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陈绍禹崛起；“龙华廿四烈士”、“左联五烈士”；闽西“肃社党”，
“坑口兵变”……
却说，“红一方面军”致力于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之时，中＊共＊中央内部却又起波澜了。
原来，周恩来与瞿秋白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从而，纠正并中止了“立三路线”。
然而，当中＊共＊中央把《八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及《六届三中全会文件》送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却对文件内容和结论很不满意。
因此，“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下达了也被称为“十月来信”的《指示》，明确指出：“李立三不仅犯了路线错误，还与国际政治路线相对立。”
如此，对李立三的批评升级了。同时，还批评中＊共＊的“‘六届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只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中国须时日，中＊共＊中央内部尚无人知晓。
然而，曾任《热血日报》编辑、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沈****等人却已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那儿获悉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
十月，沈****回国后，将此事透露给了时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陈绍禹。陈绍禹得此讯息如获至宝，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时，作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的“学生代表”投身“五·卅运动”，并在是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九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称“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成立；陈绍禹与俞秀松、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等六十余人赴莫斯科成了该校“第一期学员”。
尔后，陈绍禹凭着他的能言善辩，当选为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并受到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升任为了“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来华参加“中＊共＊五大”时，王明作为他的“翻译”随同与会。
会后，陈绍禹当了两个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任由瞿秋白主编的《向导》周报的“编辑”。随米夫回莫斯科后，又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中＊共＊六大”。
陈绍禹在“中山大学”期间，热衷于搞宗派活动；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与张闻天、王稼祥、沈****、陈昌浩、盛忠亮、张琴秋、秦邦宪、杨尚昆、孟庆树、何子述、何克全、夏曦、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等人，被世人讥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陈绍禹则是这帮人之首。
此间，陈绍禹还将“对他不满、原‘中＊共＊上海闸北组组长’”董亦湘和《浙江新潮》“主编”俞秀松等人诬陷为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人一起“搞反革命活动”，是“托派分子”、“工人反对派”；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当“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时，陈绍禹又将矛头指向“参与调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
虽然，经审查后，认定陈绍禹等人“对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然因，陈绍禹有“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作靠山，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而不了了之。
经此波折，陈绍禹觉到了米夫对于他是何等重要；因而，更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米夫了。而此时，“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正欲培养一批“能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中＊共＊领导人，陈绍禹也就成了首选人物。
一九二九年春，陈绍禹等人被派回国。回国后，陈绍禹化名“王明”、张闻天化名“洛甫”、秦邦宪化名“博古”。
王明回国后，又在由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名“秘书”，一度曾是“立三路线”的积极吹鼓手。
但当何孟雄、恽代英等人起而“反对李立三”时，王明以为“是自己跃起的契机”；于是，也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地与李立三争辩起来。
李立三想不到区区的王明也敢对他发难，简直是犯上作乱了，当然十分恼火、岂能容得。
因此，李立三在打击何孟雄、恽代英等人的同时，也给王明扣上了“小组织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职务，被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还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对此，王明当然难以接受、心存怨怼了。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纠正了“立三路线”，陈绍禹以为“自己该可峰回路转了”。
但谁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结论却是“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对于李立三的处分也只是被“撤销政治局常委”，其“政治局委员”仍保留；而“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却仍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继续受到打击，对于王明等人的处分也没有撤销。
这一结果，当然令王明大失所望、而懊恼极了。
正在王明懊恼之时，沈****从莫斯科回国。
因为，沈****与王明曾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有此关系，沈****遂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新《指示》向王明透露了。
