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中、苏”断交，“上海反帝大同盟”；国民党
“编遣实施会议”……
却说，张学良收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即遵《命》而行。
此时的张学良正因与苏联人合作经营“中东铁路”时龃龉不断而心中不爽，蒋介石的来《电》正中其下怀，可趁机发泄一下，以给被称为“老毛子”的俄罗斯人一点颜色看。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简称“东铁”，是“沙俄”侵华的产物。一直来，“中东铁路”是摆在“中、苏”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
虽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府曾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与由“直系”掌控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
且在《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申明了：“中东铁路由中苏双方合营。”并就《暂行管理细则》也作了明确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铁路管理局设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人；路局正、副处长，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
“直系”垮台后，苏联政府又在同年九月与张作霖签订了《奉俄协定》。
《奉俄协定》对《中俄协定》的有关条款进行了追认，以使“中东铁路”能正常运营。然而，在日后的运营中，苏俄却没有按《奉俄协定》认真履行。
“中东铁路”的二千七百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仅占了四百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如此，“中东铁路”的行政权、人事权、财务权实际上均由“苏俄”单方面掌控了；铁路营运的利润分配也很不合理，大部分都让“苏俄”攫取了。同时，“苏俄”还将未属“中东铁路”营运范畴的电报局、电话局、天文台、学校及沿路两侧的矿山开采、森林采伐等也抓在了自己手中。
对此，“奉系”的东北地方当局早就深感不满。
然而，当时的“奉军”首领张作霖因要对付已举兵“北伐”了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可同时再去对付日本与苏俄。
久经政治风浪闯荡过来的张作霖，深谙日、苏两国都惹不起；只得游走于国际、国内的政治钢丝之上、力求平衡，以保住自己“东北王”的地位，也就将此事忍了。
但当血气方刚的张少帅主政“东三省”后，却不愿再忍了。
而此前，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北伐”结束后不久，就在南京发动了一场所谓的“革命外交”；意欲通过“修订不平等条约，将列强的在华特权收回”，以“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铁路”等。
对于王正廷的这种爱国主张，张学良深有同感甚表赞成；于是，张学良也想“讨还河山”了，且欲“从收回‘东三省’的铁路”入手。
由于，当时的“东三省”，日本已有驻军，而“苏俄”尚无；有道是“柿子捡软的吃”，张学良遂打算“对‘苏俄’的‘中东铁路’下手”。
因此，“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即下《令》“将‘中东铁路’的电话局收回”。
对此，苏联政府并没有强烈的反应，只是由“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提出“抗议”，并提出了“偿还百万元安装费”的要求。
为此，双方就此进行谈判。
谈判中，苏方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个处的“处长”以作交换，但要求中方能“承认苏联在‘中东铁路’组织成立的工会”。
苏方的让步，张学良觉得这是其软弱的表现；于是，更是放胆了，不久又将“‘中东铁路’的哈尔滨气象观测站收回”；这次，苏联保持沉默、连抗议也没有了。
如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懦怯”了，没有什么了不得。
因此，张学良收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即《指令》时任“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张景惠执行。
“东省特别区”是介于黑龙江与吉林两省之间、管理“中东铁路”沿线地带、与省并列的特别行政区；按说，区内有条“中东铁路”，这该是块肥肉。
然因，苏俄将“中东铁路”的一切实权都攫取了，张景惠名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却很少能捞得实惠；因此，张景惠对苏联人十分怨恨，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他们从自己的地盘上驱逐。
所以，当他得到张学良的《指令》后，二话没说就动手了。
于是，五月二十七日，就在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的当天，张景惠就派出大批军警突击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
恰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的“职工联合会”正在领事馆的地窖内召开会议，这正好给张景惠的搜查有了借口。
于是，张景惠即以“俄人宣传****”为由，搜走了领事馆内的两箱秘密资料；并将包括领事馆成员在内的三十九名与会者抓走，连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也受到了监禁。
这次，苏联政府不再沉默了，迅速作出反应。
一面由“苏联驻海参崴领事”要求“释放被捕的哈尔滨领事馆成员”，一面增兵海兰泡与满洲里，做好了“和”或“战”的两手准备。
