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李宗仁夺取湖湘，程潜遭贬；“彰德之战”，冯玉祥攻占河南；“五·三惨案”，日军侵占济南……
却说，鹿钟麟《命》孙连仲攻打彰德，刘镇华袭取大名；驻防在“直、豫”边界彰德与大名一线的“安＊国＊军”是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团”与褚玉璞的“第七方面军团”；俩人见冯玉祥后方不稳，遂也决定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于是，张学良以“第二十九军军长”戢翼翘为“前敌总指挥”，率万福麟的“第八军”、富双英的“第十一军”、于学忠的“第二十军”等部、向立足未稳的孙连仲部发起攻击，张学良亲临前线督战。
因为，孙连仲的本部“第十四军”有两个师被抽调入陕、去驰援宋哲元了，兵力有所削弱；所以，只能与冯治安的“第二十三军”、郑大章的“骑兵第一军”勉力抵住“安＊国＊军”的进攻，两军在彰德相持不下。
与此同时，驻于大名的褚玉璞亦率本部“第十五军”及徐源泉的“第六军”、寇英杰的“第十二军”、孙殿英的“第十四军”、袁振清的“第十六军”等部，向已占驻南乐了的刘镇华部发起攻击。
刘镇华不敌，退守内黄、清丰。
冯玉祥见鹿钟麟的“北路军”出师不利，不由得心急如焚了；而“第四集团军”却迟迟没有北上，遂吁请李宗仁“速发兵”，以助自己突破困局。
李宗仁迟迟没有发兵北上，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心病未消。
原来，程潜主政湖南后，因其是“国民党元老”不免倚老卖老地没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欲染指湖南都被他挡回了；本来，李宗仁将湖南让与程潜甚是勉强，如今更是心中不爽了。
然而，李宗仁毕竟是“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有权处置辖区内的党、政、军一切事务，遂萌生了“不若将其撤职，以去心病”之念。
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武汉政治分会会议”上，李宗仁突然将毫无防备的程潜扣押了；然后，《电告》“南京国民政府”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飞扬跋扈，把持湘政；故特别会议决议将程潜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虽是感到愕然；但因，程潜曾反对蒋介石复职而令他也心中不爽；所以，就默许了李宗仁此为；且如此，也算是替自己出了气，免了自己动手。
只是，蒋介石明白李宗仁对程潜下手的真正用意所在；无非是为了攫取湖南后，将“粤、桂、湘、鄂、皖”连成一片，拓展其“桂系”的势力。
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当然不肯让李宗仁遂愿。
因此，五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虽是通过了“免除程潜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的《决议》，算是依从了李宗仁。但同时，蒋介石却改派鲁涤平出《任》“湖南省主席”，李明灏代理“第六军军长”。
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嫡系，虽然算不得蒋介石的人；但毕竟也不是“桂系”的人，料想他不会听命于李宗仁；所以，蒋介石才出此招，在已属“桂系”的地盘上横插了一足。
鲁涤平出《任》“湖南省主席”，李宗仁心中确是不爽；然因，刚将程潜撂倒，不宜再对鲁涤平表不满；只得暂时忍了，待后再说。
李宗仁将程潜羁押、去了一块心病后，这才派遣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也北上了。
不久，先行的叶琪所部进驻许昌，鹿钟麟这才可以调兵北向。
于是，鹿钟麟率本部“第十八军”与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庞炳勋的“第二十军”驰援孙连仲，刘汝明的“第二军”与刘骥的“第三十一军”驰援刘镇华。
同时，韩复榘也率部从山东返回河南来助战了。
此时，驻守雁门关的“第三集团军”商震部终于将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团”击退，晋北的局势有了转机。
而“第三集团军”的徐永昌、李维新、谭庆林等部，也已由娘子关突入直隶，击溃“安＊国＊军”杨宇霆部后，兵锋直指石家庄。
如此一来，“安＊国＊军”的形势急转直下了。
若是京汉路被断，鏖战于彰德与大名的张学良与褚玉璞等部即有后路被截之虞；张学良与褚玉璞见情况不妙，也就不敢恋战，只得放弃彰德、大名，速沿京汉路后撤退守保定。
于是，被称为“直、豫之咽喉”的彰德在相持二十天后，终于被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攻取。
而此时，樊钟秀也已在进攻洛阳时受挫；于是，樊钟秀《通电》“下野”，去上海闲居。
如此，河南的局势改观，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可无所顾虑地深入直隶了。
且说，“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一路袭取济宁、泰安等地后，很快就兵临济南城下。
此时，败退在济南的张宗昌与孙传芳都已一蹶不振，自知无力可再与“北伐军”抗衡，但又不甘心将济南拱手让于“北伐军”。
于是，张宗昌派遣他的“参谋长”金寿良赴青岛搬救兵，欲请驻于青岛的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派兵来济南、帮他阻截“北伐军”，交换条件是“让出济南的商埠区给日本”。
福田彦助对于济南早已垂涎三尺，张宗昌此举正中他的下怀；于是，福田彦助立即向首相田中义一报告。
田中义一对于蒋介石没有听取“青山会谈”时自己要他“缓图‘北伐’”之言，心中已是不爽、正欲加以阻挠。
何况，在田中义一眼中，胶济线乃至整个山东半岛应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现在，“北伐军”抵达山东的济南了，危及到日本的利益、正可插手干预。如今，张宗昌的主动相邀是天赐良机、不可错失。
