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宁、汉战争”，唐生智下野；广州“张、黄事变”……
却说，南京城内闹哄哄地忙于“宁、汉合流”之时，武汉的唐生智却趁机向东拓展地盘了。
其实，还在孙传芳攻打南京之前，唐生智就已以“东征、讨蒋”之名派兵入皖，并进抵安庆。为此，李宗仁与汪精卫在庐山会晤之时，就曾要求“‘武汉国民政’须先中止‘东征’”。
当时，汪精卫为了能促成“宁、汉合流”、以实现自己当“党魁”的夙愿，答应“让唐生智‘东进’的步伐停了下来”。
然而，接踵而来的李宗仁与孙传芳的“龙潭大战”，却让唐生智觉得是“‘东扩’的绝佳机会”，再也不愿错过了。
因此，唐生智即以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为“江右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为“江左军”，兵分两路沿长江而下复又大举“东进”了。
而此时的李宗仁因与孙传芳在龙潭激战、难分难解，哪还能西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唐生智大举东侵。
待等李宗仁好不容易将孙传芳击溃而有精力回过头来时，唐生智却已将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宣城等地夺占，并迫使驻守芜湖的“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东退。
接着，唐生智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任命》何键为“安徽省主席”；如此，唐生智把安徽收于囊中，将“湘、鄂、皖”连成了一片。
安徽是李宗仁的地盘，眼看着被人夺占，岂能不心疼？
然因，李宗仁与孙传芳大战刚毕；虽是战胜了孙传芳，自己的战力却也耗损甚重，难以再与唐生智争锋；所以，李宗仁只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地暂不与唐生智计较。
好在，接下来的“宁、汉合流”中倒是让李宗仁占了便宜，权可聊作自慰。
原来，因“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都没有至宁就任；而主持党务的“西山会议派”都是些只会摇唇鼓舌的腐儒之辈，在这烽烟四起、****不休的年代中无非是种摆设，哪能与管军务的、毕竟有着相当军事实力的“桂系”相提并论？因而，“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操纵在了“桂系”掌中。
如此，李宗仁虽是失了安徽，但却进入南京、且主政中枢了，两者得失相较还算是可补偿而自慰。
所以，李宗仁也就不急于夺回安徽，而是欲借助“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以对唐生智有所约束；然后，待有转机时再与唐生智算账。
然而，唐生智夺取安徽后，更不把“桂系”放在眼里了，岂愿受“南京国民政府”约束？
唐生智对于政治本无多大兴趣，他所关注的只是“如何拓展地盘，增强实力”，并没把“宁、汉合流”之事怎么放在心上；但此时，他见“桂系”把持了“南京国民政府”，却也觉得很是看不顺眼，也就想从中作梗、给“桂系”使绊。
而此时，已回到武汉了的顾孟余、陈公博等人，因在南京被排挤出局而心中忿懑；因此，竭力怂恿唐生智与“南京国民政府”作对。
双方一拍即合，遂于九月二十二日，成立了由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邓寿荃、孔庚等五名常务委员组成的“武汉政治分会”；并《通电》以“护党”的名义，对“桂系”予以鞭挞；指称“‘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不承认“中央特委会”；并宣称：“‘武汉政治分会’不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
如此，以唐生智为主的“武汉政治分会”与由“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宁、汉”复又对立。
唐生智等人的这一手，李宗仁未曾料到；其明目张胆地如此蔑视“中央特委会”，岂不有损了的中央的权威？若是众皆效仿，如何是好？这一下，可是比夺取地盘更是使李宗仁难以忍受，真的令他火冒三丈了。
看来，这个唐生智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得设法压制一下他的嚣张气势；否则，自己即使掌控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中枢，也难以号令地方。
但是，此时的唐生智毕竟据有“湘、鄂、皖”三省，拥兵十万之众；他之所以没把“桂系”放在眼中，凭的也正是如此。因为，现今的世道，无论是谁欲在政坛上击败对手，最终还是要靠军事实力作后盾。
李宗仁也知道，若是只凭“桂系”现有的实力，欲与唐生智单挑独斗、没有胜算的把握。然而，若是一再忍让任、由其欺辱，又会被人视为软弱好欺而威信扫地。
因此，这倒确是使李宗仁举棋难定了。