王明得此先机后、顿时大为振奋，觉得“自己彻底翻身”的时机到了。
于是，王明与同样受到打击的博古一起，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两封信；指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的混合物”，并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是‘反国际路线’，是‘调和主义’”。
就这样，王明又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英雄，放胆地跟“重新走到前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了的瞿秋白叫板了。
王明率先对中央发难后，因“反对‘立三路线’”而受打击的何孟雄与曾《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兼“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等人也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存在的调和路线问题”。
几股力量合在一起，令本来“并没将王明与博古的《联名信》当会事”的瞿秋白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十一月十六日，米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抵达上海，并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瞿秋白悉知“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也才明白，王明敢于向中央发难，是因为他已先于中央、知晓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看来，这个王明不简单，必是与莫斯科有着密切关系。
果然，米夫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欲扶植自己的高徒。
王明见到“恩师”，就将满腹的委曲倒了出来；并在“恩师”面前竭力的表现了一番自己，进一步博得了米夫的好感。
于是，米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谈话，直言要求“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把王明说成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甚至于将王明吹嘘为“早在‘中山大学’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
就这样，在米夫的施压下，瞿秋白等人只得做出让步。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孟雄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承认“过去对陈绍禹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跃升为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也被《任命》为了“团中央宣传部长”。
有了米夫的靠山，王明觉得腰板硬了；于是，他忽然又提议“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欲趁机更上层楼、大显身手。
只是，罗章龙、何孟雄等人看出了王明的野心；因此，对于“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们表示了“反对”。
然而，此时的王明有了米夫的撑腰，不再需要依赖罗章龙与何孟雄等人的支持了，且俩人的“反对”已阻止不了他的所为。
于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米夫的支持下，由王明等人一手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内秘密举行了。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三十七人，其中王明、博古、沈****、夏曦、陈原道等自诩为“国际派”的“非中＊共＊中央委员”破例地也参加了会议。而“中＊共＊中央委员”林育南等人因与王明有分歧，则故意未通知而将他们排除在了会议之外。
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王明、夏曦、博古等“国际派”人士都发了言，狠批了“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
会议通过了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并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
由于，这次改组是由米夫一手操纵下进行的；所以，曾留学于“中山大学”、所谓的“国际派”人士王明、博古、夏曦、沈****等人都名列于“中＊共＊中央委员”了。毫无疑问地，李立三、瞿秋白被逐出了“政治局”。
新一届“政治局”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徐锡根、陈郁、卢福坦、任弼时等九名委员及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等七名候补委员组成。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等仨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仍《任》“总书记”；令人诧异的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非但进了“政治局”，更是当选为了“候补常委”。
如此，王明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秘书”一跃而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对于王明如此快的跃升，中＊共＊党内的许多同志都深表不满、反对之声叠起。
罗章龙、王凤飞、余飞、徐兰芝等人对于米夫操纵包办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予承认，时《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张金保更是当面讥刺王明：“你们这些人只知读书写文章，真刀真枪干革命还差得远啦！”
米夫原以为，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无人敢非议；而一旦把王明扶植上台后，中＊共＊党内的问题就解决了。但谁知，却引来了一片反对声。
然而，米夫一意孤行，已登天了的王明也岂肯退缩？因此，俩人以“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应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相威胁，欲加以打压。
同时，将“六届四中全会”的全部议程压缩在了一天内就匆匆地结束了。
米夫如此飞扬跋扈地一意孤行，更令罗章龙等人难以接受了。
因此，“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罗章龙与林育南、李伟森、何孟雄、张金保、徐锡根、王克全等三十多人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
会上，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指责“米夫包办的‘四中全会’是比‘三中全会’更糟糕的会议”，主张“成立‘临时中央’”以“主持召开‘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
