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袁世凯告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
却说，光绪皇帝重用维新派人士的同时，又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官员。
此前，光绪皇帝已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之罪革职，礼部六堂的官员也或罢黜、或撤换。
从此，凡上《谕》皆出自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四人之手，凡《奏章》也经由四人转呈；四人虽然官衔不高，但实权却已是不小，故而时人称其为“四大章京”。
接着，光绪皇帝下《诏》，急不可耐地开始裁撤之举了；先后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被裁撤的还有湖广、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经此裁撤，即有无数的朝臣官吏无故失职了，朝野为之震骇。
同时，光绪皇帝又下令裁减绿营，令“各习艺择业，以资谋生”；从此，那些过惯了寄生般生活的旗人就得自谋生计了；曾以有满清血统而自豪的旗人而今却要为生存而劳苦，岂止忧虑更是恐慌而诅咒新政了。而有的维新派人士竟然还提出了要去除诸如留长辫子之类的锢习。
光绪皇帝迎合维新派诉求，如此大刀阔斧地、有些甚至是冒进的举措；确实令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满清贵族、以荣禄为首的权臣们坐立不安了，对维新派恨得咬牙切齿了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荣禄、奕劻等人一面通过手中掌握的军机处的要权百般阻挠；另一面，又到老佛爷面前告状，恳请她临朝训政，以抑阻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此时，慈禧太后也觉得皇儿载湉的所为确实越来越不像话了；特别是，裁撤衙门、裁减绿营、起用新人、罢黜命官等如此重大的事情，竟然没经她的允诺就擅自决定；可见其心目中已全然没有她这个额娘了，再任其如此下去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看来，确实得采取措施，让她那自认为翅膀硬了、且不知天高地厚的皇儿规矩一些，须懂得“只要她这位至高无上的老佛爷健在，任何人都不得妄自非为”。而留长辫子可谓是满清皇朝的国本，维新派竟然对此也异议了，简直是胆大妄为犯上作乱了；再放任下去，连祖制都要被改了，这还了得？！因此，慈禧太后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了。
而此时，康有为等人见荣禄与奕劻等人把持着军机处对变法维新百般阻挠，觉得应设法予以排除。
且维新派的政治目标是欲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将封建专制的大清皇朝改良成西方各国议会式的宪政国家。
于是，康有为将此政见向光绪皇帝谏言了，并曰：“此举必能得到西夷各国的支持，且唯有宪政方可摆脱老佛爷的控制。”
光绪皇帝听说“能摆脱控制”，自然高兴即予同意。
但出于谨慎，康有为又建议：“应与各国联系，以征得支持；同时，可先将君臣议政改至懋勤殿。”如此，可绕过由后党势力把持的军机处，而使皇上与维新派的政令畅行无阻。
光绪皇帝自然又依从，定于九月十三日在懋勤殿开议。
只是这次，光绪皇帝希望能事先征得老佛爷的许诺；于是，去到宁寿宫请求老佛爷恩准。
谁知，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慈禧太后听说光绪皇帝欲在懋勤殿开议，明白其用意是在撇开军机处；而军机处正是她在朝中的耳目与喉舌，其真正目的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慈禧太后再也忍不住了，非但没有答应反而斥责道：“养心殿议事，乃先帝所定，岂容更易？汝妄听儒生之言，欲废祖制耶？如此胆大妄为，坏祖宗之法，大清基业将毁于一旦，吾岂能允？”
光绪皇帝遭此斥责心中不甘，遂顶撞道：“朕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而为后人耻笑。”言毕，愤然离出。
