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张学良“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中国统一；《田中奏折》曝光……
却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潜回奉天接过乃父的权杖主持“东三省”了。
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觉得，未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毕竟年轻、无甚从政经验，当比他的父亲张作霖要容易对付得多，这对于欲从东北攫取更多利益的日本来说应是有利的；所以，也就没加干涉而任由他了。
同时，即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见张学良，趁火打劫地欲逼迫张学良同意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
张学良也如其父，知道这个《协定》与“东三省”乃至中国的利害攸关；于是，以“家父丧事未了，良无心他顾，容后缓议”为由敷衍了。
田中义一见张学良如此回答，倒也觉得所言属情理之中，这才没再催迫。
然而，这却使刚主政“东三省”了的张学良立即就面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亟待他回答与抉择；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该将‘东三省’带往何方？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保持‘东北’名义上的‘自治、独立’呢？还是另辟蹊径？”
显然，若是走父亲的老路，就得听命于日本人，任由日本人摆布，方能苟安；否则，日本人会像对待父亲那样对付自己。
而这多年来，张学良清楚地看到，父亲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但到头来却是引狼入室仍惨遭了毒手。
所以，，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父亲的这条老路看来是不能再走了；否则，自己与“东三省”的命运都岌岌可危，迟早会被日本人吞噬。何况，皇姑屯的爆炸声犹在耳畔，父亲惨死在日本人魔掌下的深仇大恨岂能就忘？仅此一点，他也该与小日本一刀两断了。
只是，日本的势力渗入“东北”已日久，且在“东三省”驻有不少兵力；自己虽与其不共戴天，权衡以后却觉得尚不可贸然与其决裂；因为，一旦决裂后势必会导致冲突、甚至于引发战争，仅凭自己的力量难有胜算；所以，还得从长计议。
然而，若是如此长期忍气吞声，张学良却是不甘，这可如何是好？令张学良甚是为难了。
不过，张学良很快想到，“奉军”与“国民政府”罢兵休战后，“北伐军”倒能信守诺言、没有进图关外；可见，“国民政府”只在谋求统一，并不图吞啮“奉系”。既然如此，那就在已“停战、和好”的基础上，干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谈判，谋求“合作”以联手对付日本人。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再同室操戈、兄弟阋墙？还是求得同心同德、一致对外，方为正着。
张学良想到此，心中有底。
于是，立即秘密派遣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等仨人前往北京，谋求与“国民政府”有进一步的合作，以利于自己与日本人抗衡。
七月十日，邢士廉一行到了北京，即前往香山拜会刚祭奠过孙中山的蒋介石。
蒋介石知其来意后，心中大悦。
因为，此时的关内已是“国民政府”的天下了，只有“东三省”及尚在“奉军”控制下的热河还挂着“五色旗”；蒋介石正梦寐以求“东北及热河都能易帜”，以实现中国大一统的夙愿。
此时，蒋介石见张学良派人前来谋求合作，觉得自己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了。
于是，蒋介石在香山别墅款待了张学良的代表；席间，邢士廉等人转述了张学良的意愿。蒋介石给予张少帅竭力赞许，对于邢士廉等人的前来表示了欢迎；但接着，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张学良识事务、顾大局，实施‘东三省’易帜，信奉‘三民主义’，统一于‘国民政府’”。
蒋介石所议名正言顺，邢士廉等人也有同感；然因，“易帜”事大，须由张学良本人方能决定；邢士廉等人此次前来所负使命有限，难就此事作答。
蒋介石倒能理解邢士廉等人的难处，遂没强求；于是，派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时任“国民党中监委员”李煜瀛作为“国民政府代表”，随同邢士廉等人返回关外，赴奉天与张学良商洽“东北易帜”事宜。
李煜瀛到奉天后，即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秘密晤谈。对于蒋介石要求“‘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张学良闻后倒无异议。
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觉到了，父亲与人争锋多年，甚至于也进关、“南下”风光过一时；但结果，却仍败退回关外了，甚至于丢了性命；而“国民政府”举兵“北伐”所向披靡，现已席卷了南北，大有囊括华夏之势。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纷争多时也该到统一的时候了。看来，求得中国统一，结束国家分裂局面，休兵养民应是人心所向、国人期盼，且实也是自己所愿；如此时势潮流，岂可违逆？