张学良见苏联增兵海兰泡与满洲里了，心中倒也有点忐忑；不过，他不甘心示弱。
于是，他也一面《命令》“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增兵呼伦贝尔、要他的‘老叔’张作相亦调兵赴瑷珲，以防苏军来犯”；一面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
会上，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等人都主张“应对苏采取强硬态度，并收回‘中东铁路’”。
这几个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强硬，并非真的出于“爱国”，其实只不过各自有“私欲所图”罢了。
张景惠前已有述，此不必赘言。
吕荣寰时《任》“中东路”的中方“理事”，却因财权被苏方攫取、而令他难遂“从中为己图利”之愿；所以，也如张景惠所思，竭力怂恿张学良“收回‘中东路’”。
而时《任》“东省特别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仨人，因皆毕业于由“沙俄”办的“哈尔滨商业学校”；故而，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世界观都受“沙俄”帝国很深的熏陶；“十月革命”后，“沙俄”政府虽被推翻了，但仨人对“帝俄”仍很崇信。至今，“帝俄”时代的一位“白俄将军”托玛夫斯基，还在张国忱手下当“顾问”。而托玛夫斯基也想利用他们“唆使张学良对抗苏联”，以利于帝俄势力的复辟。
于是，托玛夫斯基故意对仨人说：“现在，苏联国内大饥荒；饿毙无数，人民已对苏联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苏维埃政权也十分仇视，千方百计要将它推翻，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是岌岌可危了。所以，中国若是此时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苏联政府根本无力抗争；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可错失了。”
仨人对托玛夫斯基所言产生了共鸣，遂鹦鹉学舌地在会上也将此话向张少帅谏言了。
不过，“辅帅”张作相却表异议，劝说张学良：“能收回‘中东路’，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对于‘中东路’，苏、我皆意欲独得，苏联人岂肯仁让？而若用武力收回，势必会引发兵端。依我看，以中华全国之力也难对付苏联；何况只凭‘东北军’，能有多少胜算？所以，此事还得三思而行呀。”
然而，年轻气盛、敢说敢为、不计后果的张少帅却觉得“老叔”之言未免“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了，因而难以入耳；却觉得张景惠、张国忱等人所言在理，心中也似乎有了底气。
于是，决定依“两张”之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趁机将“中东铁路”也收回了。只是，此事重大，张学良在动手前、还得征求一下“国民政府”的意见。
于是，七月七日，张学良专程入关，去晤见正在北平的蒋介石。
张学良见到蒋介石后，将“欲收回‘中东铁路’”的打算和盘托出，希望中央政府能给予支持。
蒋介石闻后，不由得心底窃喜。
因为，苏联是中＊共＊的后台；张学良想要跟苏联翻脸动真格，已铁下心要“反苏、反共”到底的蒋介石岂会不乐？
再说，蒋介石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对谁都不放心。张学良虽是“易帜”后归于了“国民政府”麾下，但他毕竟仍是一方诸侯、握有重兵；蒋介石免不了仍要防他或会与李宗仁、冯玉祥一样拥兵自重，不诚服于自己。因此，蒋介石表面上虽是竭力讨好、欲拉拢张学良，心底里却也常思“得设法削弱他的实力”以去后顾之忧。
而今，张学良要“收复‘中东路’”；对于蒋介石来说，岂不是可一箭双雕？
成了，非但借其手惩治了苏共，且“中东路”收回后名义上也应是中央政府的成果；自己在国人面前也就又多一份显耀的资本，这可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好事。而若是不成、或进而扩大冲突、甚至战争，则必会导致“苏、奉”两败俱伤；如此，也就省了自己“为裁撤‘东北军’而与这位‘少帅’撕破脸”。
因此，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欲收回‘中东路’”满口表示支持；并故意言：“中央可资百万军饷、十万兵。”以给张学良壮胆。
对于蒋介石的“百万军饷”虽是诱人，但张学良却并不在乎；因为，东北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可谓遍地都是宝，张学良并不缺钱；一旦“中东路”收回，更会富得流油。所以，张学良更在乎的是那“十万兵”；而此时，蒋介石能如此言，对于张学良来说，比给钱更有用。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张学良觉得腰板硬了。
于是，七月十日，张学良又下《令》“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及铁路沿线的附属设施”；并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方高级行政管理官员免职，由时《任》“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的“华人”范其光“代理局长”。
同时，查封了苏联开办在东三省的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企业；还解散了苏联政府组织与控制的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且有两百多名苏联人被逮捕。
就这样，一起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酿成了。
“中东铁路”被张学良强行收回后，苏联政府当然不甘心。
而在苏联政府看来，张学良敢如此妄为，其背后必是有“南京国民政府”撑腰；于是，七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警告：“‘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
