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阎锡山释放冯玉祥；“汪、李、冯、阎”结“反蒋联盟”，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
司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却说，“中＊共＊陂头”会议后不久，“国民政府”内部即又起风波了；且这次，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吵开了。
原来，阎锡山逃离郑州回到太原后，余悸未尽仍感到后怕。他做梦也想不到，“蒋、冯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竟然会这么快地就要对自己下手了。
至此，阎锡山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想的“只要不得罪蒋介石，就可夹缝中求生存”，未免太天真了；现在看来，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而今，“桂系”、“西北军”、唐生智等都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只剩了自己；即使自己不“反蒋”，一心想“独裁”中国的蒋介石定是不会放过自己。
阎锡山想到此，不知道该如何好了？
而蒋介石见阎锡山溜回山西老巢去了，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则来软的。
于是，蒋介石派遣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吴铁城专程赴山西，要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以逼迫他表示“服从中央”。
由于，在郑州受过一次惊吓，阎锡山对于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已无多大兴趣了；只是，此时的阎锡山还不敢公开对蒋介石说“不”；而在太原《宣誓》“就职”不会再有什么不测，也就虚与委蛇接受了。
于是，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由于，阎锡山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他在《宣誓》“就职”演讲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指责：“中央政府对各实力派的肆意讨伐，是造成国民党和‘国府’分裂的祸根。”因而主张“消弭党争，礼让为国”，并指斥“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
阎锡山的这通话，是故意喊给蒋介石听的；当然，也希望能引来别人的共鸣。
蒋介石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牢骚是对自己发的。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因战场上的屡屡胜利已忘乎所以了；“急欲荡涤四方、削平山头，以独占华夏、实现夙愿”的蒋介石，哪里还听得进阎锡山的话？
于是，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这分明是要阎锡山闭嘴，莫干扰了蒋介石的大政方略。
然而，此时的阎锡山不愿再听蒋介石的了；因而，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阎锡山进一步提出了“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并主张“应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
对此，蒋介石当然也不会同意。
于是，俩人隔空喊话、打起了口水仗，各执己见、谁也不愿让步，相持近月、好不热闹。
如此一来，蒋介石与阎锡山虽然还没有兵戎相见，但俩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几近撕破脸。
阎锡山的主张倒是得到了各派“反蒋”势力的呼应，汪精卫亦《通电》附和。
同时，“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桂系”等，均派人来山西与阎锡山联络；一时间，许多政客云集太原，各派“反蒋”势力都汇聚到了阎锡山身边。
阎锡山见自己的主张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与支持，觉得底气足了，不由得心中暗喜。