而现在，“奉军”虽是偏安“东北”一隅，却已难再有大的作为；既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此意、且有此能；自己不若顺应潮流，“东北易帜”、融入“国民政府”，以实现中国统一算了。
如此，从表象看虽似如“归附、降服”，但实质上终是中国人一家子的“和睦”之举，无甚荣辱之议、不必顾忌。
再说，与“国民政府”融为一体后，泱泱中华就成了自己的后盾；届时，日本人即使对“东三省”有图谋，想必也该有所顾忌而收敛，不敢太过放肆、张狂了。
张学良如此思后，也就爽然地答应易帜了。
于是，张学良立即《密令》尚驻于热河的“奉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兼“热河都统”汤玉麟先于七月十九日换挂“青天白日旗”，自己则准备在七月二十二日“易帜”。
汤玉麟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于是日在热河《宣布》“易帜”了。
“热河易帜”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揣知，“热河易帜”必是受了张学良的默许、甚至于怂恿，不由得担心“张学良或也会《宣布》‘东北易帜’”。
这一下，可使田中义一不知所措乱了手脚；想不到，张学良并没如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年轻不谙政治而易对付；看来，对于张学良当刮目相看、认真对待了，以免他做出有损日本权益的出格事来。
于是，田中义一即于“热河易帜”当天，《密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晤见张学良，告诫：“勿与南方妥协，应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日方之立场。”
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直言警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不会坐视不顾。
而此时，“奉系”内部的一些“元老”对于张学良的欲“易帜”，也表示了异议甚至于反对。
有“辅帅”之称的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担心“日本人觊觎‘东三省’已久，绝不会允许‘东北易帜’；一旦易帜了，当会给日本人寻衅的事由；若是日本人藉此挑起兵端，如何是好？”
而以“周公”自诩的杨宇霆则直言“反对‘易帜’”，其理由是：“‘北伐军’虽统一了南北，但大局未固，尚无力伸手关外；‘奉军’虽败，却仍据有山海关，可战、可守，彼能奈何我？且有道是，‘落草为寇、强于入朝称臣’；‘奉军’尚有兵数十万，岂可委身、屈从于人？今据‘东北’自守，主权在我；一旦‘易帜’，失去自主，听命于人，则‘东三省’迟早不保；故而，断不可为。”
张学良在内、外压力下，只得暂缓“易帜”了。
然而，蒋介石闻知张学良“暂缓‘易帜’”，倒是急了；于是，派遣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兼“太原政治分会委员”方本仁与“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何成浚，以“《吊唁》张作霖”的名义前往奉天，敦促张学良“易帜”。
而田中义一因对张学良仍不放心，又于八月初派遣曾是“日本驻华公使”、时任“关东厅长官”林权助也以“《吊唁》”的名义，赴奉天会晤张学良，以进一步施压。
会晤中，林权助明确地向张学良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见：“历史上，‘满洲’与日本及朝鲜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在‘满蒙’有着许多权益；日本不反对中国统一，但却不能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所以，日本不能允让南方势力侵入‘满洲’，希望‘少帅’能维持‘令尊’和日本的友好关系；必要时，日本会不惜一切给予援助。”
同时，林权助又倚老卖乖地说：“我与‘令尊’是好朋友，才将你当作自己的‘子侄’如此忠告；因为，我不想看到你面临危险。”
林权助的话绵里藏针，张学良能听出其言外之意。
张学良本想坦言己见甚至驳斥，但转而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以大局为重、巧言应付，不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
于是，他不卑不吭地回道：“前辈之言，学良自当铭记；我是中国人、又是东北人，所作所为当然得对‘东三省’父老负责；不过，请前辈放心，只要日本人不损害中国人的利益，日本在‘满州’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障。”
张学良的回答，虽然没能令林权助完全满意，但却无可批驳。
因此，林权助只好喏喏几句：“当然，当然，日中和善要紧。”然后，去向田中义一回报了。
只是，张学良虽是打发走了林权助，但却更是不敢贸然宣布易帜了；因为，他毕竟得掂一掂林权助言外之意的分量；真要易帜，也得有时间作一番准备；否则，引出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如何向“东北父老”交待？