于是，田中义一即给福田彦助《训令》，要他“不失时机地立即抢占济南”。
福田彦助接此《训令》后，即放手而为。
因为，济南是开埠的内陆城市，有二千多名日本“侨民”；于是，福田彦助派遣“第十一旅团”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开赴济南。
同时，福田彦助趁机要求张宗昌“干脆将整个济南都交给他”，让“日军”来对付“北伐军”。
张宗昌见福田彦助狮子大开口地得寸进尺，这才觉到了日本人也在打他的主意；而眼下，“北伐军”已大军压境，日本人又虎视眈眈；看来，自己不是伤在“北伐军”手上，也会死在日本人枪口下；这济南迟早不是自己的，那就干脆将它抛弃，让“北伐军”与日本人去争食。
于是，张宗昌与孙传芳就又弃城而逃；俩人渡过黄河后，仓皇地逃往直隶的德州。
张宗昌与孙传芳逃离后，“北伐军”即进驻济南。
此时，福田彦助派遣的“第十一旅团”尚未到来；然而，一些日本“浪人”却已组织了所谓的“‘日侨’义勇团”，在有“日侨”居住的街区垒起路障，阻止“北伐军”进入。
鉴于此，蒋介石下《令》约束将士，以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引来麻烦。
同时，《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以维持秩序控制大局。
还特意在“外交部”名下设立了一个“交涉署”，《任命》“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为“山东特派交涉员”，以处理和交涉可能出现的涉外事件；“交涉署”则设置在济南的经四路与纬六路交界处，以便于交涉。
就在“北伐军”进城后不久，“日军第十一旅团”也接踵而至了。
“日军”进驻济南后，即把使馆区及有“日侨”居住的经一路、经二路、经六路、纬一路、纬三路、纬六路、纬十路等大片区域划为“日军”的守备区。
同时，还将济南城内的商埠区、车站、医院、邮局等地也都划为了“日军”的警戒区；并张贴《布告》称：“无论何军进入警戒区，一律解除武装。”俨然以占领军自居。
五月三日上午，“‘北伐军’第四十军”中有一名士兵因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却遭到了日本士兵的阻挠，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谁知，“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了一名中国士兵；其余的中国士兵赶紧逃入医院，也被“日军”包围后缴了械。
事件发生后，“‘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的“宣传员”韦云彬在林祥街上宣传以揭露“日军”暴行；却又被一批日本“浪人”枪杀了，另有在现场围观的数名民众死伤。
接着，“日军”又出动大批军力、到处捕人，中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零星的抵抗。
蒋介石闻《报》后，担心“事态扩大、失去控制”；为此，即《命》随行的“外交部长”黄郛去与“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交涉，希望通过他提醒福田彦助“能约束自己的部下、以平息事态”。
然而，福田彦助却通过有“支那通”之称的佐佐木到一向蒋介石提出了“中国军队必须先行停火”的要求，并威吓道：“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
果然，蒋介石被吓唬住了，即《命令》自己的将士：“停止还击，不可妄动。”
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下的《命令》，谁敢不遵？“北伐军”将士虽是心中不甘，也只得忍气吞声地执行。
然而，“北伐军”停止还击后，“日军”却得寸进尺了。
五月三日下午，一批“日军”闯入“交涉署”，竟然将“交涉署”的蔡公时及“参议”张鸿渐、“庶务”张麟书、“书记”王炳潭等十七人都残忍地杀害了。
就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发生了；因时值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被惊骇了。
“交涉署”是“外交部”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想不到日本人竟会野蛮到如此程度，连国际法都不顾、而公然残害外交人士，真是史所未闻。
但因考虑到此事涉及两国间的关系，且也畏于“日军”的武力；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忍耐了，先《命》黄郛《致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再见机行事。
然而，田中义一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抗议”放在眼里，却要蒋介石“撤出济南，停止‘北伐’”。
蒋介石这才觉到了，“日军”在济南的所为、是日本政府默许甚至于怂恿的。面对不受《国际法》约束、毫无人心可言的“日军”，蒋介石想不好该如何办了？
而此时，“北伐军”将士闻知“自己的同胞被‘日军’如此残忍地杀害”，个个义愤填膺皆欲奋起抗击为同胞报仇、以雪国耻；陈调元、方振武、王均等部则已与“日军”有零星的交火，这使蒋介石担心“或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因此，蒋介石只得一面《指令》正在东京的张群继续与日本政府接触，谋求通过外交途径尽快解决；一面却要“北伐军”将士仍“克制忍耐，委曲求全”。
不过，蒋介石也知道，事件发展到了如此地步，硬是要将士们再克制忍耐已是不易；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离开济南；只有让“北伐军”将士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方能避免与“日军”发生更大的冲突，舍此别无他法。
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济南”了。
于是，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以“继续‘北伐’”之名决定“离开济南”。