而此时，唐生智见“桂系”没有反应，也就更是放胆了，又《命令》已占据芜湖了的刘兴继续东进。
于是，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又进抵当涂，与“桂系”的“第七军军长”夏威所部遭遇；只是这次，刘兴的进军没能再如前那般顺利，被夏威挡在了当涂。
刘兴与夏威在当涂的前哨战打响后，李宗仁觉得不该再沉默了，这才把“对付唐生智”视为了当务之急。并打算争取谭延闿、程潜等人对自己的支持，以“联手对付唐生智”。
因为，谭延闿与程潜皆是湖南军界出身；论资历，俩人应都是唐生智的前辈。也正因如此，后起的唐生智甚是忌惮，唯恐俩人与其争湖南王之位。
故而，“北伐”初期，“广东国民政府”曾许诺“谭延闿与程潜不回湖南”作为条件，方促成了唐生智的归附及投身“北伐”。也因此，谭延闿、程潜俩人都与唐生智有着很深的隔阂、至今犹存，并没因仨人曾有一段时期同处于“武汉国民政府”而消弥。
“宁、汉合流”后，谭延闿与程潜都滞留南京，也就又与唐生智分道扬镳了。
因而，李宗仁想到了何不利用俩人，“联手对付唐生智”？
果然，当李宗仁将自己的意愿告知俩人后，谭延闿与程潜即表支持。
程潜掌有重建的第六军”，且已移防南京即可为用；谭延闿的第二军虽由鲁涤平所率驻于湖南，但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嫡系”，只要谭延闿发话也必能为用。
有了俩人的支持，李宗仁顿感腰板硬了；于是，即打算“兴兵讨伐唐生智”。
然而，孙科闻知李宗仁等人欲“兴兵讨伐唐生智”倒是急了。
虽然，孙科对于唐生智的所作所为也甚觉不妥且反感，但他总觉得“宁、汉合流”后应谋求团结而不该再启兵端，即使有矛盾也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通过谈判解决；因此，他力主“和议”。
孙科的主张冠冕堂皇，李宗仁只得依从，也就暂缓起兵了。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派遣孙科与伍朝枢赴武汉、去与唐生智谈判。
谈判在汉口举行，因双方都“不愿让步”，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而当“宁方”提到“‘武汉政治分会’应承认‘中央特委会’”并要求唐生智“中止‘东进’，从安徽撤军”时，却遭到了唐生智的断然拒绝。
因为，对于唐生智来说，已经吞下肚了的东西是绝不可再吐出的。
于是，谈判破裂，孙科与伍朝枢无果而返。
其实，这早在李宗仁的预料之中、且正是其所希望的；因为，如此“再起兵‘西征’也就师出有名”了。
于是，十月十九日，由“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以“中央特委会”名义作出《决议》：“开除唐生智党籍，解除其本兼各职。”
第二天，即又颁布了《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民众书》，罗列了唐生智的“蔑视中央，危害主义”、“侵夺皖境，威逼首都”、“兴兵寻衅，涂炭生灵”等罪状；同时，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名义下达《讨唐令》。
“中央特委会”《决议》“讨伐唐生智”后，立即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两广”的李济琛、黄绍竑立即《致电》李宗仁，表示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而江西的朱培德，因“南京国民政府”仍《任命》其为“江西省主席”；因此，“宁、汉”重起争端后，朱培德站在了李宗仁一边。
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嫡系”，他见谭延闿已融入“南京国民政府”了，也就随同表态讨唐。而一直来置身于局外的“滇军”、“黔军”、“川军”也都随大流，齐声谴责唐生智。
如此一来，一个“讨唐联盟”无意中形成；顿时，唐生智显得形单影只，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原来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唐生智，往日的气势顿消，处于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中。
李宗仁见形势对自己大利了，遂决定“举兵讨伐唐生智”。
十一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一支“西征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程潜《任》“副总指挥”。
“西征军”由李宗仁亲率的“第三路军”、程潜的“第四路军”、朱培德的“第五路军”组成。
“第三路军”辖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等部，李宗仁兼《任》“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第四路军”辖程潜亲率的第六军、陈嘉祐的第十三军、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等部，程潜《任》“总指挥”；“第五路军”辖王钧的第三军、金汉鼎的第九军等部，朱培德《任》“总指挥”。