对于苏联政府的抗议，蒋介石却不以为然。
在他觉得，苏联的抗议与警告不过是情理中的预料中事。因为，张学良将“中东铁路”收回，毕竟损及了苏联的利益，轮着自己也会这么做的；但说到底，无非是虚张声势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不必太放在心上。
而此时，“桂系”已被击溃、“西北军”也萎靡不振了，蒋介石一心想搞的“削藩”之事去了两个最大的障碍；因此，他急不可待地欲趁机将“编遣”之事实施了，也就无暇他顾。
所以，有关“中东路”的消息，蒋介石故作充耳不闻；而对张学良只是口头表示了一番支持后，就死活不顾了。
只是，四天后的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又《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蒋介石这才感到了事态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也不免惊愕。
然而，当他想到，事态再是恶化，也无非是“苏、奉”闹翻甚或开战；那样，到头来必是“苏、奉”两败俱伤，这正是自己本来就想看到的结果。那就任由他去，自己暂作壁上观，视事态进一步发展后再说；真要是不行了，自己再出面去收拾局面也不迟。
因此，蒋介石将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的消息瞒下了，故意没有告诉张学良。
直到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接到“驻东京办事处”的《电报》后，张学良才知晓“中、苏断交”这一重大消息；至此，张学良也才感到事态变得严重了，赶紧结束在北戴河的避暑、而急返沈阳。
而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已将“中东铁路”的苏联员工全部撤回，使“中东铁路”陷于了瘫痪；还扣留了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航行的中国商船和渔船，绑架中国边民的事件也屡有发生。
如此，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之间的矛盾加剧与升级了。
同时，苏联政府还组建了一支约四万人的“特别远东军”，由曾在“广州国民政府”中《任》“苏俄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任》“司令员”，并分东、西两线向绥芬河与满洲里挺进。
张学良见局势剧变，赶紧发布“对苏作战”的《动员令》以应对。并也组建了一支约六万人的“防俄军”，《任命》“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胡毓坤《任》“防俄军第二军军长”。
然后，王树常率部开赴东线的绥芬河，胡毓坤率部开赴西线的满洲里，以防犯“苏军”的进攻。
且说，蒋介石唆使张学良制造“中东路事件”后，自己却去忙“削藩、编遣”之事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就在“中东路事件”升级恶化之时，国民党“编遣实施会议”却在南京召开了，共有七十多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出席会议。
“桂系”因在“蒋、桂战争”中败北而被驱逐出局，故而没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琛等人的影子。
而张学良因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忙着对付“苏军”而无暇出席。
冯玉祥因已《宣布》“下野”且仍被阎锡山留居在西汇别墅，当然也没有到场。
阎锡山则是担心“步李济琛后尘”，也不敢冒险赴南京。
因此，这次“编遣实施会议”上，各路诸侯的身影一个也没见；虽然，这使会议显得有点失色，令人颇多揣测；但是，这倒是让蒋介石耳根清静了许多。
如此，这次“编遣实施会议”上也就没再有多大阻力；一切可按蒋介石的意旨、并在他的授意下进行，会议进程也就显得甚是顺利。
会上，通过了《****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编遣委员会点验实施规章》、《陆军编制原则》、《点验组织条例》等《决议案》。
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都压缩一个师。”
但因，增添了河北、湖南、广西等“编遣区”；所以，“编遣”后的全国军队总数仍为六十五个师。每个师额定兵员为一万一千人，全国的总兵员数也仍约八十万。
而新增的河北、湖南、广西等“编遣区”，蒋介石只允设置“中央直辖编遣分区办事处”；也就是说，这三个新增的“编遣区”实际上是归属于“中央直辖编遣区”的。
同时，蒋介石还将原属“第二集团军”的“开封编遣办事处”、“第四集团军”的“汉口编遣办事处”，也都改为“中央直辖编遣分区办事处”了；如此，只加了一个“分”字，就也都落入了蒋介石的掌中。
而本来游离于六个“编遣区”外的广东的“第八路军”，蒋介石干脆也将其列入“中央直辖编遣区”内，归于了自己的统辖。
如此一来，除了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外；全国的军队、无论是“嫡系”还是“杂牌”，都得归属于“中央直辖编遣区”，从而受制于蒋介石。
就这样，“编遣实施会议”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顺利结束；这次“编遣实施会议”，终于让蒋介石称心如意了。
不过，“编遣实施会议”后，有关规定并没能真正执行。
因为，大家对于蒋介石如此“编遣”都很不满。
阎锡山虽是没有明表异议，但他对于蒋介石欲通过“编遣”打压别人，实是也心中不服；所以，“编遣实施会议”后，他仍我行我素地顾自将其“晋军”保留了十三个步兵师和六个骑兵师，总兵力约二十多万。
对于阎锡山的擅为，蒋介石虽是心中不爽但却无奈。
因为，他现在还不想把所有人都得罪完。再说，比起他人，阎锡山还算顺服，从没公开与他蒋介石翻过脸。
而蒋介石眼下须提防与对付的，还有曾跟他过不去的唐生智与张发奎等人；一旦有事，或许还会要用着阎锡山；因此，蒋介石对于阎锡山也就只得睁一眼、闭一眼地任由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