为此，他让方本仁转告蒋介石：“自己‘易帜’的决心是铁定的，只是得有充分时间、容他准备；所以，何时《宣布》‘易帜’尚须伺机而定。”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言，虽是不可强求，但心中总不免别扭，且恐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十月三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依照胡汉民“改组‘国民政府’”的方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政要都各自拔得了头筹；而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让位于蒋介石，则改任为了“行政院院长”；胡汉民因给蒋介石出了个好主意，非但出《任》了“立法院长”，并与孙科一起被补选为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至此，“国民政府”又一次改组完成，新一届的“国民政府”决定于“******”《宣誓》“就职”。
会议临结束的十月八日，蒋介石提名“尚未《宣布》‘易帜’的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并要“张学良在‘******’时一起《宣誓》‘就职’”，为的是促使他能早日“易帜”。
然而，张学良仍觉得“‘易帜’的时机尚不成熟”；故而，回复蒋介石道：“‘东北’不能立时‘易帜’，非良食言欺人，实有两难。不‘易帜’，华夏不统，无以对‘国人’；然‘易帜’，恐立生祸乱，无以对‘三省父老’。故为大局计，不必急此一时；吾拟在三月内‘易帜’，此意已决；指天盟誓，绝无戏言，敬祈鉴察。”
张学良已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这才觉得不宜再催促了、只得耐心等待。
十月十日，蒋介石及新一届“国民政府”要员如期《宣誓》“就职”。至此，蒋介石大权在握、如愿以偿了；蒋介石心里高兴，遂下《令》“解除对程潜的监视并免于查办”。
如此，被羁押了半年之久的程潜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因未复职，程潜则偕其夫人去往上海寓居了。
而张学良迟迟没有“易帜”，蒋介石倒是体察到，无非是“忧心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于是，蒋介石请求曾任“美国驻华公使”、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谟能给予帮助，以使日本政府“放弃对‘东北易帜’的干涉”，而让张学良减轻压力。
因为，美国也担心日本在“东三省”渗透过深，会有损他们的在华利益；因而，马克谟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愿意从中斡旋、给予帮助。
十一月六日，日本裕仁天皇举行“加冕”典礼，各国都派遣“特使”出席；马克谟因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也应邀出席了。
张学良则派了“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与“外交委员”莫德惠赴东京“致贺”。
马克谟趁机向田中义一放话：“‘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是谋求统一、还是独立，是中国人的家务事，日本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
田中义一知道，马克谟的话实际上是代表了“英、美”等国政府的态度，感到了一种压力；为避免国际社会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这才对于张学良的可能“易帜”不敢公开加以干涉了。
加冕典礼后，田中义一接见了王家桢与莫德惠。
晤谈中，田中义一对王家桢道：“日本政府十分关心在‘东北’的权益，绝不允受损；然而，苏俄或会凭恃中东铁路侵犯‘东三省’；所以，‘张少帅’当务之急，应是防范苏俄；必要时，日本愿全力协助，以尽邦交友好之义务。”
王家桢闻后，知其用意、无非是想借“共拒苏俄”为由，要张学良“继续与日本‘合作’搞所谓的‘东三省独立’”。
于是，故意答道：“贵邻友谊，‘张少帅’早已心领了。确实，仅凭‘东北’一隅之力，难与苏俄抗衡；而欲借助外力，一有远水近火之虞，二有恐与‘国际法’相悖之忧；故而，依我愚见，若能中国统一，一旦有事，则可倾全国之力相抗拒；如此，苏俄欲图利‘东三省’，也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了，这比‘东北’独立强百倍。首相阁下，您认为呢？”
王家桢一番话着实将了田中义一一军，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因为，马克谟已警告过他“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在公开场合，他尽量避免议论中国“东三省”的“统、独”。
此时，王家桢如此问，田中义一也就只好讷讷道：“‘东三省’的独立、统一，我不过问，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政。”
一直默不作声的莫德惠闻言，赶紧追问一句：“首相阁下，真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
田中义一被追问，更觉得尴尬了；但话已出口，堂堂的一国“首相”岂可改口？无奈之下，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权作回答。
这次会晤，令田中义一甚觉懊恼；但谁叫自己出言不谨，以让对方套了话去、而弄巧成拙。
而此时，日本国内的“在野党”正藉“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发难，欲迫他下台；田中义一处于了内、外交困之中，更无心顾及“东三省”了，只得视事态发展再说。
