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李立三左倾冒险；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二打长沙，贺龙南征；中＊共＊六届
三中全会；杨开慧遇害……
却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军阀重陷混战之中，更利于中＊共＊及其“红军”的发展了。其实，几年来，中＊共＊在各地已开辟了许多根据地，被称为“红军”的武装力量也有了蓬勃的发展。
毛＊泽＊东＊率“红四军”向赣南挺进后，赣西南根据地拥有了瑞金、宁都、广昌、雩都、兴国、万安、南康等数十个县城，并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而且，有几支“红军”活动其中；在赣南，活动有“朱、毛红军”即“红四军”和陈毅的“红二十二军”；黄公略的“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后，仍活动在赣西。
在闽西，则有由伍中豪《任》“军长”的“红十二军”及由胡少海《任》“军长”的“红二十军”活动。
而彭德怀的“红五军”北上后，游击于“赣、鄂”边界也甚是活跃；并将“第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了“红八军”，原拟由“纵队长”李灿《任》“军长”，但因李灿二次负伤后久治未愈，遂改由从上海返鄂的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
在鄂西，由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政委”的“红四军”，在桑植、慈利、公安、荆门、当阳等地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由邝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的“红六军”，则在监利、石首、江陵、沔阳等地开辟了“洪湖根据地”。
而转战于“黔、湘”，由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的“红七军”；此时也已返回桂西，复在百色、田东、靖西等县建立了“右江根据地”。
与此同时，由“黄、麻起义”后开辟的“鄂、豫边根据地”、“商南起义”后开辟的“豫东南根据地”、“六霍起义”后开辟的“皖西根据地”，已合并成了“鄂、豫、皖边特区”；辖鄂东的黄安、麻城、罗田，豫南的商城、固始、潢川，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等十多个县；并将活动在鄂东的“红三十一师”、活动在豫南的“红三十二师”、活动在皖西的“红三十三师”，合编成了由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的“红一军”。
而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成功后，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上饶等县建立了“赣东北根据地”；尔后，向浙西、闽北发展，将浙江的江山、开化及福建的崇安、建阳等县纳入；从而，拓展成了“闽、浙、赣边根据地”，并组建了由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的“红十军”。
在粤东的海丰、陆丰，则有古大存《任》“军长”、吴秉泰《任》“政委”的“红十一军”一直坚持在由彭湃创建的“东江根据地”。
而在琼崖，则有冯白驹率领的“红军独立第二师”坚持在琼山、文昌、定安、乐会等地，建立了“琼崖根据地”。
除此，还有由张香山《任》“师长”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活动在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等地，由胡公冕《任》“军长”的“红十三军”活动在浙南，由李超时《任》“军长”的“红十四军”活动在苏南。
总之，经过数年的发展，中＊共＊已在“赣、鄂、湘、粤、桂、浙、闽、冀、豫”等省开辟了十多块苏区；并创建了十多支“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余。
李立三见形势如此向好，不由得头脑发热、心血来潮了。
于是，他在中＊共＊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左”的观点；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革命形势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
因而，他批评毛＊泽＊东＊的“在农村开辟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主张是“错误的、已过时”。认为“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在他认为“乡村只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若只断人四肢，并不能毙命；只有斩断头脑、炸裂心腹，才能置人死命。”
为此，李立三提出了“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各中心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并强调，“红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集中兵力攻打并夺取中心城市，以建立全国政权”。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从而，由李立三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主导地位。