虽然，这个《决定》令人难以接受；然而，“离开济南”为的是继续“北伐”，听起来倒也是冠冕堂皇、不可置疑；因而，与会诸将也就只好无异议地执行了。
接着，蒋介石《命令》刘峙率其“第一军团”留驻济南以南的津浦路，以防“日军”南侵。而《任命》对“北伐”甚是心切的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让他率领“第一集团军”的其他三个“军团”，绕过济南后继续北上、径向直隶的德州进军。
同时，《命令》“第一军团”的“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李延年和“第四军团”的“第四十一军第十一师第二团团长”邓殷藩，各率本部兵马留守济南的西门；阻截和牵制可能出城追逐的“日军”，以掩护“北伐军”转移。
李延年与邓殷藩毅然受《命》，并慷慨激昂地誓言：“生为军人，死当卫国；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将士的愿效忠，令蒋介石甚是欣慰。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自己则去往河南指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继续“北伐”了。
“北伐军”撤离后，济南城即拱手让给“日军”了。
田中义一得了济南后却还想阻止“北伐”，福田彦助则派兵欲出城追击。然而，“日军”在济南城西门的顺城街一带受到了李延年与邓殷藩部的阻截。
虽然，李延年与邓殷藩只有两个团的兵力；但是，两部将士甚是顽强，经浴血奋战后终于抵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硬是把西门守住、而使“日军”不得出；从而，给北上的“北伐军”赢得了时间。
三天后，“北伐军”已进入直隶，李延年与邓殷藩完成阻截任务后这才也撤离。
福田彦助见阻止“北伐”不成、而恼羞成怒了，一声《令》下即在济南城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顿时，整个济南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全城共有六千一百二十三人惨遭杀害。
而李延年与邓殷藩坚守过的顺城街一带，更是房舍尽焚居民无一幸免；此街后来被改称为“五三街”，以铭国耻。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人被震惊且激怒了。
五月六日，中＊共＊山东省委即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人民书》与《告胶济铁路工友书》，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日军”的暴行。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还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成立了“反日大同盟”，由中＊共＊党员黄鼎臣《任》“主任委员”，以开展爱国反日活动。
接着，黄鼎臣回国后，又在“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筹备“反帝大同盟”。于是，一阵又一阵的“反日”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
然而，蒋介石只是要张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于是，张群先后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军部首脑”伊藤安之助等人联系，谋求能与日本交涉与谈判。
然而，此时日本军方的气焰极为嚣张，拒不与中国谈判；并以“要蒋介石自己来日本交涉”为借口，对中国代表进行刁难。
后来，张群设法通过关系见到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并表示：“如果查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
田中义一见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此软弱觉得好欺，这才同意了进行谈判。
于是，田中义一派遣“参谋本部次长”松井石根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赴中国山东与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张群进行谈判。
谈判中，日方非但不承认自己的暴行，反而要中国政府“严惩敢于抵抗‘日军’的‘北伐军’将士”。
日方如此蛮不讲理、血口喷人，致使谈判时断时续、久谈无果。
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又经过中、日双方的几轮谈判后，这才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了《济南协定》。
该《协定》共四条，其中第一条规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
有了这一条，蒋介石心满意足了，其他的也就不再计较。
因此，有关双方损害赔偿问题，蒋介石竟然同意了“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并表示“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就这样，“日军”只是从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地方撤兵；对于“济南惨案”却不用负任何责任，也就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与惩罚。
而蒋介石为了显示他的“宽大主义”，则轻描淡写地将如此一件震惊中外的惨案一笔勾销了。如此，“五·三惨案”中遇害的六千多名中国军民的鲜血白白地流洒了。这是后话，此处顺提了，不另笔。
至此，“五·三惨案”虽算是有了结果；可是，中国人的心底却仍在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