至此，张学良觉得“时机已到”，这才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元旦实施‘易帜’”。
蒋介石闻《报》后，又迫不及待地《电》告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
这次，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之言了。
于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与“吉林省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鳞联名《通电》全国：“为谋统一、求和平，‘东三省’于即日起‘易帜’；遵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特宣告周知。”
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即在奉天省政府大礼堂内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驻奉天总领事”都应邀出席，“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等人也到场，唯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未到。
“东北易帜”后，“奉军”即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
于是，“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同时，《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主席”、万福鳞为“黑龙江省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先期《宣告》“易帜”的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
四天后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又成立了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及“国民政府”派遣的“代表”方本仁等十三人为“委员”。
接着，将“奉天”更名为“沈阳”，“奉天省”则改称为“辽宁省”；于是，刚被《任命》为“奉天省主席”的翟文选则改《任》为“辽宁省主席”了。
然而，以“周公”自诩的杨宇霆，对于张学良坚持要“东北易帜”却竭力反对；因此，“易帜”当天，杨宇霆拒不出席“‘易帜’典礼”。
恰此日，正好是杨宇霆“父亲”的生日；杨宇霆非但没有出席“‘易帜’典礼”，却还在其青云寺胡同内的私邸中为其“父”大办寿诞。且因为，杨宇霆是“‘奉系’元老”，许多“奉系”军政要人免不了要前往“致贺”巴结；如此，杨府中盛宴三日、鼓乐喧天、甚是排场，反倒使“‘易帜’典礼”显得冷清了，这令张学良很不高兴；然因，杨宇霆毕竟是前辈，张学良虽是生气却奈何他不得、只好忍了。
而田中义一见张学良真的“易帜”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日本人事先有言“若是‘东北易帜’，日本绝不会放任不顾”。
然因，日本在“东北”的驻军毕竟只有不足二万人，自知根本不是尚有二十多万兵力的“东北军”的对手；所以，张学良真的“易帜”后，日本人却不敢再唬了。
只是，田中义一却心中不甘，他想“‘易帜’之事虽是阻不住了，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仍得设法捞取”。
于是，他又《指令》“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见张学良；欲“逼迫张学良对于日本索要的‘满蒙五路’给予满意的答复”，以换取日本对其“易帜”的承认。
日本的要求无异于讹诈，张学良岂能答应。
于是，张学良又以“‘东三省’已归属‘国民政府’，此事也就得由‘国民政府’管了，我无权决定”为由推托，令山本条太郎空手而回。
山本条太郎在张学良处碰了壁后，即转向了杨宇霆。
因为，他知道杨宇霆与张学良有隙，且杨宇霆“反对‘易帜’”而仍“愿意与日本‘合作’”；所以，欲利用杨宇霆迫张学良就范。
于是，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去见杨宇霆。
町野武马见到杨宇霆后，即迫问：“‘满蒙五路’是张作霖生前答应了的，为何至今还迟迟不允建？”
杨宇霆被町野武马唬住了，连声道：“‘大帅’答应的事，当然要办。”
町野武马接着又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跟张学良说，叫他早日将此事办妥，我国政府可是不容再等下去了。”
杨宇霆又连声喏喏，唯恐得罪了町野武马。
杨宇霆打发走町野武马后，即于一月十日下午，拉上与其关系甚密、时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一起去见张学良。
因为，在杨宇霆眼中，张学良是个乳臭未干的晚辈，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现在，张学良虽是主政“东三省”了，杨宇霆见到他时却仍要摆出一副依老、卖老的样子。
这次，杨宇霆一如往常，见面就质问张学良：“‘大帅’答应了的‘满蒙五路’，为何至今还没给日本人答复？”
张学良见杨宇霆如此质问，心中已是不好受；但他还是忍耐了解释道：“此事重大，应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再说，而今‘东三省易帜’了，修铁路的事、、理该归‘南京政府’管，我怎能答复呢？”