为此，李立三要求“在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以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而要求活动在各根据地的“红军”，“集中力量，进攻各中心城市，以配合城市暴动”。
因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曾于四月十五日有过《决定》，拟将“全国的‘红军’按地域组成‘军团’，以利于统一指挥”。
于是，六月十六日，活动于“赣、鄂”边界的“红五军”与“红八军”率先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简称“红三军团”；彭德怀《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下辖二个军，彭德怀兼《任》“红五军军长”，何长工《任》“红八军军长”。
三天后的六月十九日，活动于赣西、赣南与闽西的几支“红军”也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简称“红一军团”；朱德《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五个军，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升《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胡少海《任》“红二十一军军长”，陈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
两个“军团”相继成立后，李立三即要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同时，《命令》“桂西的‘红七军’向江西转移”；并要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接着，七月二十一日，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以敦促执行中央决议。
对于李立三的要“全国暴动”、“‘红军’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及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党内许多人都觉得不切实际、难以接受。
时已调至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恽代英、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王稼祥等人对李立三的主张进行了批评与抵制，认为“中央的决议对中国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李立三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不可行”。
何孟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立三路线将葬送中国革命。”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的反对，使李立三受不了；然而，李立三非但没有省悟，反而对俩人进行打击。以“不赞成中央的决议就是反对中央”相警告，并给仨人加上“对敌斗争不坚决”罪名。
然后，将恽代英逐出中央改《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何孟雄则被撤销了“沪中区委书记”之职，王稼祥也受到了“撤职”及“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如此，李立三硬是把党内反对他的声音压下去，以使他的所谓“立三路线”能贯彻下去。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反对李立三之时，毛＊泽＊东＊与朱德对于李立三要“‘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的计划，也持怀疑态度。
毛＊泽＊东＊认为，“红军”虽是有了发展与壮大；但与“国民党军”相较，无论在数量与装备上仍都处于劣势；若以“弱师”去攻“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犯了兵家大忌而不可为。再说，长江流域沿岸的各大中心城市，有着“国民政府”与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即使“中原大战”了，蒋介石也不会掉以轻心、必定派有重兵驻守，岂能轻易攻取？可见，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他的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分明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
所以，毛＊泽＊东＊仍认为，鉴于中国的国情，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是唯一可取之途；即使非要攻城，也只能攻打那些敌人防守兵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城市；而绝不该“去攻打武汉、南昌之类的大城市”，以免将“红军”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力量白白地耗损掉。
然而，此时的李立三头脑发热得已失去了理智，哪里还听得进他人意见；而李立三的《指示》是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不允不执行，这使毛＊泽＊东＊与朱德都感到了两难。