另外，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所率的“楚有”号、“楚同”号、“永健”号、“永绩”号、“江贞”号等舰，“空军司令”张静愚统领的航空第一队、航空第二队，也都参与了“西征”。
“西征军”组成后，即兵分三路进军。
“第三路军”由白崇禧率领沿长江北岸西进，程潜所率的“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而进，欲南、北两路并进夺回安徽。朱培德所率的“第五路军”则由赣北的湖口、九江突入鄂南，以扼住鄂、皖通道，将入皖的“唐军”阻截、俱歼于安徽境内。
于是，程潜即率“第四路军”向宣城进军，“第三路军”的陈调元也率其第三十七军驰援当涂，“宁、汉战争”随即打响。
已与夏威在当涂对峙多时的刘兴，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今忽见“西征军”多路来攻，处境更是显得十分危险了；于是，刘兴急向唐生智求援。
唐生智原以为，“龙潭战役”后，李宗仁的“桂军”与孙传芳军定是两败俱伤了，哪还能与自己争锋？这才敢放胆向“桂系”挑衅。想不到，李宗仁将程潜与朱培德拉拢后，顿时凑起了如此一支不可小觑的“西征军”，不由得使他愕然了。
虽然，唐生智辖下有李品仙的第八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叶琪的第十八军、周斓的第十七军、彭振国的第三十军等部；但因自己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恶后，众人都把矛头对准了自己，自己竟成了众矢之的；其辖地“湘、鄂、皖”三省也就都得分兵驻防、倍加小心、唯恐有失。
所以，当刘兴告急“求援”时，唐生智却不敢从别处调兵往援；因此，刘兴“求援”无望。
唐生智知道，单枪匹马的刘兴难以抵挡“西征军”的进攻；于是，下《令》刘兴“速从皖东撤军”，以免遭被围歼。
刘兴接到唐生智的《撤军令》后，二话没说就从当涂撤回芜湖了。
夏威与陈调元见刘兴撤退了，岂肯罢休，遂尾随追击。
而此时，程潜的“第四路军”也已袭取了宣城。
于是，南、北两路“西征军”又对芜湖构成了钳形攻势，迫使刘兴不得不又放弃芜湖、再向西撤退。
“西征军”得了芜湖后，即又沿长江两岸推进。
白崇禧所率的“第三路军”又攻占了巢县、无为、桐城等地，程潜的“第四路军”也夺取了铜陵、池州，兵锋直指安庆。
驻于安庆的何键倒是不肯示弱，欲率其“第三十五军”与“西征军”决战，不愿轻易将安庆予人。
然而，就在何键欲“决战安庆”之时；忽报“朱培德的‘第三军’与第九军已进驻九江、湖口，并威逼鄂东南的广济了”，这一《谍报》着实使何键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广济位于“鄂、赣、皖”三省交界处，是长江北岸的一座临江重镇，有“鄂东门户”之称；其城西的田家镇一带江窄水急、被喻为“楚江锁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若是一旦失了广济，“皖、鄂”通道即被切断；即使守住了安庆，也会成瓮中之鳖。
如此危情，令何键无心恋战了，只得打算趁“皖、鄂”通道尚未被切断之前、赶紧撤军回鄂。
而在庐山养病的汪精卫眼看唐生智情势吃紧，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汪精卫不愿看到唐生智落败，遂致《函》朱培德，言：“兄与孟潇曾共事汉府，同赴北伐；孟潇无一兵扰及江西，兄何为他人所驱徒然反目？而今‘李、唐’交恶，非‘宁、汉’之争，实‘桂系’为打击异己使然也；乞兄力持和平，斡旋此局，保持中立，方为正义。切莫助纣为虐，今孟潇之危，明日兄若有同忧，奈何？”
欲以此说退朱培德，瓦解“讨唐联盟”。
果然，听了汪精卫的这么一番说词后，朱培德心中犹豫了；心想，是呀，自己与唐生智本无利害冲突；李宗仁与唐生智为利益之争而起兵端，自己何必夹入其中？
于是，朱培德一改初态、显得消怠了；其所率的“第五路军”进驻九江、湖口后，也就驻军不前。因此，“鄂、皖”通道没被切断，方才给何键与刘兴留了一条退路。
何键与刘兴率部退入湖北后，分驻于广济、黄梅等地；至此，安徽全境即为“西征军”收复了。
李宗仁夺回失地后心中大悦，且觉得唐生智徒有虚名、不过如此；既然可如此轻取，那就干脆将唐生智的“两湖”都夺占了。
于是，李宗仁下《令》“西征军”挥师入鄂、继续西进，自己则将“‘西征军’总指挥部”移至安庆坐镇指挥。
于是，“第三路军”又向黄梅进军。
此时，驻守黄梅的何键不想再退了，遂在桐梓河、车坊铺、团山河、龙坪一线与“‘西征军’第三路军”激战。
这一役甚是惨烈，激战三天后方见分晓。
胡宗铎的“第十九军”终于突破桐梓河防线，“第四十四军第一师师长”邹鹏振率部攻占了石佛寺、郑公塔，“第四十四军第二师师长”蒋锄欧也夺取了柳家湾、龙坪等地。
何键终于不敌，率其“第三十五军”残部败逃蕲春。
与此同时，程潜的“第四路军”则攻打广济；但是，驻守广济的刘兴凭借田家镇的半璧山险隘扼守拒敌，却使程潜亲率的“第六军”攻打多时、终不能克。
