部第十军均划归了“江左军”。
于是，李宗仁将“江左军”也编为三个纵队；由他自率的第七军编为第一纵队，王天培的第十军编为第二纵队，刘佐龙的第十五军则编为第三纵队。
“江左军”的任务是从鄂东的黄梅、广济等地进军安庆、合肥，以牵制皖北之敌，使其不敢渡江南下驰援。
“西路军”则由驻于湖北的第八军、第四军及第十一军等组成，由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
“西路军”也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唐生智的第八军与由“鄂军”改编的夏斗寅所部独立第十四师组成，第二纵队是张发奎的第四军，第三纵队则是陈铭枢的第十一军。
“西路军”拟出鄂北的武胜关进入河南；然后，与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联手合击已入河南的“奉军”；且牵制驻于“直、鲁”的“奉军”，令其难以南下、驰援孙传芳。
同时，蒋介石又以已进入江西的朱培德的第三军为“总预备队”，以策应各路。
部署定后，即挥师挺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东路军”率先发起进攻。
此时，“东路军”的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已从赣东进抵浙西的衢州；白祟禧打算攻取浙中的金华后，再与驻于建德的第一纵队汇合，挥师北上袭取杭州。
于是，白祟禧亲率第三纵队奔袭兰溪，而《命》王俊率第二纵队袭取龙游；然后，左、右夹击夺取金华。
孟昭月回杭州后，金华只有颜景崇的“浙军”第八混成旅驻守；因此，白祟禧没费多大劲就轻取了。
与此同时，何应钦也派遣“东路军”第三、第四、第五三个纵队由闽北入浙南，分三路向江山、处州、温州进军。
退驻浙南的“‘闽军’总司令”周荫人是何应钦的手下败将，现在面对“国民革命军”的三路攻击，更是不知如何应战了。
而“闽军”将士已领略过“国民革命军”的厉害，还未交战早已是丧魂落魄、无心再战；于是，江山与处州两地很快就被“东路军”攻取。
驻于温州的周荫人见情况不妙，唯恐退路被断而成瓮中之鳖，赶紧带了残部往北撤退。
但果然，撤至浙东的宁波，发觉往北的路已被“东路军”截断；周荫人走投无路只得孤身从海上逃走、杳如黄鹤了，其残部即都成了“东路军”的俘虏。
接着，何应钦率部又一路北上连取了余姚、上虞、绍兴、萧山，兵锋直抵杭州南面的钱塘江。
而白祟禧也率部攻取了桐庐、富阳等地，沿钱塘江北岸向杭州迫进。
一月二十九日，“东路军”向杭州发起总攻。
驻守杭州的孟昭月见“北伐军”两路夹击、来势汹汹，而孙传芳调派的援军尚未到来；孟昭月凭着钱塘江的天堑、勉强抵抗了一阵，但终因兵力相差悬殊而不敌。在“东路军”的迅猛攻势下，孟昭月不得不放弃抵抗，逃离杭州直往天津保命去了。
于是，杭州被“东路军”攻克；至此，浙江全境就都光复了。
“东路军”光复浙江之时，“中央军”的“江左军”与“江右军”也积极向长江下游挺进了。
“江右军”的第一纵队即程潜自率的第六军已推进到了赣北的湖口、彭泽，“江右军”的第二纵队即鲁涤平所率的第二军也进至了赣东北的玉山、德兴，“江右军”的第三纵队即贺耀祖所率的独立第二师则也抵达赣东北的乐平、景德镇；三路纵队集结赣东北后，准备向皖南挺进。
“江左军”的第一纵队即李宗仁亲率的第七军已移驻到鄂东的黄梅、广济、蕲春，“江左军”的第二纵队即王天培所率的第十军也进驻到了鄂东的蕲水、罗田，“江左军”的第三纵队即刘佐龙的第十五军则抵达鄂东的新州、麻城；三路纵队集结于鄂东后，也准备向皖北进军。
如此，已从江西败北、刚又丢失了浙江、现驻于南京的孙传芳感到了来自“赣、鄂”的“北伐军”的强大压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然而，“东路军”攻取浙江、大获全胜之时，唐生智的“西路军”却没有遵《令》进军。
原来，“北伐军”光复湖南、平定鄂西后，一直进军滞缓的袁祖铭此时却进驻到了常德，占据了湘西北一大片。
而唐生智自从赶走赵恒惕后，早已将湖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岂容得他人插足；现在，想不到袁祖铭却不劳而获地从他手中捞取了这多好处，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令唐生智简直要七窍生烟了。
因此，唐生智决意“将湘西从袁祖铭手中夺回”；也就将别的都抛到了脑后、暂缓北上进取河南，而只关注于“如何对付袁祖铭”了。
唐生智想对付袁祖铭，却也并非易事。
因为，袁祖铭毕竟是在政坛上滚打多年的老狐狸，岂肯将已到口的肥肉吐出来？且袁祖铭手上有兵，若是硬打硬拼、恐会两败俱伤；看来，要袁祖铭放弃湘西，还得动点脑筋。
唐生智苦思冥想了一番，忽然灵机一动有了办法。
他想到了，自己的部将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此时正驻在常德，何不《令》他“设法将袁祖铭除掉”，岂不一了百了？
于是，唐生智给周斓下了一道《密令》“要他伺机除掉袁祖铭”。
唐生智的《命令》，周斓自然遵照执行；只是，周斓的兵力远不及袁祖铭，若是靠力拼必难成事，这倒使周斓有点为难了。
为此，周斓与湘西善后专使周鳌山商议，共谋“除袁”之计。
俩人商议后、谋得一计，因时值岁末，周斓即以“岁末聚欢”之名，定于腊月廿七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宴请袁祖铭”；且为避免袁祖铭起疑心，周斓故意让“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出面相邀。
果然，因是曾春轩相邀，袁祖铭毫不存疑、接受了“邀请”。
然而，其幕僚、咨议官聂汉一、何干群却提醒他：“唐生智的部将周斓现在常德，当备加小心。”
但此时的袁祖铭仗着自己手中有兵，全不把周斓放在眼里，轻蔑地道：“哼，周斓？区区一个教导师，他敢？我踏平了他！”
是日，袁祖铭带着参谋长朱崧、“黔军”第四师师长何厚光及十多名亲随毫无戒备地“应邀赴宴”了。
宴席摆在位于常德东门外的贺八巷内常德商会楼上，袁祖铭全不知这是一场鸿门宴。
酒过三巡，袁祖铭正在兴上；忽然，楼下一阵枪声；未待袁祖铭回过神来，周斓与周鳌山已率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登上了楼。
朱崧与何厚光见势不妙欲举枪自卫，即被当场击毙，已有几分酒意了的袁祖铭稀里糊涂地成了阶下囚。
周斓擒获袁祖铭后，立即《电》告唐生智；唐生智唯恐有变，即指令“就地处决”。