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推举罗章龙为“非委书记”。
会后，“非委”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与《致共产国际信》；要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派正确‘代表’来华指导工作”。
中＊共＊党内对于“四中全会”的反对之声如此强烈，是米夫与王明始料不及的。
不过，罗章龙等人组织了所谓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与“另立中央”无异，倒是给了米夫与王明可予以“反击”的理由；于是，决定以“分裂党”的罪名对罗章龙等人给予严厉处分。
然而，罗章龙等人没有退缩。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决定“分组会议”，以研究“继续与米夫、王明抗衡”之策。林育南的一组在位于汉口路的“东方旅社”，何孟雄的一组则在位于天津路的“中山旅社”。
但谁知，租界巡捕房早已在两个旅社张网以待；结果，林育南、何孟雄等二十多人分别在两个旅社内遭到了被捕。
租界巡捕房逮住林育南等人后，即移交给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对于林育南等人的被捕，有人揣测是“留苏归国的王掘夫告密”之故；因为，他在李立三时期曾因贪污受过处分，叛党告密似在情理之中。
但也有揣测，是“王明为剪除政敌”之故。
因为，被捕的三十多人都是“反对”王明的；而当时另有“拥护”王明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在同一旅社内会议，却一个也没有被捕；如此，未免令人太觉蹊跷了。
而林育南等人被捕后，王明非但没有组织营救，反而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而当被捕者在狱中受尽酷刑时，王明却还冷酷地将他们都开除了党籍。而被怀疑告密的王掘夫，留苏时本就是王明的“心腹”。
有此众多反常之态，也就不免会令人觉得“即使是王掘夫告密，或也是王明所指使”。如此揣测，不无道理。
不过，还另有揣测，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所为。
因为，林育南等人被捕后，受《命》劝降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陈立夫事先已对林育南等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此类有关中＊共＊党内高层的人事是属高度机密的，仅有时《任》“组织部长”康生等少数高层人物才掌握；若不是此中有人泄密，陈立夫岂能知晓？
且康生曾为“包庇他的‘情妇’、‘妻妹’曹文敏叛变之事”而与林育南有嫌隙，这就难免令人觉得“他有借刀杀人，置林育南于死地，以泄私愤”的可能。
不过，所述皆揣测而已，尚未实证定论；此处无非顺笔略记，不作凭。但无论如何，林育南等人的被捕却是事实；而陈立夫对林育南劝降无效后，即起了杀心。
于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林育南、李伟森、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安、恽雨棠、李文、王青士、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罗石冰、阿刚、汤士伦、汤士佺、彭砚耕、费达夫、蔡博真、伍仲文、李云卿、贺志平、刘争、刘贞等二十四人在位于上海龙华镇北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史称“龙华廿四烈士”。
其中，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五人是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员，故又称“左联五烈士”。
“龙华廿四烈士”遇害后，国内外舆论哗然。
特别是闻《报》“左联五烈士”遇害后，“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遣责“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左联’旗手”鲁迅更是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悼念英烈、谴责当局。
在这次大捕杀中，罗章龙虽是侥幸躲过了一劫；但因，失去了众多同志而孤掌难鸣了，且又被开除了党籍而心灰意冷。
从此，罗章龙离开政坛、转而归隐于教学界，授课育人、潜心学问、造诣颇深；且安享了九十九岁高寿，亦算是不幸中之幸事。此乃题外后话，顺提而已。
林育南等人遇害、罗章龙归隐学界后，中＊共＊党内“反对‘四中全会’”之声顿时喑寂，也没再有人对王明发难了；自此，有米夫撑腰的王明更是无所顾忌、颐指气使地在中＊共＊党内发号施令了。
且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时，奉《命》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项英终于赶到江西的“东固苏区”了。
此时，“红一方面军”刚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苏区”的军民都沉浸于胜利的欢快之中，成立“苏区中央局”正当其时。
于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东固苏区”内的小布成立了。
中＊共＊的“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周恩来《任》“书记”；且因周恩来时在上海未到任，则由项英代理。
“苏区中央局”的任务是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务，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和“红军”中党务工作。也因此，中＊共＊的江西“苏区”也就被称为了“中央苏区”。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明以“为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为由、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一切‘改组派’、‘第三党”都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
并委任李韶九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让他具体负责“江西苏区”的“肃反”。
此前，李韶九曾在“江西苏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富田事件”；而今，王明直接《任命》并授权于他，更令他忘乎所以地变本加厉了。
李韶九受《命》后，就设计将与“富田事件”有关的“****赣西南特委”的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丛允中等二十多人诱捕杀害了。
同时，遇害的还有“红二十军”前、后两任“军长”刘铁超、肖大鹏及“政委”曾炳春。另外，“红二十军”有七百多名排以上干部也都受审、被杀害。如此，“红二十军”的干部几乎没有了；于是，“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幸存者被编入“红七军”。
然而，三个月后的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七军军长”李明瑞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死于非命；同时，遇害的还有许进、余患、魏伯昌等二十多人。