不过，当“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楚同”号、“楚有”号、“江贞”号等舰前来助阵后，战况即改观了。炮舰向田家镇与半璧山猛轰，刘兴率部勉强抵抗了四小时后不得不弃守。
终于，半璧山险隘被突破，广济也为“西征军”攻取了。
接着，程潜的“第四路军”乘胜追击，又夺取了阳新、大冶、鄂城等地，兵锋逼近武汉。
与此同时，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方振武率部沿京汉铁路南下、由豫南进入鄂北了，这令唐生智又大吃了一惊。
因为，方振武辖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与唐生智的关系尚可，怎么也来落井下石了？
其实，方振武是擅自决定“率部入鄂”的，并非受冯玉祥派遣；冯玉祥知道后欲加阻止，方振武干脆脱离冯玉祥、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故有此举。
而“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与“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也在鄂西策应“西征军”，并袭取了宜昌、荆门等地；并有“进而袭取岳阳，切断湘、鄂通道”之虞。
如此一来，唐生智四面受敌、岌岌可危了。
而武汉城内更是人心惶惶，许多将士都无心再战；驻守武汉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如坐针毡，唐生智也一筹莫展了。
恰在此时，蒋百里却又来武汉了。
蒋百里毕竟是唐生智的师尊，此来确是为他的这位门生着想；他见唐生智已处境艰危，遂对他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可退守湖南。”
虽然，蒋百里只会纸上谈兵，但这句话倒是提醒了唐生智，让他想到了自己毕竟尚有“三湘”之地；因此，决定“采纳‘师尊’的建言、退守湖南”。
于是，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人召集至自己在汉口的宅邸内商议；众皆认为“这场仗确是难以再打下去了”。
于是，唐生智《命》仨人“趁‘湘、鄂’通道尚未被切断之前，从速率军、退守湖南”，以保存实力。
同时，为“使李宗仁不再有借口、继续‘西征’入湘追击”，唐生智自己则决定“效仿蒋介石宣布‘下野’，暂去海外”。
鉴于眼前的危情，众人觉得“也只能如此了”；于是，皆“从唐生智之言、而行”。
而此时，唐生智获知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暗通款曲；恼羞成怒的唐生智即将张国威诱捕，当场《命》人将其用绳勒毙。
唐生智除去这一心中大患后，即于当晚乘坐日本轮船，离开武汉顺江而下；然后，也东渡日本去了。
唐生智走后，李品仙等人即于第二天《通电》，要求“与‘南京国民政府’休兵言和”；同时，仨人遵照唐生智的授意、急速率部、退往湖南，欲坚守湘境、作为根本、以待来时。
于是，“西征军”进驻武汉。
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即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政务委员会”，《任命》程潜为“主席”；同时，又《任命》李宗仁的心腹大将“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
因为，唐生智已“下野”出洋，“西征、讨唐”失了依据，“西征军”不宜“再入湘追击”；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于十一月十四日下《令》“停战”。
至此，“宁、汉战争”算是结束。
且说，“宁、汉战争”刚结束，南方的广州却又有了新的变故，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来，汪精卫南下广州后，即与张发奎联系，竭力鼓动他“反桂”；欲借助他的力量在广州另组“中央党部”，以与武汉的唐生智遥相呼应，跟“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张发奎本来就有“图粤”之心，被汪精卫如此一说、更是心动了。
因此，张发奎公开作出声明：“自己只承认以前的‘武汉国民政府’为正统。”并要李济琛也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委会”、莫与“桂系”合作。
同时，汪精卫还逼迫李济琛改组了“广东省政府”；从而，让他的亲信陈公博《任》“民政厅长”、邹敏初《任》“财政厅长”、甘乃光《任》“广州市长”。
而张发奎的几名心腹部将也分别在政府中兼职，黄琪翔《任》“军事厅长”、朱晖日《任》“广州卫戍司令”、他的“政治部主任”谢婴白则兼《任》“农工厅长”。
如此一来，李济琛的省政府中有一半是汪精卫与张发奎的人了，这令李济琛心中甚是不爽。