至此，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公开闹僵了，矛盾激化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光绪皇帝回到懋勤殿，静下心来后方才觉到了自己与老佛爷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想到老佛爷的手段辛辣时，不由得感到了后怕。
果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闹开后，觉得不应再任其胆大妄为了；于是，下《懿旨》宣布：“定于十月十九日，太后与皇帝同赴天津阅兵。”
这一道《懿旨》无疑是在告诉朝野“她老佛爷又要问政了”。
然而，在光绪皇帝看来，这不仅是“老佛爷欲问政”那么简单；而是“老佛爷已在向他挑战了”，其中或许藏着某些玄机。
光绪皇帝知道，老佛爷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他担心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会趁机对他下手。
想到此，光绪皇帝惶恐不安了，不知该如何办好；百思无计，只好写了一份密《诏》，交予杨锐带出宫去，让臣子们设法应对。
杨锐也已感到了事情不妙，出宫后赶紧将康有为等人召集，出示了皇上的密《诏》。
但见密《诏》上写道：“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迂腐之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劝谏，太后更怒，反目相斥。忽天津阅兵，定有不测；诸卿当密筹妥议，设法应对。朕甚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众人见《诏》后，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七嘴八舌后却没一个好的主意。
忽然，康有为倒是想到了一个主意，言：“天津阅兵，正值新军所在；何不起用袁世凯，委以重任，令其保皇，岂不无忧哉？”
康有为言毕，谭嗣同的好友、长沙人毕永年却表示反对，言：“袁世凯宵小之人，不可信用。”
康有为却不以为然道：“松甫公之言差矣，吾知袁世凯，此人曾为强学会同仁，热衷维新；且手握新军，非旧伍可比；千钧之时，正可大用。”
言毕，康有为取出一函又言道：“此乃袁世凯致吾亲笔函，彼言‘愿为维新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此肝胆，何疑之有？”
至此，众人才释疑无异言了。
于是，康有为等人即再向皇上谏言：“宜重用袁世凯，方能保天津阅兵无虞。”
光绪皇帝这才想起了康有为曾有《保荐袁世凯折》，复又取出重阅后觉得固然可行，即朱批恩赐擢升袁世凯为二品衔的工部右侍郎。
于是，九月十六日，袁世凯应《诏》进京受封；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命其继续统领新军，且可“不受荣禄约束”。
至此，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心中大悦；于是，在京逗留几天，拜访了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等人，并再次答谢了康有为、徐致靖。
且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闹僵后，开始觉到了她的这个皇儿已不是可控制的了。
虽然，慈禧太后接着就下《懿旨》宣布要去天津阅兵，给了不听话的皇儿一些压力。但是，当想到皇儿竟敢当面顶撞她这个额娘，更是气恼难受了；心想，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说不定哪一天他甚至会不认我这个额娘呢？所以，仅此施压看来还不够；不若趁自己尚能呼风唤雨时，痛下决断以免后患；总不该继续放任，待其腰板硬了反受制于他不成？
慈禧太后正如此想时，御史杨崇伊匆匆进来，密奏：“皇上轻信康有为之言，欲与美、英、日三国结为合邦；由各国共选掌故者，专理兵、政、税及外交诸事。吾闻日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皇上欲聘其为顾问。如此，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此事断不可为，老佛爷不可不顾耶！”
慈禧太后闻言，更是惊愕了；她最担心的，就是光绪皇帝与外国势力联合；因为，那样自己就难以对付了，这比几个书生帮他搞所谓的维新更令她害怕。
此时，慈禧太后觉得事态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当机立断不容再迟疑；于是，决定即刻返回紫禁城临朝训政，以扼阻事态进一步恶化。