一提“易帜”，杨宇霆更是上火了；因为，他本来就竭力“反对‘易帜’”；此时，听张学良如此说，忍不住埋怨道：“小六子，你看，‘易帜’有什么好处？连这点‘自主权’都没了。不行，‘东三省’得‘自主’，你得立即给我将此事办了。”
同时，以“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指挥”为由，逼迫张学良立即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将“中东铁路”纳入管辖，且推荐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并抛出一份已经拟好了的文件，说道：“此事，我们俩已经商定；你签个字，马上公布，我们晚上来取。”一副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
言毕，留下文件，顾自与常荫槐走了。
杨宇霆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的态度，令张学良很不好受；俩人走后，张学良越想越不是滋味、不由得怒火中烧。
心想“自己已是堂堂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却没把自己放在眼里，还到头上来拉屎、撒尿；如此下去，自己岂不成了一个‘傀儡’？再说，杨宇霆逼迫自己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实已是在讨好日本人，行‘卖国’之举。此俩人必为‘东三省’之祸患，不若将俩人除了以免后患；一则，是为‘华夏’剪除‘卖国贼’；二则，是为自己扫除碍手碍脚的障碍”。
张学良如此思后，即将“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叫来，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欺人太甚，非但阻挠‘易帜’，还迫我将‘满蒙五路’卖给日本人；成立什么‘东北铁路公署’，真是岂有此理。现在，我《命令》你立刻将‘杨、常’俩人处死。”
“总司令”之《命》，高纪毅自然得执行；只是，询问了一句：“在哪儿？”
张学良则道：“他俩马上就会回来，就在这儿——老虎厅。”
于是，高纪毅作了周密部署，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网以待，专等杨宇霆与常荫槐前来送死。
两小时后，杨宇霆与常荫槐又来到“大帅府”，全不知自己死期已近；当俩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老虎厅坐定，欲向张学良“索要文件”时，即被守候多时的高纪毅等人逮住；然后，不由分说地将俩人处死在了老虎厅内。
老谋深算的杨宇霆怎么也想不到，张学良竟敢对自己下手，致死不明白是何故？而常荫槐更是稀里糊涂，陪着杨宇霆一起命归黄泉了。
就这样，张学良没费多大周折、就将杨宇霆与常荫槐剪除，史称“杨、常事件”。
张学良殊死杨宇霆与常荫槐后，即召集“东北保安委员会”的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人，《通报》“事件经过”。
众皆惊愕，面面相觑。
孙传芳与杨宇霆交好，这才随同来到关外；且俩人意气相投，也曾劝说张学良“割据东北，依靠日本，伺机再进关，复与蒋介石争天下”。
此时，孙传芳见杨宇霆被杀，唯恐祸及自身，且自知已难再在“东三省”安身了；于是，即于翌日晨，潜逃入关、去大连避祸。
后来，孙传芳又潜往天津，在清修禅院内，以“佛教居士”的身份隐居了下来；从此，置身空门、脱离红尘，以为可清静了。
然而，六年后，孙传芳还是死于了非命。
原来，十二年前，“奉军”南下征讨，张宗昌的部将施从滨在安徽小蚌埠战败被俘；孙传芳非但把这名白发老将杀了，还将他曝尸三天、遭受羞辱。
虽然，此事已过去多年；但是，孙传芳因“杀俘、曝尸”埋下的祸根却一直未消，心怀仇恨的施从滨的家人终欲伺机复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终于寻觅到了孙传芳的下落；于是，在天津的“佛教居士林”中，将隐居多年的孙传芳刺杀了。
就这样，孙传芳还是为他自己的暴虐行为付出了代价。此是题外话，顺提。
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与俩人关系密切者人人自危了；与杨宇霆关系较密、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郑谦吓得一病不起，不久也一命呜呼了。
如此，奉天城内顿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张作相埋怨张学良道：“‘杨、常’虽有过错，但如此处置未免太过。”
张学良这才也觉到了自己做得有点过头，且民情骚动、亟需平复，遂发布《公告》：“‘东北易帜’，华夏统一，始呈和平，乃万民福幸。然‘杨、常’阴事阻挠，怂恿播弄，欲再兴战祸；此不独祸我东省，更害我中华；良夙夜警惕，不得已殊此俩人，以去祸患，而保东省安泰。今‘杨、常’伏法，乃其私罪所致，绝无坊间所传有杨党之说；故勿信谬传，绝不株连，各安其所，特予周知。”
同时，张学良还特意派人到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府上，给俩人的家人给予了慰问，并各予“恤金”万元以作安抚。
“杨、常”两家见人死不能复生，且张学良已派人抚慰；虽是心有怨怼，也只好忍了。
如此，奉天城内骚动不安的情绪这才渐趋平息。
而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也才将“东三省”真正控在了自己手中；终于，没人再敢对其“易帜”事表异议了。
