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鲁涤平被驱逐出湘，蒋介石出阴招讨伐“桂系”；“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李济琛被拘……
却说，李宗仁见冯玉祥与蒋介石因军队“编遣”之事闹僵了，不由得心中暗喜。
因为，李宗仁与蒋介石早就有隙。
还在“宁、汉战争”后不久，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在已被“桂系”联成一片了的“桂、湘、鄂”之间横插了一足，就令李宗仁感到了十分的不爽；只因，当时撂倒程潜后不久，为稳定湘局，李宗仁才忍而不发。
“北伐”结束后，李宗仁又担心冯玉祥会被蒋介石拉拢，不免有所顾虑；所以，只得仍忍着、而不敢公开与蒋介石翻脸。
现在看来，这个顾虑可以消除了。
此时，李宗仁非但不再担心冯玉祥会被蒋介石拉拢，反而觉得“可利用冯玉祥来对付蒋介石”。为此，李宗仁派遣其“幕僚”温乔生“赴百泉去谒见冯玉祥”，欲邀他共同“倒蒋”。
冯玉祥正对蒋介石不满，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宗仁见冯玉祥爽口答应，也就打算放胆地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了，且欲“先对主政湖南的鲁涤平下手”。
鲁涤平是谭延闿的亲信，虽不是蒋介石的人。但因蒋介石复出后，谭延闿渐与“桂系”疏远而接近蒋介石了，鲁涤平跟着也就似同成了蒋介石的人。
所以，鲁涤平的主政湘局，也就成了了李宗仁的一块心病、而必欲除之。
因此，还在“编遣会议”召开以前，李宗仁就《命》叶琪的“第十二军”移驻到了“湘、鄂”边境两侧的蒲圻、岳阳一带，随时准备驱逐鲁涤平。
而现在，应是到了将鲁涤平驱逐的时候了，只缺少一个借口罢了。而一旦将鲁涤平驱逐，湖南被收归后，“鄂、湘、桂”则又连成一片了；这是李宗仁梦寐以求之事，必欲而为。
而在李宗仁盘算着“如何收回湖南”之时，蒋介石却也在打“桂系”的主意了。
原来，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各路诸侯仍我行我素、不接受中央点编；蒋介石非但“削藩”不成，反而与各路诸侯间的矛盾加剧，不由得使蒋介石想“既然用政治方式难以解决问题，看来只好诉诸武力了”。
而曾为蒋介石出谋“削藩”的杨永泰，此时又建议：“当应先消灭‘桂系’。”
因为，自从有“半个‘桂系’”之称的李济琛与李宗仁结盟后，“两广”已成了“桂系”的大本营；而“桂系”通过“宁、汉战争”，已从唐生智手中夺取了“两湖”；“北伐”结束后，白崇禧所率的“第十二路军”，又驻屯到了唐山、山海关一带；如此一来，“桂系”的势力由南至北扩展，已形同一条长蛇地将“粤、桂、湘、鄂、豫、冀”连成了一线；这使处在华东一隅的“蒋系”，非但相形见绌，却感到了很大的威吓。
对此，蒋介石早有同感；在他也觉得，与虽拥有重兵、但仅据有西北的冯玉祥相较，“桂系”的威吓更令他如坐针毡、很不好受；看来，确已到了亟待解决、不容迟疑的地步。
何况，一年前自己被“桂系”“逼宫、下野”的一口怨气至今还未出；而今，自己东山再起、重整旗鼓又大权在握了，已到了可报这一箭之仇的时候。
因此，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决定“将北面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诸候暂时搁置一旁，先设法解决‘桂系’为要”。
而“德国顾问”鲍尔也建议蒋介石“应将各地方派系剪除，且要除恶须尽”；并与杨永泰一起，又替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了一套“讨伐‘桂系’”的策略。
鉴于“桂系”势力已从“两广”经“两湖”直至山海关，如此一字长蛇阵似地战线长达数千里，有首尾难顾之虑；因此，建议“可采用‘斩首、除尾、击腹背，再掏心肺’之术”，即“先解决已北上的白崇禧，和仍盘踞在广东的李济琛及进驻湖北的‘桂军’；尔后，再直捣‘桂系’的广西老巢”。
蒋介石觉得此计可行，即也采纳了。
为此，蒋介石决定“分‘北、中、南’三路同时出击”，以期一举成功。
对付白崇禧，蒋介石打算利用已“下野”了的唐生智。因为，唐生智是“宁、汉战争”中被“桂系”赶下台的；而白崇禧所率的“第十二路军”，正是“宁、汉战争”后被“桂系”收编的唐生智的“湘军”旧部。
蒋介石料定，那些“湘军”旧部将领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会真心臣服于“桂系”；一旦让唐生智复出，必能促使“湘军”生变。
于是，蒋介石派遣曾在唐生智手下任“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汉口市市长”、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辕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去见寓居于青岛的唐生智；欲用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他”，以《令》唐生智复出与蒋介石联手对付桂系。
想必有此诱饵，唐生智定是求之不得。如此，利用唐生智去收拾白崇禧，自己也就不必花一兵一卒了。