至此，李济琛开始觉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张发奎已与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了，心目中全没再有他这个老上司；若是听任他跟着汪精卫如此胡搞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得想个办法对他有所约束了。
于是，李济琛以“广东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成立了一个“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两广”的军事统一机构；李济琛自《任》“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可钰《任》“总参谋长”，张发奎与黄绍竑《任》“副总参谋长”，陈公博《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李济琛将自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都撤销了；如此，张发奎所部则被纳入了李济琛的麾下，倒是令张发奎如同“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济琛自认为这是步好棋，张发奎如同头上被套了个“金箍”，定又只能听命于他了。
然而，李济琛的愿望很快就落空。
张发奎仍我行我素，全没把他这个“老上司”放在眼里，两人所部无论在军事、财政、人事上都时有冲突。
十月二十四日，张发奎的部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为报私怨，竟然擅自将李济琛的爱将、时任“第八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区司令”胡谦枪杀了，这又令李济琛又惊又忧了。
李济琛不由得想“今日，李汉魂敢明目张胆地枪杀胡谦；说不定哪一天，张发奎也会做出无法无天的大逆不道之事来？”
想到此，着实让李济琛打了个寒颤，并有点懊悔当初不该让张发奎“回粤”；现在看来，自己是做了件近乎“引狼入室”的傻事。但事已至此，悔又何用？还是想法防患于未然吧。
然而，又能用什么法子呢？张发奎手上有一支号称“铁军”的“第四军”，现在又有汪精卫从政治上给他撑腰；若是来硬的用武力驱逐，恐怕不行；别说会两败俱伤，弄得不好或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此看来，武力解决不可取。
李济琛又苦思冥想了许久，最后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他打算送给张发奎五万元钱，请他去“出洋考察”；一旦张发奎走了，其他人则不必虑；如此，既不伤和气，又去了心头大患，倒是可取。
想好了“对付张发奎”的法子后，李济琛觉得“汪精卫也似个瘟神，同样得将他送走”。
对于汪精卫，李济琛则采用另一种办法。他指使人四处放话：“汪主席乃‘党魁’，寄寓东南边省，实非所宜；当北归返宁，掌握中枢，奠定乾坤，方不负众望。”
李济琛欲以此相激，促汪精卫离粤。
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李济琛的用意，岂能让其遂愿？
恰在此时，汪精卫忽然接到了一份蒋介石的《电函》，乃是“邀他赴沪、共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事宜”。
原来，蒋介石被“桂系”逼迫“下野”后甚是不甘心，总想着能东山再起、并还以眼色。
因此，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后闭门不出、韬光养晦，一时间似乎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了；其实，他这时却在忙碌着另一件攸关其政治前途的大事，即“欲将已故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龄娶到手”，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因为，蒋介石自知“下野”只是权宜之计的暂时蛰伏，自己定是要再出山的；届时，若有了“蒋、宋联姻”的这个政治资本，再与“政敌”抗衡时就能多几分胜算。为此，蒋介石暂时将一切都搁置一旁，连“宁、汉合流”时李宗仁邀他“赴宁”也概不理睬。
然而，接着爆发的“宁、汉战争”却又引致了“直、鲁联军”对河南的进犯，迫使处境堪忧的冯玉祥想到了要请蒋介石出山、以助他解困。
亟望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当然心悦，但他觉得自己出山前、须先设法将南京的“特别委员会”扳倒；为此，他想利用与“特别委员会”矛盾甚深的汪精卫；故特致《函》汪精卫，欲以“共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事宜”为由邀其来沪，以共同对付“桂系”。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对头，想不到蒋介石竟会致《函》与他。