于是，周斓当夜就将袁祖铭枪杀在沅江岸边的沙滩上。袁祖铭被杀后，其所部被唐生智收编。
不久，唐生智将彭汉章的第九军编为“‘西路军’第四纵队”；但不久，彭汉章赴武汉参加一次“军事会议”时，却被唐生智以“蹂躏湘西，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的罪名扣押了。
彭汉章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番号即被取消，杨其昌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贺龙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如此一来，倒是让贺龙少了一个管事的婆婆而自由多了。
半年后的八月十二日，彭汉章在汉口也被唐生智杀害。
唐生智杀了袁祖铭与彭汉章后，也就将湖南完全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而称心如意了。此是后话，顺提。
就在唐生智《密使》周斓诱杀袁祖铭后不久，云南的政坛也发生突变了。
原来，自从三年前唐继尧回师云南、重掌大权后；一直来总想“图谋‘两广’”，遂与“广东国民政府”交恶，并与吴佩孚勾结了；因此，唐继尧也被视为了不利“北伐”的一大障碍。
为此，中＊共＊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同时，又以“云南特别支部书记”李鑫为首组建了“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专事倒唐，以配合“北伐”。
因为，唐继尧从新主政云南后，连年对外用兵、穷兵黩武，致使云南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于是，“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列举了唐继尧的“祸滇十大罪状”，以激发民众、奋起倒唐。
果然，因百姓积怨已久，即一呼百应；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唐’运动”在云南展开了。
恰时值岁末，“滇军”将士要求“清偿历年欠饷”；唐继尧无钱发饷，这令将士们更怨声连天、骚动不宁了。
面对不断高涨的“‘倒唐’运动”，唐继尧打算实施镇压。
而时《任》“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人，因唐继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损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致使“四镇守使”对唐继尧也心生怨怼，且关系逐渐疏远、矛盾显现。
此时，“四镇守使”见唐继尧不顾民意仍恣意妄为；遂决定于二月五日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远小人，惩贪官；知民苦，清欠饷；安内睦邻，开明政治；改组政府，还政于民”并驱逐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肖小”之辈。
唐继虞是唐继尧的胞弟，其他几位也皆是其“心腹”，岂能依从？因此，唐继尧对于“四镇守使”的《通电》没有理睬。
这下可惹恼了“四镇守使”，决定“进一步对唐继尧发动‘兵谏’”。
于是，翌日即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四镇守使”率部向昆明迫进，要唐继尧“下台”。
当日，龙云率部就抵达昆明近郊安宁；接着，胡若愚的部队也到达了昆明东南面的宜良，张汝骥的部队则进抵到昆明北面的杨林，李选廷的部队也到了昆明西面的禄丰；从而，对昆明形成了包围。
唐继尧眼见“四镇守使”如此咄咄逼人的架势，这才惊恐失色、不知所措了。
因为，“滇军”的主力基本上是掌在胡若愚与龙云俩人手上；凭着俩人的实力已足以将唐继尧轰下台，加上张汝骥与李选廷更是如虎添翼了。而今，这四个“镇守使”联合对唐继尧发难了，叫他如何抵挡得了？
此时，唐继尧知道自已已成了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处于绝境，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被迫于事变当日宣布“下野”。
于是，龙云率部进入昆明，并派兵逮捕了唐继尧手下陈维庚、李伯勋等二十多名民愤极大的官员；只是，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却已溜走逃亡了。
接着，“四镇守使”在宜良的“法明寺”内举行会议，决定“组成一个采用‘合议’制的‘云南省务委员会’”以替代原来的“云南省政府”；并推举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九人为“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而胡若愚则为“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发生在云南的一场“政变”悄然地结束了。
因为，“政变”发生日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参与“政变”的主要是“四镇守使”，故史称“二·六政变”或“四镇守使‘倒唐’”。
云南的“二·六政变”后，“四镇守使”又决定“投靠‘国民政府’”；于是，派员赴武汉与“国民政府”联络。
“国民政府”自然接纳，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李选廷因仅有一个团的兵力，没有独立成军而仍任“大理镇守使”之职。
唐继尧下台后，“四镇守使”倒是没有过分难为他，让他挂了个“云南省务委员会总裁”的虚衔。
但是，唐继尧心中总不是滋味；想不到自己在滇主政多年称雄一方，而今却倒在了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几名部将脚下，整日郁闷困苦了；不久，唐继尧郁愤成疾，三个月后在昆明病死。
从此，云南的政坛由“四镇守使”中的胡若愚与龙云俩人操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