就这样，“江西中央苏区”内一股以“肃反”为名的自我残杀甚嚣尘上、愈演愈烈了。
且说，江西苏区“肃反”之时，“闽西苏区”也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肃社党”运动。
原来，一九三一年一月，“闽西苏区”的“新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稀里糊涂地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
其实，呼喊口号的人并不清楚“第二国际”与“社会民主党”等是怎么会事；然而，中＊共＊闽西苏区党内毕竟有对“共产国际”历史略知一二的；听到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喊这样的口号，诧异之余觉得其中必是另有隐情。
“第二国际”本名“工人国际”，是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与“法国工人党”创始人拉法格等人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时倡议建立的；后来，因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套用了“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故又称“社会党国际”。
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违背“非战”《决议》，帮助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参与战争；因而，其中一些“左派”分裂出来另立了名为“共产党”的新党，以“抛弃‘改良主义’、号召世界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成立了名为“共产国际”的“第三国际”以有别于“第二国际”。而此时，“第二国际”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但早已停止活动、几同消亡。因此，列宁曾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
因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各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都已将“社会民主党”摒弃。可眼下，想不到这个已被列宁《宣布》“死亡”了的“第二国际”，竟然还有人对它表示“拥护”并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可见，“闽西苏区”内定是有“社会民主党分子”存在；否则，怎会有人呼此口号？真若如此，这还了得！？
而此前，紧邻的“江西苏区”已开展了“‘肃反’运动”；与项英一起受中＊共＊中央派遣赴“闽西苏区”、时《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的邓发不甘落后，遂以此为引子在“闽西苏区”内也发动了一场所谓的“肃社会民主党”简称“肃社党”的运动，并成立了以林一株为“主席”、罗寿春为“副主席”的“肃反委员会”。
林一株受《任》后甚是卖力，很快就查获了一批以“新红十二军第一○○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
三月二日，林梅汀等人即被杀害在永定的虎岗。
而此前，时《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傅伯翠，曾因与邓发意见相左而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及拒不服从工作调动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肃社党”运动开始后，傅伯翠也就成了“被惩治”对象。
三月六日，邓发发布《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3号通告》，更是将傅伯翠《宣布》为了是“闽西社民党”的“首领”，欲对他作更严厉的处置。
然因，傅柏翠与张鼎丞、郭滴人仨人皆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傅伯翠曾历《任》“上杭赤卫队总队长”、闽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职，在“闽西苏区”内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本和人脉基础；所以，他根本不把初来慢到、根基不深的邓发放在眼里。
且傅伯翠时驻于上杭，没在邓发的撑控中；因此，被邓发《宣布》为“社民党”首领后，傅伯翠干脆在上杭的古蛟地区另行组织了一个由其自《任》“总队长”的“地方保安队”，拥兵自重与邓发抗衡了。
傅伯翠此为，更如同“反叛”了；邓发当然不肯罢休，即派兵攻打。可是，邓发不是傳柏翠的对手，几次攻打古蛟，都被傳柏翠击退了。
尔后，傅伯翠控制下的古蛟，就成了在“肃社党”运动中遭迫害而无处可遁者的避难所；邓发则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巢穴”，虽欲拔之却奈何不得。
不过，邓发并没因攻打傅伯翠受挫而气馁歇手。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已被王明把持了的中＊共＊中央致《函》“中＊共＊闽、粤、赣”三省的省委，明确指出：“闽西已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政治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组织和‘红军’，闽西的党和‘苏维埃’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给以无情的打击。”
如此一来，“闽西苏区”内的“肃社党”运动得到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支持。
有了中央的放话，邓发更如得了“尚方宝剑”；于是，又下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并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处决的，可先执行后补报”。
如此，“肃社党”运动更是在“闽西苏区”内全面铺开了，且打开了滥捕、滥杀的闸门而益发不可收了。
一时间，“闽西苏区”内风声鹤唳、哀声遍野了；许多人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含冤而亡，有的被迫得走投无路了也就效法傅伯翠奋起反抗。
五月二十七日，“中＊共＊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的“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余人，被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后拘押在杭武的坑口与白砂两地。
时《任》“杭武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与“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商议，决定“设法营救战友”。
于是，就将正在坑口巡视的罗寿春扣押了，并迫他写了“释放被扣人员”的《手令》。
当晚，李真等人率领“第三大队”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且凭借罗寿春的《手令》，将在坑口与白砂两地的被押人员全释放了。
就这样，一场史称闽西“坑口兵变”在“闽西苏区”内发生了。
如此，由王明指挥，邓发导演的闽西“肃社党”运动愈演愈烈、难以收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