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本不想理睬；但转而一想，蒋介石也跟自己一样被“桂系”逼迫得“下野”了，倒是不免有点同病相怜之感；既然都是受害人，何必再计较过去的恩怨，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政敌也是情理中事；因此，汪精卫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沪晤商”，以共同对付“桂系”。
同时，汪精卫觉得，李济琛不是想把自己撵走？现在，倒是可借题发挥、将计就计地把李济琛也哄离广东，以便张发奎可趁机举事。
于是，汪精卫即与张发奎商议。
而此前，张发奎已将“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拉拢；并收买了曾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改投李济琛后时任“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及李济琛的部将“新编第三师师长”黄镇球等人。
如此，双方军力此消彼长了，张发奎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一有机会即举事。现在，张发奎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俩人一拍即合。
俩人商定后，汪精卫遂向李济琛道：“蒋介石邀你、我共商国是，拟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我已决定赴沪，任潮兄打算同行吗？”
听说汪精卫要离粤了，李济琛当然高兴；但因张发奎尚在，自己应否同往，却仍不免犹豫、一时难以作答。
恰在此时，张发奎也来找李济琛了，言：“愿意接受赠款，出洋考察。”
张发奎终于也“愿意离粤”了，这正是李济琛巴不得的；如此，他心中的忧虑全消了，这才决定“与汪精卫同行、赴沪与会”。
为此，李济琛《电函》已回到广西了的黄绍竑，要他复来粤、帮他坐镇广州，以便自己可放心赴沪。
十一月十五日，黄绍竑抵达广州。
因为，张发奎收了李济琛的赠款后，已先他几日离粤了；所以，李济琛此时的心中全没了顾虑；他将广州托付给黄绍竑后，即于第二天也与汪精卫一起启程离穗了。
汪精卫与李济琛俩人先到香港，然后乘坐“亚洲皇后”号轮船赴沪。但谁知，李济琛走后，当天晚上广州城内就发生了兵变。
原来，张发奎所谓的“愿意受赠、出洋考察”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李济琛而特意演给他看的一出戏，目的为的就是想“促使李济琛放心地也离开广东”。
果然，李济琛懵然不觉而上当了。
而张发奎在离穗前，已对黄琪翔有所授意；因此，李济琛离粤当晚，黄琪翔即召集李福林、薛岳、黄镇球等人会议，决定以“护党”之名、在广州连夜举事。
于是，黄琪翔派其部将“第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吴奇伟率一个团，前去捉拿黄绍竑；李福林、薛岳、黄镇球等人则分头解决黄绍竑带入广州的“桂军”。
十七日凌晨，睡梦中的黄绍竑忽被不远处的一阵枪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只见时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冯祝万匆匆前来急报：“广州城内发生兵变，黄琪翔已派人来抓捕你了。”
事变来得突然，黄绍竑猝不及防，不由得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情急之下，黄绍竑顾不得他的部卒了，赶紧自己逃命。
当吴奇伟率部将黄绍竑那幢位于吉祥路的寓所包围后，却发觉扑了个空；黄绍竑早已化装成商人，与冯祝万等人一起仓皇逃离广州去往香港了；然后，再经河内返回梧州。
虽然，吴奇伟没能抓到黄绍竑；但是，随同黄绍竑入粤的“桂军”却全部被缴了械。
就这样，由黄琪翔主持发动的“兵变”轻易地成功了。
第二天，张发奎即从香港返回广州；并即以“广州政治分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李宗仁把持‘特别委员会’，为‘桂系’独派营私祸国殃党”及“李济琛勾结‘新桂系’卖粤”等罪行；接着，召开“‘护党’大会”，通过了包括“呼吁在广州举行‘国民党四中全会’”、“废除‘特别委员会’”、“惩办‘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人”、“解除李济琛一切职务”、“服从‘国民党中央’，反对共产党”等六项内容的《决议》。
同时，《任命》张发奎为“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主席”。
并且，将“第四军”及其他驻粤各军皆改编为“护党军”，以显示自己的所为乃“护党、救国”名正言顺。
就这样，张发奎没费多大劲，就鹊窠鸠居地将李济琛的广东占据了。
因为，此次事变是在张发奎的授意下，由黄琪翔指挥发动的；故而，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