于是，二月十日，阎锡山再次《致电》蒋介石时，干脆放胆地指责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味戡乱，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并提出“为民国和平统一计，应礼让为国”，要蒋介石与他“共同下野”，而“将国民党交由汪精卫等人去改组”。
阎锡山这一着确是厉害，将了蒋介石一军。
此时的蒋介石正春风得意、雄心勃勃、欲成就大业，哪愿轻易放权？蒋介石不由得恼羞成怒了，心中暗骂：“不知好歹的阎百川，看我如何收拾你！”
同时，连夜要吴稚晖撰《文》，刊登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进行回击。
吴稚晖在《文》中大骂阎锡山：“不学无术，只会靠投机钻营捞取资本；奸诈失信，无义小人。如今为谋私利，又造谣中伤，蛊惑人心，欲兴兵作乱，祸国殃民；实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
如此，争执变成了谩骂，蒋介石与阎锡山撕破脸了。
然而，此时的阎锡山觉得自己得到了众多实力派的支持，已不再惧怕蒋介石了。
众政客见阎锡山敢于跟蒋介石说“不”了，遂都愿意拥戴他来“领衔‘反蒋’”；于是，一个以阎锡山为首、由各方实力派组成的“‘反蒋’联盟”开始酝酿之中。
阎锡山自己也飘飘然了，不再有甚顾忌。
然而，正在阎锡山准备与众多政要、实力派“结盟‘反蒋’”之时；忽然，一个《谍报》令他大吃了一惊。
原来，“蒋、冯战争”后，“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都切齿痛恨了。
因为，“西北军”已不止一次受他哄骗。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挑唆“西北军”去与蒋介石开战后，自己却躲在后面看热闹；致使“西北军”惨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看来，多年的战乱，实是阎锡山使鬼所至；这个祸根若是再不除，西北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何况，冯总司令至今仍被他软禁着；看来，不对阎锡山来点动真格的，冯总司令是不会被放归了。
鉴于这种共识，已接任“第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了的鹿钟麟决定“对‘晋军’用武了”，以逼迫阎锡山放人。
为此，鹿钟麟派遣与韩复榘私交甚笃、曾任“第二集团军兵站总监”的闻承烈去河南与韩复榘联系；意欲“西北军”与韩复榘联手“共同讨伐阎锡山”。
因为，韩复榘与阎锡山也有隙；所以，当鹿钟麟前来“相约”时，韩复榘满口答应了。但谁知，鹿钟麟与韩复榘的“合谋”，又被阎锡山的谍报人员探知了。
阎锡山闻《报》后，怎能不惊？
因为，“西北军”虽是在“蒋、冯战争”中败北了；但毕竟还据有“陕、甘、宁”等地，仍拥有二十万兵马而不可小觑。若是“西北军”真的与韩复榘联手来攻，自己如何抵得？即使抵住了，也必会两败俱伤。
且看来，这次鹿钟麟是要动真格了；阎锡山确是又惊又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阎锡山很快悟到；鹿钟麟此举，无非也是由于“冯玉祥被禁”之故。既然如此，自己把冯玉祥放了，不就没事了？再说，眼下各路“反蒋”势力聚集太原，正欲“结盟‘反蒋’”；冯玉祥与蒋介石结怨甚深，他的“西北军”应是反蒋势力中的一股主要力量；若要“结盟‘反蒋’”，岂能少得了“西北军”？所以，将冯玉祥放归，让他带领“西北军”去与蒋介石拼搏、确也应是时候了。且一旦“让冯玉祥回去，想必‘西北军’的矛头定会转向，自己则可化险为夷”。
如此，阎锡山虽算是找到了解困排忧的方药，但却仍有顾虑。
因为，自己已诳过冯玉祥多次；而今再欲与他联手，他还会相信吗？这倒确是又使阎锡山感到犯难了。
不过，阎锡山很快又想，冯玉祥是个直心肠的人；只要向他道明，这次自己是“真心要与他结盟”了，“苍天作证，绝不诳他”；想必，他心里再是有疙瘩，也应该是能化解的。
只是，这次确是不可再哄他了；否则，冯玉祥及其“西北军”再不会饶恕自己了。
想到此，阎锡山的主意定了。
于是，二月二十七日，阎锡山赶紧去往五台，再次向尚在西汇别墅中的冯玉祥百般的陪“不是”。
同时，声泪俱下地道：“弟虽有对不起兄之处，但实无害兄之意。往日，因蒋势太盛，弟不得不有所顾虑，致使冯兄及西北军诸将产生了误会。而今，各路反蒋势力已云集太原，弟已决意反蒋，断无戏言。值此之时，鹿钟麟却与韩复榘欲联手攻打晋军；如此亲者痛、仇者快之为，总不会是冯兄所指使吧？兄若定要记恨于弟，兄回陕后尽可率部来攻，弟定不还手，任由兄处置罢了。若兄尚存与弟一点旧谊，请兄仍能与弟及众反蒋派结盟；回陕后，当率部反蒋。此护党救国大义所在，断不可被私怨小利所误。”
阎锡山左一个“回陕”、右一个“回陕”，令冯玉祥觉到：“莫非这次是真的让我回去了?”