就这样，九月十八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启程回紫禁城了；同时，派遣杨崇伊持了她的《懿旨》，命荣禄迅速调兵进京以防不测。
慈禧太后出其不意地回紫禁城临朝训政，令光绪皇帝慌了手脚；赶紧再传出一份密《诏》，直言“朕位难保”，诸卿“设法救驾”。
此《诏》更是言辞凄怆情势危急，众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设法，有的忍不住抱头痛哭。
谭嗣同厉声喝阻：“七尺男儿，何作小儿状？皇上蒙难，为臣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事已至此，哭有何用？须当机立断，不若《诏》告天下，召劲旅勤王；一举诛灭佞臣，驱逐老妪，岂不快哉。”
梁启超却道：“明《诏》天下，恐于皇上不利，故不可行。不若觅一二能勤王者，密与联络，相约举事，方可成功。”
康有为接口道：“卓如所言极是，吾视朝中能将者，唯有袁侍郎可用；彼新受皇恩，当思报答；令其效命，正当其时。彼尚留京未归，可速往说不迟。”
众人缄默良久，觉得别无良策权可如此了。
谭嗣同则自告奋勇愿往，游说袁世凯。
当晚，谭嗣同即赴袁世凯下榻处法华寺造访；未待下人禀报，谭嗣同已径自闯入。
袁世凯正秉烛夜读，见谭嗣同急至，未知所为何事？心中甚是诧异。没待袁世凯动问，谭嗣同已开门见山地将“皇上临危，命悬一线，令汝勤王”诸言和盘托出。
言毕，谭嗣同撩起衣襟，手握内藏凶器，声色俱厉道：“如有贰心，吾与汝同归！”
袁世凯闻言惊愕，噤若寒蝉不能言；稍顷，才定神缓道：“复生何出此言？皇上蒙难，臣子勤王，义不容辞；虽肝脑涂地，吾何惜？然急切反恐有失，而于皇上不利，故当从长计议。吾闻皇上与太后，将赴津阅兵；届时，既入吾营，皇上一声号令，袁某即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大事可成，岂不美哉？”
谭嗣同却道：“非也。慰亭公所言虽是，然天津阅兵有待时日；而今事急，岂能久候？须当机立断，不可迟缓；缓则必误，无以告天下。”
接着，谭嗣同干脆提出了要袁世凯回天津先杀了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围困颐和园将慈禧太后幽禁起来，以便逼迫慈禧太后真正还政给光绪皇帝。
袁世凯闻言后更是暗吃一惊，但见谭嗣同气势迫人毫无讨价还价余地自知难再推脱，好在所言“令其回津先杀荣禄”倒是尚有回旋余地，心想回津再说，也就应允下来。
谭嗣同见袁世凯答应了，又郑重地再关照几句后这才离去。
这一晚，袁世凯难以入睡了；想不到光绪皇帝刚授予他二品衔的工部右侍郎后，接踵而来的却是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巴结维新派，无非是看中了这是一条往上爬的捷径。
当然，他也知道，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自己在往上爬的途中需要有走钢丝的本领方能处险而无危，但他自信有此把握应付得了。当然，袁世凯也想过，即使自己把握不了，需要他在两者间作出抉择；料必也无非是官僚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利之争，对于久经宦海的他而言早就习以为常几于小菜一碟，那就到时再说见机行事罢了，也就没太多顾虑。
然而，出乎所料的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是官场上的一滩浑水，而是政坛上的一座刀山；若是跨不过去，定会粉身碎骨。何况，要他对付的是至高无上的老佛爷与手握重权的荣禄，袁世凯怎能不胆战心惊呢。再说，谁都知道，眼下大清朝的实权仍在老佛爷手中，光绪皇帝无非是个傀儡；否则，皇上也就不会有今日之危难了。而维新派迫他勤王，为傀儡似的儿皇帝而去算计老佛爷与荣禄，岂不如同虎口拔牙自寻死路。虽然，为臣之道当对君王忠心不贰，但他袁世凯还不至于忠到愿去陪葬，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岂不太蠢了。
袁世凯想到这儿决定食言，他可不想为图什么虚名而去葬送自己的一切。不过，袁世凯也不想主动告发；因为，那样与弑君无异；不到万不得已，袁世凯还不想担此骂名。
第二天，袁世凯赶紧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欲回天津暂避，待静观一下事态发展后再作抉择。
袁世凯回到天津，天色已晚。一路上，他越想越后怕，觉得自己即使缄默静待也非上策；因为，若是此事真的东窗事发，恐怕仍脱不了干系。因此，袁世凯思绪再三后，觉得不如先到荣禄处去打探一下，摸准朝庭的动向后再作应对之策。
于是，袁世凯一下火车，就急忙地赶往北洋衙门叩见荣禄了。