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杀后，对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不好该如何对付张学良了。
且不久，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一条以《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为标题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从而，将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了。
原来，《田中奏折》虽被放入皇室的“御文库”中搁置不宣，但有道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的消息很快就被外界侦知。
而张学良主政“东三省”后，有关《田中奏折》之说已传得纷纷扬扬了。
英国《泰晤士报》有记者《宣称》“已探知《田中奏折》的要旨”。法国《费加罗报》“驻东京记者”更是报道：“《田中奏折》已为苏联取得”。
据说，《田中奏折》的外泄曝光甚是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还在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后，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田中义一为首之“政友会”与反对派“民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致使该会议的核心主张“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已被外泄。
因此，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美、英、苏”等国均派出了大批“谍报”人员云集东京欲探取秘密。
其后，又有传《田中奏折》已被俄国人以“三十万日元的高价，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
于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派员秘密前往哈尔滨，拟“出价五十万大洋，欲从俄国人手中购取此一机密”。而美国也愿“出资二十万美元购取”。
但不知是消息有误、或是其他原因，结果都没有成功。
时有在日本经商的台湾苗栗县人蔡智堪，因日本侵台后，自幼饱尝亡国之痛；闻知此事后，也欲设法将《田中奏折》探取并公布于世，以遏制日本人的侵华野心。
虽然，蔡智堪知道想探取《田中奏折》并非易事，可谓是步险棋、甚至于有性命之危；但出于爱国之情，蔡智堪却不顾一切地必欲放胆一试。
因蔡智堪在日本经商多年，与日本朝野政客多有交往，且与日本“民政党”的前任“内务大臣”床次竹二、前任“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及现任“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更是交好；且蔡智堪知道日本“民政党”与“政友会”矛盾甚重，遂决定加以利用。
于是，蔡智堪择日宴请了床次竹二和牧野伸显；道明意向，许以重金，请求帮助。
果然，床次竹二觉得若是将《田中奏折》外泄，必能引起舆论关注，可导致“政友会”的田中内阁倒台；而主张“要尽量使皇室避免卷入政治”的牧野伸显，也对田中内阁的政策颇多异议，故皆表示“愿为蔡智堪提供方便”。
于是，牧野伸显又通过其“妻弟”山下勇买通了“日本皇室书库官”，为蔡智堪提供了“夜间进入皇室书库”的机会。
就这样，在牧野伸显等人的帮助下，蔡智堪潜入皇室书库，经过两个昼夜的抄录，终于将《田中奏折》搞到手了。
蔡智堪得手后，则从东京赶到沈阳，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予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次日，张学良即《命》王家桢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
于是，《田中奏折》就见诸报端、面世曝光了。
虽然，后来有学者对《田中奏折》的轻易取得、及其真伪提出疑问；但鉴于日本帝国此后的所作所为与《田中奏折》所述如此的吻合，令世人不得不相信、其确曾存在而非伪作、杜撰。
而当时，《田中奏折》一经曝光，就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国民政府”在会上公布了《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欲“侵略扩张”的阴谋。
虽然，日本政府矢口否认；然而，田中内阁已是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不知所措了。
为此，日本政府追查泄密者，将山下勇等二十八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免职。
返回日本了的蔡智堪则被缉捕身陷囹圄，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
而已失去天皇信任了的田中义一，也因此而更如雪上加霜了；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经不住“在野党”的猛烈攻击，田中内阁不得不《宣布》“辞职”；两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九日，田中义一本人则在郁闷中死去。
此皆后话，顺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