虽然，冯玉祥被阎锡山骗过数次，对他的话已不甚相信；但因归意心切，仍不由得想：“若是真能让我回去，以往的事可不与他计较。”
且听得出，阎锡山这次是真的要“反蒋”了；否则，各派政要云集太原来干啥？若此，真能“结盟‘反蒋’”，自己何尝不愿？而鹿钟麟欲与韩复榘“联手”攻晋，确也不是冯玉祥所希望；因为，那样只能让蒋介石得渔翁之利、而断不可为。
因而，冯玉祥说：“鹿钟麟欲用兵，自己实是不知情。待自己回陕后，定当阻遏。”
听到冯玉祥如此说，阎锡山的心宽了，他要的就是冯玉祥的这句话；于是，阎锡山表示“立即让冯玉祥回陕”。
冯玉祥能回陕、求之不得，对于阎锡山曾对他的“大不敬”也就不计较了；于是，俩人冰释前隙、重归于好，决定再次“联手‘反蒋’”了。
这次，阎锡山不再欺哄冯玉祥了。
第二天，冯玉祥终于离开西汇别墅，在阎锡山、李书城、王鸿一、梁式堂等人的陪同下回到太原。
此时，各路政客仍聚集在太原；于是，众人共商国事，决定组建“‘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举，意味了不再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同时，觉得掌有“东北军”的张学良举足轻重；而“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出兵相助，致使“东北军”大溃；料想，张学良也必记怨蒋介石，当可邀其一起“反蒋”。
于是，打算派人游说，并拟让张学良也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反蒋’联盟”组成后即决定“兴兵讨伐蒋介石”，并将“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
“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晋军”为“第三方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
且拟定：“第一方面军”主攻“湘、鄂”，拟由桂北入湘，沿粤汉路北上，先取长沙再攻武汉。“第二方面军”主攻“豫、鄂、皖”，由“陕”入“豫”后兵分两路；一路沿“陇海路”东进，先取郑州、再经商丘后往攻徐州；另一路则沿“平汉路”南下，配合“第一方面军”夹攻武汉。“第二方面军”主攻“苏、鲁”，拟兵分两路、由“冀”入“鲁、豫”；一路由“冀”南入“豫”北，配合“西北军”沿“陇海路”攻取徐州；另一路由“冀”东南入“鲁”西北，沿“津浦路”南下攻取济南。
待三路分别攻取武汉、徐州、济南后，再合力攻取南京。
三月八日，冯玉祥离开太原回陕。
阎锡山亲自送至晋西南芮城的风陵渡，并赠予冯玉祥五十万元银票、二百挺机枪和数大卡车的米、面，实是盛礼相送。
如此，确是让冯玉祥感到其“不再欺诳，真情结盟了”。
两天后，冯玉祥返抵西安；终于，被软禁八个月后，冯玉祥如虎归深山、龙入渊潭、复可重振雄风了。
“西北军”将领见冯玉祥回来了，当然高兴；然而，因此也就取消了攻打阎锡山，众将不免心中郁郁。而当得知，冯玉祥又欲与阎锡山“结盟‘反蒋’”，众将更是愕然了，唯恐再上阎锡山的当。
然而，冯玉祥却说：“阎百川虽有过错，但他已经悔悟，我等就宽谅了吧。此次‘反蒋’，并非仅有阎百川与我，另有汪兆铭先生、李宗仁将军、黄绍竑将军、张发奎将军等，可谓是得道多助；如此，‘二、三、四集团军’协力同心，定可胜券在握。众人在太原，已歃血盟誓，绝不背信；料想他阎百川断不敢再耍手段而置自己于不义，诸位不必疑虑。”
“西北军”诸将听冯玉祥如此说，见他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异议了。
于是，三月十五日，“‘反蒋’联盟”的五十三名“军、政要人”联名《通电》宣布“反蒋”；《通电》中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言辞十分激烈。
接着，四月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西安、李宗仁在南宁，分别《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只是，张学良尚未表态。
如此一来，“中华民国”就有了两个“陆海空军总司令”，“‘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了。
蒋介石气恼极了且不甘示弱，即于四月五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下达了对阎锡山等人的《通缉令》。
同时，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把数十万兵马集结于“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沿线及徐州、漯河、武汉、衡阳、归德等地，欲与“‘反蒋’联盟”决战。
而此时的阎锡山因有众多“实力派”给他撑腰，已不惧怕蒋介石了；心想“‘反蒋联盟’有三个‘集团军’，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应是稳操胜券”。所以，也打算与蒋介石决战。
阎锡山甚至于暗自萌生了野心，即欲“利用‘反蒋联盟’，以武力把蒋介石赶下台后，由自己取而代之”。