李立三下达《指示》后，紧接着就派遣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前来敦促。
因此，毛＊泽＊东＊只得主持召开了一个“红一军团”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同时，把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为“准备夺取南昌”。
会后，毛＊泽＊东＊与朱德下达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然后，《命》胡少海率“红二十一军”留守闽西；俩人则率“红一军团”的主力，兵分两路北上。
一路由闽西的长汀出发，向赣东南的广昌推进；另一路由赣南的南康出发，向赣中南的兴国推进。
两路分别抵达广昌与兴国后，毛＊泽＊东＊与朱德又下达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于是，两路继续北上，集结到了赣中的樟树。
然后，毛＊泽＊东＊让“红一军团”主力在樟树休整，只派遣“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去南昌外围佯攻。
于是，罗炳辉率部绕道到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对岸的南昌城放了一阵枪炮后就撤离了。
驻守南昌的是“南昌卫戍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他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兵马，因此没敢轻易出城迎战；待等他回过神来，罗炳辉已离远了。
其实，毛＊泽＊东＊这次率“红一军团”北上，并没真要去打南昌，而是想去打吉安。因为，吉安已被围困多时；蒋介石现在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了，正是将它攻克的最佳时机。
为此，他将两支正在围困吉安的“赣西、赣南赤卫军”又改编成了“红二十军”，由“红六军参谋长”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任》“政委”，萧大鹏则改《任》“红二十军第一七二团团长”。
“红二十军”组成后，准备协同“红四军”再攻吉安。
然因，热忱于“攻打吉安”的刘士奇由于“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已被撤销了“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继任的李文林却热衷于“攻打南昌”而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致使“攻打吉安”未能实施。
毛＊泽＊东＊见“攻打吉安”不成，遂与朱德率“红一军团”折向赣西北，去攻取敌军兵力薄弱的高安、上高等地；然后，又转移到奉新、安义进行休整。
且说，彭德怀接到李立三“要‘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的《命令》后，也觉得难以执行；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心中十分清楚，这武汉打不得。
因为，武汉非但是湖北省的首府，更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且有“九省通衢”之称；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怎会疏于防范？
而“红三军团”只有八千兵力，若攻打武汉，几如以卵击石；弄不好，会将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资本都赔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彭德怀觉得“攻打武汉实是一种冒险、而绝不可行”。
然因，是中央下的《命令》难以违拗，彭德怀同样处于了两难之中。不过，彭德怀很快想到了一个折衷方案。
因为，此时的“红三军团”正在鄂东南的大冶一带活动；那就，先再夺取几座鄂东南的县城，以扩大苏区、壮大红军，也可算是对李立三有交待了；然后，若有战机、再准备攻打武汉。
彭德怀的这个《方案》，由于没有说“不打武汉”，李立三也就认可了。
于是，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又攻占了鄂东南的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并故意扬言“要攻打武昌”。
“红三军团”的这种态势，令“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惊愕了；他想不到中＊共＊的军队竟然活动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并狮子大开口地想要“攻打武昌”。虽然，何应钦并没把“红军”放在眼中；但见对方出此大言，倒是也不敢小觑了。而武汉是湖北首府，也允不得有失；因此，不可掉以轻心、而“大意失荆州”。
于是，何应钦一面《命》留驻武昌的守军“严加防范”，一面急《令》驻于岳阳的钱大钧“速回鄂，驰援”。
钱大钧受《命》后不敢怠慢，留下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岳阳，自己则率大军星夜兼程回鄂、驰援武昌了。
钱大钧撤军回鄂后，驻守岳阳的兵力就空虚了；因此，“红三军团”在鄂东南发动攻势、并扬言“攻打武昌”，倒是收了“声东击西”之效。
彭德怀见机不可失，即《命》“‘红三军团’从鄂东南移师、向湘北进军”；此时的彭德怀，已将目光移向湖南、瞄准长沙了。
于是，“红三军团”移师西进，沿路攻占了通山、崇阳、通城后，即轻取了仅有一个团驻守的岳阳。然后，折向南下，又攻取了平江，兵锋直指长沙。