至于对付李济琛，蒋介石觉得也不难。
因为，李济琛曾在广州“张、黄事件”中被汪精卫与张发奎所诳，差点丢了地盘；可见，李济琛这人少戒备之心、很容易遭人暗算；而国民党中央决定“于三月十五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李济琛定会前来参加；届时“将他扣押了”，岂不万事大吉？
一旦李济琛被扣，“粤军”群龙无首，必如散沙一盘。而解决了广东的李济琛后，广西的黄绍竑则如同孤鸟，也不难对付了。
果然，当李济琛接到“参加‘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就毫不生疑地率领“广东代表团”赴南京了。
于是，蒋介石《密令》手下：“一俟李济琛抵达南京，就将他监视起来。”
蒋介石筹定对付白崇禧、李济琛之策后，余下的则是如何解决驻鄂“桂军”了。
因为，驻于湖北的是“桂军”主力，都是久经疆场的劲旅，这倒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棘手；看来，单凭武力解决并非易事，也得施计智取方为上策。
好在，早有所闻，驻鄂“桂军”内部矛盾不断，蒋介石觉得倒是有机可乘。
原来，自从“宁汉战争”结束后，李宗仁为了能控制从唐生智手中夺取的湖北，采用了“鄂人治鄂”的办法；《任命》湖北黄梅人、“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兼“湖北省清乡公署督办”，湖北蕲水人、“第十八军军长”陶钧则为“武汉卫戍副司令”兼“湖北省清乡公署会办”。
军人靠饷养兵，胡宗铎掌有湖北的军政大权后，立即将收入最丰的禁烟局抓到了自己手中；陶钧当然不肯落后，则也攫取了榷运局。
只是，如此一来，同驻于武汉的“第七军”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连所需军饷也得靠胡宗铎与陶钧施舍般地给补了。
因为，“第七军军长”夏威是广西容县人，部下将士也皆是广西人；故而，时在“桂系”军中就有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流言。
且后来，胡宗铎与陶钧口惠而实不至了，原来讲定的给饷没能按月发放；如此，更使“桂系”中的广西籍将士深感不平。
于是，广西籍的“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第二师师长”李朝芳齐向夏威诉苦，要求“跟‘胡、陶’算帐”；然因，胡宗铎与陶钧皆受《命》于李宗仁，夏威深感无奈漠然置之。
但自此，“第七军”将士怨声不断了，同驻于武汉的三支“桂军”之间则龃龉不绝。
驻鄂“桂军”内部的“桂、鄂”两籍将士矛盾加剧，这令为控制鄂局而依重胡宗铎与陶钧俩人的李宗仁甚感头疼。
延至翌年底，为平息驻鄂“桂军”内部纷争，李宗仁干脆《命令》夏威，将“闹得最凶的李明瑞手下的两名团长‘撤职’”。
这一下，李明瑞等人迁怒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了；只是，因有军纪压着，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因此，蒋介石决定利用“驻鄂‘桂军’的内部矛盾”以达目的。
于是，蒋介石派其高参、曾与李明瑞是“韶关滇军讲武堂‘同窗’”的周伯甘赴汉口游说，以促使李明瑞“叛‘桂’拥蒋”。
然而，李明瑞态度暧昧；虽没有明言拒绝，但却觉得事关重大，须与其表兄俞作柏商量后、方能答复。
周伯甘如实回禀后，令蒋介石心中凉了半截。
因为，蒋介石知道，俞作柏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切实执行者；出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时，竭力支持“工农运动”，与中＊共＊保持合作和良好关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俞作柏颇有异议；也因此，“桂系”的黄绍竑以其“支持‘工农运动’”的罪名，将俞作柏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了，逼迫他离开广西、去了香港。
如此一个政见有异、南辕北辙、两条道上跑的人，岂会跟他蒋介石合作？然而，现在是用人之机，蒋介石为达到目的，也就顾不得那多了。
再说，处置与迫走俞作柏的是“桂系”的黄绍竑，而非他蒋介石；所以，俞作柏若是记恨，也该算在“桂系”的账上；如此，或许反倒有利于被自己用来、驱使其“反桂”。
蒋介石想到此，原有的顾虑少了许多，觉得不妨一试；于是，蒋介石派杨永泰赴香港去游说俞作柏。
杨永泰受《命》后，带上蒋介石委以俞作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的《委任状》秘密前往香港，与俞作柏进行了面洽。
杨永泰凭着三寸巧舌并许以“事成后，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的承诺，果然将俞作柏说动了。
因为，自从遭黄绍竑贬损、被迫离开广西后，俞作柏一直心存怨怼；现在，蒋介石欲与“桂系”摊牌了，自己正可趁机报一箭之仇；何况，还有“广西省主席”的许诺，何乐不为？所以，俞作柏答应杨永泰，并随其赴南京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杨永泰果然将俞作柏说动了，心中十分高兴；于是，又给了俞作柏一大笔钱作为资用，要他去汉口策反李明瑞。