只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且归阎锡山节制的刘镇华，见阎锡山与冯玉祥等人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但因苦劝阎锡山无效，遂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实是“避战”去了。
临走时，刘镇华把“第十一路军”的指挥权交给其“胞弟”刘茂恩，这却引起了万选才的不满。
因此，驻于洛阳的万选才复又返归“西北军”了，冯玉祥则《任命》万选才为“第六路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
而有“河南‘草头王’”之称的刘茂恩，见冯玉祥没把河南交给他们“兄弟”俩、而给了万选才，不由得心中不满；所以，冯玉祥此举，却是为自己埋下了一个祸根。
且说，冯玉祥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即按“‘反蒋’联盟”拟定的《计划》又就“‘第二方面军’的对蒋作战”进一步作出了部署。
这次，冯玉祥欲倾“西北军”全力东征；连时《任》“青海省主席”的孙连仲也应调率部参战，青海则交由曾自立“宁海军”、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马麒了。
同时，冯玉祥决定“亲率大军出征”；为此，他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设于潼关；《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兼“代理陕西省主席”。
并将“西北军”分为五路，“第一路总指挥”张维玺，“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第三路总指挥”庞炳勋，“第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第五路总指挥”孙连仲，“骑兵总指挥”郑大章。
张维玺的“第一路”由“陕、豫、鄂”三省交界处的荆紫关入豫，经淅川、内乡向“平汉路”挺进。孙良诚的“第二路”和庞炳勋的“第三路”沿“陇海路”东向，进取郑州后再折向往攻徐州。宋哲元的“第四路”和孙连仲的“第五路”由潼关入豫，也东向配合孙良诚与庞炳勋攻取徐州。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进行了部署；以徐永昌为“陇海路总指挥”，率五个师由冀南入豫北，配合“西北军”主战“陇海路”；以傅作义为“津浦路总指挥”，也率五个师由冀东南入鲁，沿“津浦路”南下攻打济南、并控制“胶济线”。
李宗仁也作出了部署，将“张、桂联军”编列为三路，“第一路总指挥”张发奎，“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第三路总指挥”黄绍竑；拟三路并进，入湘后沿“粤、汉路”北上，先取长沙再攻武汉。
“‘反蒋’联军”号称五十万大军，气势确是不小；不过，蒋介石却是有恃无恐。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经讨伐“桂系”、讨伐“西北军”、讨伐唐生智诸战后、军力有增无减，现已拥有七十万大军了。
而且，德国顾问鲍尔来华后，不但让蒋介石从德国政府手中购得了许多武器，鲍尔还帮蒋介石建成了一些军工企业；如此，蒋介石亟需的军火又有了来源，且不亚于以前的苏式武器；这是其他军阀都难以办到的，也就使蒋介石自感底气十足了。
何况，“桂系”与“西北军”新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必不经打；所以，蒋介石不怎么把李宗仁与冯玉祥放在心上，倒是对阎锡山却是不敢小觑。
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有别于李宗仁与冯玉祥，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说，在各路诸侯中，阎锡山本来是被视为最弱的；然而，阎锡山从“北伐”中捞了许多好处，地盘与军力都有扩增，已是今非昔比了。
更由于，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大战时，阎锡山却是袖手旁观；非但毫发无损，还让他得了渔翁之利。而今，又有那么多人围着阎锡山转；可见，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比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此，蒋介石赶紧也调兵遣将、并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以作出应对。
因此前，蒋介石已将“第一集团军”的编制又“由‘师’扩成‘军’了”；于是，他将其中的十多个“军”编列为三个“军团”，分别部署于“陇海路”、“津浦路”、“平汉路”，以重点对付“晋军”与“西北军”。
且因，曾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蒋、冯战争”结束后已“请辞解甲归隐、居于上海”。因而，蒋介石打算以时在豫北的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对付“沿‘陇海路’东进的‘西北军’”；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对付“沿‘津浦路’南下的‘晋军’”；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策应各路。