且说，中＊共＊湖北省委为执行中央指示，此时也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并《命令》活动在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向汉阳挺进，以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
虽然，“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周逸群等人都认为“‘攻打武汉’时机尚不成熟”；但因，中央与省委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因而，邝继励只得率“红六军”向武汉进军，经沔阳、天门、汉川后，进抵武汉的西大门、距汉阳仅数十里的蔡甸。
然而，此时的武汉，因钱大钧率部回鄂后、兵力大增，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已转向、奔袭湖南去了。鉴于此，邝继励也决定“从蔡甸撤离，回师鄂西”。
“红六军”西撤后，行至鄂西的公安，与贺龙的“红四军”会合。
因为，“红四军”、“红六军”本都是“桑植起义”后发展而来的；两军会合如兄弟重聚，其欢乐之情不可言状。而此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已经组成；故而，贺龙、邝继勋、周逸群等人商议，决定将“红四军”与“红六军”也合编成“红二军团”。
于是，七月七日，“红二军团”在鄂西的公安宣告成立；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辖两个军。
因为，“红一军团”已有一个“红四军”；为免番号的重叠，遂将“红二军团”辖下的“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由贺龙兼《任》“军长”、朱勉之《任》“政委”；“红六军”的番号不变，仍由邝继勋《任》“军长”、柳直荀《任》“政委”。
“红二军团”组成后，即跨过襄河，攻取了位于鄂中南“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与天门；从而，将“湘、鄂边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联成一片，拓展成了“湘、鄂西根据地”。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已攻占了岳阳与平江，准备进取长沙。
而此时，湖南的何键正率“湘军”主力在湘南、配合鲁涤平、蒋光鼐、蔡廷锴等部，欲围歼攻打衡阳的“张、桂联军”。闻报“‘红军’入湘北、欲攻打长沙”，不由得焦虑不安了，赶紧抽调刘建绪的“第二师”驰援长沙。
而留守长沙的“湘军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甚是轻敌，以为“‘红军’不过是一群只懂得钻山沟、打游击的流寇而已，必不经打”。
因此，“红三军团”进抵平江；危宿钟急欲“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先发制人地给予打击”；以求一战告捷，露一手给何键看。
于是，危宿钟只留下少数兵力守城；自己亲率“第十五师”大部主动出击，向平江进发、去迎战“红军”了。
而此时，彭德怀已在晋坑一带布下口袋，专候危宿钟来钻。
果然，危宿钟懵懵懂懂的毫无察觉，待他知晓中计了、却为时已晚。
危宿钟的“第十五师”遭遇伏击后，顿时溃不成军；危宿钟左冲右突地好不容易杀开一条生路、才侥幸逃回长沙，所部却损失惨重、折兵大半。
“红三军团”击溃危宿钟部后，即乘胜追击攻打长沙了。
七月二十七日拂晓，“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发起总攻。
溃败的“湘军”已是丧魂落魄，哪能再与红军抗衡？危宿钟自知难以固守，遂弃城逃命；于是，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取。
危宿钟丢失长沙后即被免职，其“第十五师师长”之职则由所部“第四十四旅旅长”王东原升任。
彭德怀攻取长沙后，即又亲率“红五军”渡过槊梨河，去截击从衡阳前来驰援的“湘军”刘建绪部。于是，两军在七里巷一带激战。
难分难解之时，何长工率“红八军”从杉木巷向刘建绪部的左侧包抄；如此，刘建绪部遭到两面夹击了。又激战两小时，刘建绪终于也不敌，败阵而走。
此时，因“张、桂联军”撤退回桂了，何键得以也可抽身北撤回师。但当他进至湘潭时，刘建绪与危宿钟都已败走，长沙已被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取。
何键见长沙已丢失，不免怯阵而不敢恋战；只得绕道北遁，去往位于洞庭湖边的沅江。
“红三军团”攻取长沙后，即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推举李立三为“主席”，彭德怀等十三人为“委员”。而因，李立三时在上海，未能到任；于是，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王首道代理。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宣布了《土地法》、《劳动法》等多项施政纲领。
同时，又将“红五军”的“第一纵队”与“湘、鄂、赣边独立师”及修水、平江、铜鼓等县的“赤卫队”，合编组建成了“红十六军”，由胡一鸣《任》“军长”，李楚屏《任》“政委”。
如此，“红三军团”辖下增编了一个军，共有三个军了，兵力增至万人。
且说，正在“鲁、豫”与阎锡山、冯玉祥交锋的蒋介石闻报“长沙被中＊共＊的军队攻取了”不由得大愕，急《令》何应钦与何键“务必夺回”；同时，请求“正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两国的炮舰给予协助，以夺回长沙”。
对于蒋介石的请求，“英、美”两国政府爽然答应“即予相助”。
而此时，何应钦方知“自己中了彭德怀的‘声东击西’之计”，赶紧复派钱大钧“再入湘”。
于是，大批“国民党军队”在十余艘“英、美”军舰的护送下，迅速进抵湘北，并一举夺回了岳阳；然后，向长沙进军。
退至沅江的何键，也不甘心丢失长沙；此时，他见大批援军到来，也就来了精神；于是，何键也率部由沅江向长沙反扑了。