俞作柏无异议，即又前往汉口去了。
李明瑞对于俞作柏，可谓是言听计从；所以，俞作柏到汉口后，没费多大劲就将李明瑞说动，决定“叛‘桂’拥蒋”了。
同时，李明瑞还联络了“第七军第三师副师长”杨腾辉、“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尹承纲等人，准备在汉口伺机发难。
蒋介石派人策反李明瑞之时，还运送了一批武器给湖南的鲁涤平，要他也做好与“桂系”开战的准备。
蒋介石运武器入湘之事，被时在江西“剿共”、却一心欲返湘主政的何键察觉。
何键原是唐生智的人，“宁、汉战争”后虽是归附了“南京国民政府”受命于蒋介石到江西“剿共”了，但却脚踏两只船地与“桂系”保持着联系。
因为，何键虽是身在江西了，却朝思暮想着能回湖南主政；而湖南是归“武汉政治分会”管辖，“武汉政治分会”是由“桂系”主持；何键欲回湖南，须得“桂系”点头方可。
且何键知道，蒋介石插足湘局、《任命》鲁涤平，令“桂系”甚是不乐；因此，鲁涤平迟早会被“桂系”驱逐；自己只要能巴结上“桂系”，当可乘隙取代。而现在，他见蒋介石暗运武器入湘给鲁涤平，揣测必是瞒着“武汉政治分会”；若是将此事通报了，“桂系”岂能容忍？如此，或许能借“桂系”之手将鲁涤平驱走，以遂自己“返湘、主政”之愿。
于是，何键即到汉口将此事密报了。
此时，“桂系”首领李宗仁因参加“编遣会议”尚未返回，而白崇禧率部“北伐”后、现驻军北平，时在汉口的只有“‘武汉政治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与同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的胡宗铎等人。
俩人闻报后，觉得“暗运武器入湘”之举必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不可等闲视之。而李总司令早有意将鲁涤平驱逐，以将湖南纳入囊中，并已对此有所部署；那就，不若趁此机会将鲁涤平处置了。
只是，李总司令时在南京；若是《电》告唯恐泄密，派人《函》告往返费时，这倒令俩人为难了。而事情来得突然，得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地迅速处理，若是迟疑不决、必会错失良机而追悔莫及；为此，俩人打算先斩后奏了。
于是，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张知本与胡宗铎俩人即用“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以“剿匪不力”等罪名，下《令》免去了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而由何键继任。
同时，《密令》已在“湘、鄂”边境的叶琪“率部入湘、进取长沙”，以解决鲁涤平部。
张知本与胡宗铎等人采取突然措施，令鲁涤平猝不及防；他见势不妙、赶紧逃离长沙，率部仓皇退入江西。鲁涤平退入江西后，投靠了朱培德，改任为“第三军第十八师师长”。
鲁涤平逃离后，湖南就被“桂系”夺取；如此，“鄂、湘、桂”复又连成一片了。
此即史称“鲁案”或“湘案”，是在何键的挑唆下，由“桂系”的张知本与胡宗铎等人酿成的。
“鲁案”的发生，却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师出有名了。
因为，鲁涤平是由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任命的，胡宗铎等人褫夺其职、无疑是无视中央的越权行为；且“编遣会议”已明文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归于中央，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而今，“桂军”擅调入湘，有违“编遣会议”决定而于军纪所不允，岂不让蒋介石有了把柄？可趁机对“桂系”实施打击与讨伐了。
遗憾的是，李宗仁鬼得很，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溜到上海去了，徒使蒋介石失去了一个“将他瓮中捉鳖”的机会。
其实，还在“编遣会议”后，打算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李宗仁已觉得自己不该再待在南京了；于是，没与蒋介石招呼，就悄悄地离宁赴沪了。
蒋介石见李宗仁已溜到上海甚是无奈，但他不愿错失良机、须借题发挥；因而，派遣时任“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查处，以将“桂系”坐实而让自己师出有名。
于是，蔡元培以“调解”的名义、赴上海晤见李宗仁。
然因，“鲁案”发生时，李宗仁没在武汉；所以，李宗仁即以“自己没在武汉不知情”为由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所以，蔡元培的查处结果，只是“将直接制造‘鲁案’的张知本、胡宗铎等人免职，余不追究”。