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驻守武汉；而《命》湖南的何键、广东的陈济棠，合力对付广西的“张、桂联军”。
此外，蒋介石还调遣五支“航空队”，给参战的地面部队以空中支援。
如此部署，应算是万无一失了。
然而，蒋介石还有一个顾虑；那是由于，驻于豫北的韩复榘毕竟是冯玉祥的旧部；蒋介石虽是打算用他，但不免有所担心，唯恐他会背叛自己、复投冯玉祥。
为此，趁“徐州会议”时，蒋介石让其“夫人”宋美龄出面、专门与韩复榘作了一次谈话，以稳住他的心。
由于，韩复榘曾在汉口受过蒋介石“夫妇”的盛情款待，令他感恩戴德、铭怀不忘；而今，韩复榘再次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接见，更令他受宠若惊了。
宋美龄先是对于韩复榘“在河南实行‘反对蓄婢纳妾、禁止女子缠足束胸’”的举动大加赞赏了一番，使他高兴得只知搔头皮、咧嘴笑。
接着，宋美龄话锋一转，正色道：“而今外面多有传闻，言‘西北军’旧部皆与冯玉祥暗通款曲；可我一直劝总司令不要轻信谣言、受人挑唆，应百分之百地相信‘将军’。所以，总司令让你担任‘第一军团’的‘总指挥’，将刘珍年、曹福林、孙桐萱等部归你调遣，想必韩将军不会辜负‘总司令’的重托吧？”
宋美龄的话、言外有音，令韩复榘心中发怵、坐立不安了。
过了好一会，才说：“‘总司令’和‘夫人’待我不薄，我韩复榘死也不会忘记。请‘总司令’放心，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绝不会再去帮冯玉祥的。只是，‘西北军’将士毕竟曾经都是我的‘哥们’；说实在的，我确是不想去跟他们打仗。所以，请‘夫人’替我跟‘总司令’说一声；能体谅我的苦衷，就让我去山东、打阎老西那个王八蛋吧。”
韩复榘的这番表白，听来倒是没有虚言、且也合情合理；因此，宋美龄不再多言，遂向蒋介石转告了。
蒋介石闻后觉得“韩复榘能直叙心声，倒是说明了他不会背叛自己”，心中的悬石也就落地了。于是，蒋介石答应了韩复榘的“请求”，将他“调往山东、去对付阎锡山”。
就这样，双方都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地准备一决雌雄，“‘反蒋’联盟”与蒋介石之间的一场战争已拉开了帷幕。
这场战争，双方都投入了数十万大军，规模比以往的任何战争都大。且因，主战场是在河南；而河南有“中州”、“中原”之称，故史称“中原大战”。
且说，国民党忙于内战之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终于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了。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冯乃超、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夏衍、潘汉年、王尧山、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鲁迅、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四十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
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
鲁迅对左联的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二、战线应该扩大；三、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四、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由于，“左联”的目的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
所以，由一九二六年急转成“激烈革命派”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与一九二八年《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语丝》成员鲁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成员茅盾等人，一致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进行笔战。
此一期间，鲁迅则更是成了“左联”的旗手。
“左联”一成立，立即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国民党特务采用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手段；迫害“左联”成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左联”就在国民党的这一片白色恐怖中顽强地抗争，勇敢地战斗，大声地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