同时，免去了危宿钟的“第十五师师长”之职，由原“独立旅旅长”王东原接任。
八月四日，何键与钱大钧部向长沙发起总攻；“美军”的“派罗斯”号等舰则向长沙城内炮击，参与了对“红三军团”的攻击。
“红三军团”奋力抵抗，击退了敌人的数轮进攻。
然因，何键与钱大钧的兵力毕竟倍于“红三军团”，加上有“英、美”的舰炮助威；彭德怀觉得“在双方兵力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硬拼死守，还是主动撤退、保存实力为要”。
于是，翌日晨，“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向湘东北的浏阳转移。因为，“红三军团”是主动撤离长沙，也就避免了严重损失。
如此，长沙被“红三军团”占领九天后，复让何键夺回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撤至浏阳东北的永和，与也已转移到此的“红一军团”会师。两军会师后，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再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以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于是，第二天即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在浏阳的永和成立，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下辖的两个“军团”番号不变，“红一军团总指挥”由朱德兼《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由彭德怀兼《任》。
且说，李立三闻知“红三军团”攻取长沙后十分高兴，更觉得自己的主张正确了；因为，长沙毕竟是湖南的省府，将它攻取后、同样能产生很大的震撼作用。
。然而，不久就又传来了“‘红三军团’主动撤离长沙”的消息；如此，长沙得而复失了，令才高兴了几天的李立三难以接受。
因此，李立三急派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栗赴浏阳，转达《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攻打长沙”；同时，《命令》在鄂西的“红二军团”南下，“协助‘红一方面军’攻取长沙”。
为此，派遣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邓中夏作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担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以离敦促“红二军团”南征。
“红一方面军”组成后，毛＊泽＊东＊原打算去“攻打吉安”。
因为，“陂头会议”后，对吉安的围而不攻已有多时；现在，吉安四周的城池都已攻取，这颗嵌在赣江边的钉子也该拔除了，以能将“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但谁知，李立三非要“‘红一方面军’再去攻打长沙”，且不允不遵；朱德与毛＊泽＊东＊无奈，，只得于九月一日下达《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
于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了。
然因，何键返回长沙后，加强了城防，并在长沙外围赶修了强固的工事，以防“红军”再犯。而入湘驰援的钱大钧，所率四个师中也有两个师、进入长沙协防；因此，长沙守军的兵力骤增了。
所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并不顺利；激战三天，连外围的防线都没能突破，更不用说克城了。
没能如愿克城，“红一方面军”的将士都急了。
于是，九月十日，朱德与毛＊泽＊东＊又下达了《强攻长沙的命令》；然而，战场形势仍没有大的改观。
因为，“红军”擅长“游击战”与“运动战”，“攻打长沙”这样的城池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次“‘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也就成了“攻坚战”与“消耗战”。虽然，歼敌了千余人；但是，“红一方面军”自己的损失也已不小。
朱德与毛＊泽＊东＊见“如此打下去，得不偿失”，遂于九月十二日下《令》“撤围”，退往醴陵；于是，第二次“攻打长沙”无果而终。
而邓中夏受《命》赴鄂后，即以“中央代表”身份敦促“‘红二军团’南下，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且因其兼《任》了“红二军团政委”须随同南征，遂由周逸群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留守“洪湖苏区”。
在邓中夏的敦促下，“红二军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实施‘南征’”，且打算“从洪湖地区、有‘荆楚南大门’之称的白螺矶渡江‘南下’”；欲“先攻取岳阳，截断武汉至长沙的‘武、长线’后，再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然因，此时的岳阳已有钱大钧的重兵驻守、不易攻取；为此，“‘红二军团’前委”决定“改道经由公安‘南下’”，夺取常德后、再直驱长沙。
于是，“红二军团”又由洪湖移师西向，并在藕池、闸口等地击溃“国民党守军”李宗鉴的两个团后夺取了公安；然后，兵分三路“南下”。
贺龙亲率的“红二军”从石首的周家剅口、新厂一线渡江，经鲇鱼须、梅田湖，迳趋南县。王一鸣的“红六军第十六师”从监利的杨坡疃、复洲一线渡江，进抵石首的调关。段德昌的“红六军第十七师”由监利的陶家市、洪水港渡江，经长岗庙、松木桥；与王一鸣的“红十六师”会合后，进取华容。