这个结果，蒋介石当然不能满意。因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趁机对“桂系”实施讨伐，岂肯就此甘休？
因此，蒋介石硬是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府’一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定要追究“桂系”首领李宗仁等人的责任。
因为，时距“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已近，于是，蒋介石决定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对“桂系”进行讨伐，并趁机实施“削藩”。
为讨伐“桂系”，蒋介石则将已缩编为“师”了的刘峙、朱绍良、朱培德等部又扩编为“军”了；《任命》刘峙为“第一军军长”，朱绍良为“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
同时，《密令》刘峙的“第一军”集结于皖西南的潜山，朱绍良的“第二军”集结于有“鄂东门户”之称的英山，朱培德的“第三军”集结于九江，随时准备向驻鄂“桂军”发动进攻。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因为，汪精卫又被排挤出局了，会议则由胡汉民主持。
且由于发生了“鲁案”，李宗仁不敢冒险与会。冯玉祥与阎锡山因心中不爽，只派了代表而没有亲自出席。
然而，李济琛却仍懵懵懂懂地于三月十三日赶到南京；谁知，李济琛一到南京，即被蒋介石的手下监视起来了。
本来，蒋介石虽是已密谋对“桂系”动手，但因没有正当理由、毕竟还有所顾忌；因而，一直来只能暗中算计、却不敢与“桂系”公开翻脸。而今，有了“鲁案”的由头，蒋介石就可以趁机公开讨伐“桂系”了。
于是，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严辞指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任免省府大员，是无视中央、滥用职权、公然违背中央决议、破坏国家统一，必须加以制裁。”且又认为“‘湘案’不是局部问题”；因而，提议“从即日起，撤销各地‘政治分会’”。
就这样，蒋介石趁机实施“削藩”了。
同时，在蒋介石的提议下，还开除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等人的国民党籍，并决定“举兵讨伐‘桂系’”。
主张“中央集权”的胡汉民，对于蒋介石的要“削藩”及讨伐“桂系”表示了竭力支持；因而，蒋介石的提议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通过。
因为，胡汉民没有参加“二届五中全会”；所以，他在主持《报告》时，只是进一步阐述了由他拟定的《训政纲领》。
《训政纲领》的核心思想是“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旨在确立“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
为此，胡汉民一再强调：“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据。”
据此，大会还对建议“制定《约法》”的主张进行了批驳；从而，否决了已在“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有关“起草并颁布《约法》”的《决议》。
胡汉民就此解释道：“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只关心于“编遣、削藩”诸事，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且在他面前，亟需对付的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诸候，哪有心思去细忖“胡汉民的主张，于己有何利弊？”因此，对于胡汉民的这些宏论，蒋介石不置可否、缄口默认了。
于是，制《约》之事则被搁置了。
蒋介石把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等仨人“开除国民党籍”的同时，又将已与他分道扬镳了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彭泽如、徐谦、陈其瑗等人也“开除国民党籍”。
只是，因邓演达等人都没与会；所以，这恰如一次“缺席审判”、任由蒋介石说了算。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同时被“开除国民党籍”的还有汪精卫派的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等人，汪精卫也被给予了“书面警告”。
而已被“开除国民党籍”了的“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却被“恢复”了党籍。
而当日，已受“监视”的李济琛即被公开扣押后、软禁到了京郊的汤山。
就这样，蒋介石对“桂系”动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