到得北洋衙门，只见全副武装的兵士齐列于衙门内外，一派萧瑟气氛令人毛骨悚然。袁世凯不由得一阵寒噤，以为自己所为已被察觉；荣禄摆下此番阵势是为缉拿他而专候着的？因此，袁世凯畏而不敢前了。然而，既已至此料无退路，袁世凯只好硬着头皮勉强走进衙内。
穿过中厅倒也无事，袁世凯方知是自己心虚而多虑了，这才给自己壮胆缓过一口气来。
其实，荣禄并不知晓袁世凯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虽然，袁世凯此次进京接受光绪皇帝的恩赐，令荣禄有些不乐；但是，在荣禄眼中，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在操练新军上有所建树罢了；光绪皇帝的对其恩赐，想必也仅此而已；荣禄也就没想太多，更没有对他起甚疑心。
故而，袁世凯到来后，荣禄仍命人给他上茶，袁世凯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两人寒暄一番后，袁世凯正欲向荣禄探询朝中之事。忽报御史杨崇伊来到，荣禄赶紧出迎。
良久，荣禄送走杨崇伊后回进书房，对袁世凯言：“杨御史传太后《懿旨》，老佛爷已于即日垂帘训政；令吾调兵进京，维新孺子死期至矣。”
袁世凯闻言大惊，心中忐忑不安；俄顷，忽然伏地哭泣，连声道：“中堂救吾。”
荣禄十分诧异，忙问：“何故？”
袁世凯遂将密谋之事和盘托出，然后言：“吾知此乃大逆不道之事，断不可为；故而，特来向中堂大人禀告，望中堂大人替晚生做主；中堂大人若欲将晚生交予太后，晚生愿听凭发落虽死无憾。”
荣禄闻言，始也甚感愕然；暗骂：“好一个袁慰亭，竟敢与维新派勾结，算计老佛爷，岂不是在自寻死路？！”
但转而一想，袁世凯是自己一手提拔的，若是事情闹大，老佛爷怪罪下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不若让其主动告发，以求开脱。
于是，荣禄没有责怪，倒是宽慰道：“慰亭勿忧，汝能迷途知返，可向老佛爷告发，吾料老佛爷定能宽谅；吾当为汝美言，以求开脱。”
袁世凯这才又千恩万谢了，方敢回府歇息。
第二天，荣禄就带上袁世凯进京，即将此事如实向慈禧太后禀告了。
慈禧太后闻后更是悖然大怒了，立即于九月二十一日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并下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杨锐、谭嗣同、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
却说，康有为等人见慈禧太后回紫禁城训政，而袁世凯回津后杳无音信了，料知情况不妙。
果然，第二天，荣禄率军进京；康有为与梁启超料知慈禧太后要对维新派开刀了，赶紧逃亡日本方免于难。行前，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逃。
然而，谭嗣同却慨然道：“凡变法，无未经流血而成者；吾朝尚无因变法而流血，此未竟之故也；若须流血，请从吾始。”
于是，只托付梁启超带走了一箱家信，自己则仍留在寓所内等待衙役到来。
谭嗣同被捕后刚烈不屈，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气贯长虹般的诗句。
九月二十八号，谭嗣同在京城英雄就义；同时遇害的还有被称为四大章京中的另三位福建侯官林旭、四川自贡人刘光第、四川绵竹人杨锐，以及康有为之弟广东南海人康广仁、监察御史山西闻喜人杨深秀等五人；后世慕其英烈，誉称为“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在这场政治搏杀中将维新派告发后，又经荣禄为其好言开脱；如此，袁世凯算是功过相抵，慈禧太后也就没有追究他，让他渡过了一关。
而支持或参与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庶吉士徐致靖遭监禁；另有一大批官僚或贬、或黜、或监。
慈禧太后本想将光绪皇帝载湉废黜了，但因遭到列强反对而不敢为；因此，已被褫夺了皇权的载湉虽然仍冠着皇帝的虚名，但却被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内而失去了自由。
自此，慈禧太后重临朝堂问政了，大清朝重归旧制；这个奄奄一息了的皇朝的命运，又掌握在了已入垂暮之年的老佛爷手中。
至此，一场轰动朝野的戊戌变法在守旧势力的绞杀下终于结束了。
因戊戌变法先后历时仅一百零三天，故又史称“百日维新”。而由慈禧太后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则史称“戊戌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