十月二十二日，“红六军”攻克华容，即成立“华容县苏维埃政府”，由蔡玉坤《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还帮助组建了“湘、鄂西赤色警卫队第八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
同日，“红二军”也攻占了南县，并成立了“南县苏维埃政府”，由谭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红二军团”渡江“南征”并攻取了华容、南县等地，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惊恐万状了，急《调》彭位仁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张英的“新编第十一师”、李国钧的“独立第一旅”等部赶赴湘西北加以阻截。
而“红二军团”攻取华容、南县后，鉴于两地与常德之间、河道纵横，不便于部队行动；遂又决定“改道经取津市、澧县后，再攻常德”。
于是，“红二军”与“红六军第十六师”攻打澧县，“红六军第十七师”攻打津市。
驻守津市的“国民党军”仅有田少卿的一个团，段德昌的“红六军第十七师”也就没费多大劲就将津市攻占。
然因，驻守澧县的是有“湘西王”之称、“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所部、陈运虁的“第三旅”和戴季韬的“独立第二团”；且澧县那道高六米、厚二米的城墙全是用条石砌成，城墙下有三十米宽的护城河，可谓是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因此，“红二军团”虽是投入了“红二军”全部及“红六军”的“十六师”攻打澧县，但却久攻不下。
于是，又从已攻占津市了的段德昌部中抽调两个团协攻澧县；但围攻数日，仍难克复。
而此时，李国钧的“独立第一旅”已进驻澧县南面相距仅约五十里的临澧。“红二军团”前委遂决定“暂停攻打澧县”，先扫清临澧之敌，以免腹背受敌。
十一月九日，“红二军团”将李国钧部击溃后、攻占临澧；接着，又攻取了石门、合口、新安等地。
“红二军团”攻占临澧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早已退回赣西北，不再攻打长沙”了。
且此时，“蒋、阎、冯”的“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鉴于此，“红二军团”前委在合口召开会议，重新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
会上，贺龙、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许光达等人都主张“撤军回鄂西”，以迎击敌人的围剿。
然而，邓中夏坚持要“红二军团”仍“执行中央《指示》，按原计划向长沙挺进”。且下《令》“再次攻打澧县”，以消除后顾之忧。
因此，“红二军团”只得再次“围攻澧县”。
可是，“红军”强攻多日、仍不奏效，且自损了许多。
而此时，“湘西王”陈渠珍已派出两个师、驰援澧县，战局隐含了许多变数。
果然，“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见“红二军团”主力都去攻打澧县了，驻守津市的只有“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仅有一个团的兵力显得甚是空虚。
于是，遂与张英的“新编第十一师”一起，兵分三路向津市反扑；一路抢占黄山头，另一路过窑坡渡，再一路经十廻港，三面围攻津市。
“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将士虽是浴血奋战、顽强抵御，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津市，且战且退至澹水河畔的十廻港。
谁知，澹水河上的浮桥已被敌军拆除；如此，“红五十团”将士只得背水而战，顿时陷入了重围的险境之中。
一场激战后，“红五十团”全团仅有二百余人突出重围，该团“团长”张海清、“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与七百多名将士皆阵亡、而损失惨重。
李觉与张英夺取津市后，复又挥师扑向澧县。
如此，原来围攻澧县的“红二军团”，反而有被陷于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反包围之险了，战局对“红二军团”极为不利。
为避免再受损，“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断然下《令》“撤离澧县”；然后，经梦溪退入鄂西境内，在松滋的杨林市、街河市一带休整。
陈华山的“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则由周逸群与段德昌率领、撤往洪湖苏区，随同撤往洪湖苏区的还有“红二军”的伤病员。
然而，邓中夏却不愿回撤，仍自率了“红六军”的一部留在湘西北的石门等地坚持游击。
就这样，“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的“两打长沙”、“红二军团”的“南征”，都无果而终，且遭受了损失。
其实，遭受损失的何止这三个军团。
由于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勉强发动的数次总同盟罢＊工＊或暴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致使中＊共＊的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一个省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更是几乎全部瓦解。
同时，苏区和“红军”也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红七军”奉《命》向江西转移后，桂西的“右江根据地”也就丢失了。
与此同时，“鄂、豫、皖”边的“红一军”、鄂北的“红九军”、粤东的“红十一军”、浙南的“红十三军”、苏南的“红十四军”、冀中的“红十九军”、闽西的“红二十军”、冀南的“红二十一军”等部，奉《命》向中心城市发动进攻后，也都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由王维舟《任》“总指挥”的“川东游击军”，在攻打房县时被敌包围，更是几乎全军覆没。活动在“徐、海、蚌”地区的“红十五军”，因“军长”陈资平的叛变，所部溃散后、连番号也随之取消了。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中＊共＊党内的反对之声更盛了。
为此，共产国际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要尚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立即回国，以纠正中＊共＊中央及李立三等人的错误。
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继回到上海后，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李立三这才表示了“承认错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至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才被制止。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报告》，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评”。如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算是正式《宣告》“结束”了。
然而，会议对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论却是“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因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调整的中央机构，向忠发的“总书记”地位没受影响；李立三也只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其“政治局委员”仍保留。
而对于何孟雄，向忠发在其所作的《报告》中，将他视为“如同托洛斯基、陈独秀一样的‘机会主义者’”；因而，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右倾路线代表’”而继续受到打击，并进而被“开除”了“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以加强对各苏区的领导，且在“赣、闽”根据地内设立“苏区中央局”；为此，派项英前往“江西苏区”、邓发赴“闽西苏区”。
至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算是被制止了；虽然，这所谓的“立三路线”只历时三个月；但是，因它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却是十分严重而难以弥补，且尚未完全结束。
蒋介石见中＊共＊竟然敢在被他视为“后院、腹地”的“湘、鄂、赣”闹事，更萌生了非要将中＊共＊及其“红军”赶尽杀绝不可之心。
因而，“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把北方的“善后”之事交给张学良后，自己即急不可待地班师南回了。
蒋介石的班师南回，完全是冲着中＊共＊来的；预示了一场血雨腥风般的风暴即将来临，中＊共＊及其“红军”将面临更严酷的考验。
而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以前，回到长沙后的何键已丧心病狂地进行报复了；他派人四出捕杀中＊共＊党员和“工会”、“农会”的干部，潇湘大地顿时又被恐怖笼罩了。
十月的某一天，带着“老母”和三个“幼儿”、一直隐居在长沙城外板仓镇的杨开慧也不幸被何键抓获。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结发妻子，她的被捕惊动了整个湖南。
于是，湖南名流、时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章士钊等人欲予营救，遂致《函》何键，言：“已入民国，岂可再行株连？应放了杨开慧。”
何键比谁都“仇共”，共党分子一旦落到他手上，没有谁能活着离去的；而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在他看来更是非杀不可了。
但因，章士钊毕竟是社会名流，他的声音在湖南颇具影响力，不免令何键有所顾忌。所以，迫于章士钊等人的压力，何键一时倒是不敢加害杨开慧了。但是，何键岂肯善罢甘休、轻易放人？
他见杀不了杨开慧，则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因为，何键知道，这对于杨开慧与毛＊泽＊东＊来说，定会如心上被捅了一刀而比死都难受。
果然，杨开慧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岂肯启齿“离”字；也就宁死不屈、严辞拒绝，这却正好给何键有了加害她的借口。
于是，何键顾不得章士钊等人又会说什么；在十一月十四日的月黑之夜，还是把杨开慧杀害在了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就这样，杨开慧献出了年轻生命，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闻知杨开慧遇害后，深感痛心疾首、百身莫赎。
杨开慧为爱情舍生赴死，令人惋惜而掩卷长叹；世人赞其忠贞英烈，苍天当为之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