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邹容《革命军》与苏报案。慈禧推行新政，五大臣出访。行刺慈禧案……
却说，《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终于承认了慈禧太后执政的合法性，并同意她临朝理政。但是，已被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却不敢回京，继续滞留在西安迟迟没有回銮。
此时，慈禧太后开始反思，也才觉到了被她绞杀的维新派的一些主张还是有用的，若再不变革朝政﹑维新图强，大清皇朝真的要没救了；只是，她不喜欢“维新”两字，因此改曰“新政”。
于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实施新政”的上《谕》。
《谕》略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朝臣京官、各地督抚见了这道上《谕》，觉到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新政了；于是，也都来了劲，纷纷上《奏》各抒己见。
张之洞与刘坤一则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涉及科举、吏制、行政、司法、外交、兵备、农政、工商、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变革措施；老佛爷准《奏》，《江楚会奏变法折》遂成为实施新政的蓝本。
因为，此次新政涉及到政务的改革；为此，第二年三月，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简称政务处。
其时尚未去世的李鸿章及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瞿鸿禨、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等京官被任命为政务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为参预。于是，史称“庚子新政”的清皇朝内部的变革，终于在慈禧太后亲自倡导下姗姗来迟悄然地推行了。
同时，慈禧太后还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任命深受器重的瞿鸿禨为外务部尚书。
新政施行当年，李鸿章去世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继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
不久，荣禄与刘坤一也相继逝去；于是，手握新军且跃居高位了的袁世凯就成了封疆大臣之首；连堪称洋务旗手的实力派权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得让其三分，袁世凯可谓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了。
且说，《辛丑条约》的订立，华夏民族更是被列强掠夺与逼迫得喘不过气来了；国人为泱泱中华大国竟受如此奇耻大辱而揪心裂肺了，对于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更是深恶痛绝。
虽然，慈禧太后此时欲推行新政，似乎真的要来一番洗心革面了；但为时已晚，国人不愿相信这个嗜权如命的顽固的老太婆会真的行利国、利民之事？而那班满清的权贵们会甘愿放弃既得利益让权于国人？皆以为，若要救国，必须推翻满清皇朝。
因此，在孙中山等人忙于在广东等地进行起义实践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撰文，利用上海租界内发行的报纸作为舆论工具，呼吁并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推翻清皇朝了。
而此时，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见国内的反清声浪日渐高涨，倒是有点不知所措了；十分担心若是国人真的把清皇朝推翻了，他们愿意效忠的光绪皇帝也会跟着完蛋；且眼见慈禧太后也同意并推行新政了，侥幸地寄希望于老佛爷与光绪皇帝之间能求得妥协重归于好，以保大清皇朝永存。
所以，康有为想把这股反清浪潮抑下去；于是，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撰文在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上发表，竭力美化光绪皇帝，誉其为圣君；鼓吹勤王、保皇，而反对革命。
言：“革命之举，以与凶顽争命，大蹂大搏，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故不可为。而维新能平气论政，晏坐以得；足以救中国之亡，方为可取之道。”
而康有为则也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书中写道：“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维新派的论述，很快引来了国人的反驳与笔伐。
于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章士钊的《呜呼保皇党》等文，相继在安徽桐城人胡璋在上海创办的《苏报》上发表，力驳康有为等人的所谓维新的谬论。
接着，四川巴县人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的《革命军》一书发表；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并在《苏报》上进行介绍。
邹容在《革命军》书中写道：“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维新派人士屈膝于满清皇朝前的丑陋嘴脸。
同时，邹容向国人竭呼：“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六十余年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论已。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好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神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邹容如此直白式的号召国人奋起推翻清皇朝，像一块巨石抛入水中，激起了永不宁息的涟漪。
不久，《清议报》因火灾停刊，失去了这个舆论阵地，维新派渐渐地噤声败北了。
经此革命与维新的大论战，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更是被激发了。
革命党人鼓吹革命的言论引起了满清皇朝的警觉，于是饬令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查禁缉捕倡导革命邪说者。
于是，魏光焘指令上海道袁树勋密访了英、美驻上海领事，请求协助镇压。
因此，一九○三年七月七日，位于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内的《苏报》馆被查封了；《苏报》馆的业主、福建海澄人陈范及蔡元培等人赶紧出走，才幸免于难。
然而，章太炎、邹容等多人却被英、美领事拘捕。清政府欲将诸人引渡并严惩，后因各国领事团之间对于“是否引渡”发生分歧相持不决；才由公共租界公部局审定，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至此，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了结。
三年后，章太炎刑满出狱；但邹容却熬不到出狱的一天，于一九○五年四月三日在狱中被折磨而死，年仅二十岁。
就在苏报案发生的时候，一九○四年秋，蔡元培、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人发起成立了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在江浙一带十分活跃，从此也开始了推翻清皇朝的实践。
且说，《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德、奥同盟与法、俄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英、意等国很快也被卷入其中。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日渐恶化并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已是在所难免慢慢临近。因此，列强自顾不暇了，这倒使奄奄一息了的清皇朝又绝处逢生了。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慈禧太后见列强已从北京撤军，京城中终于恢复了平静；这才带着光绪皇帝及一班王公贵族、京官朝臣，自西安启程小心翼翼地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回到京城后，决定正式推行新政了。
一九○五年十二月，清庭派遣了辅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户部侍郎戴鸿慈、闽浙总督端方等五位大臣，出访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比利时、挪威、奥地利等众多国家以考察宪政。
五大臣出访归国后，向慈禧太后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言：“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消弭。”
慈禧太后听了十分高兴，特别是“皇位永固”之说，这正是她所虑、所忧、所求；于是，决定采纳施行。
而戴鸿慈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则进而谏言：“若施行立宪，须先令官制得宜，方能任法而不任人。”
对于戴鸿慈的谏言，慈禧太后也一并采纳了。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扩充北洋新军。两江总督张之洞也编练了一支自强军，以求强军富国。
这些举措倒是迎合新政之策，很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于是，清政府又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练兵处，以规范军制、督练军队、随时考查，并规定了以镇为新军的统一编制；钦命庆亲王奕劻为练兵处总理，袁世凯为会办。
至一九○五年，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已扩至六镇约七万人规模甚盛了。
慈禧太后大悦，下《懿旨》当年就举办了一次历时四天、有北洋新军四万五千人参加的大操练；由袁世凯亲自主持操练，声势浩大蔚为大观。
慈禧太后还特意邀请了各国驻华公使观摩，欲以此洗刷往日的耻辱。
这次操练，着实让慈禧太后与袁世凯都风光了一番。
操练后，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刮目相看了，袁世凯甚是春风得意。
此后，清政府又在各省设置了督练公所，由各省的督、抚兼任督办；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在镇下再分设协、标、营、队、排、棚等级。于是，编练新军即在全国推行蔚然成风，直、鲁、豫、闽、粤及长江流域各省很快就都有新军了。
因为，新军有别于旧旅，非但要有新装备，更要有新的军事人才。
此前，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给其北洋军培养人才，在天津办了一所仿照西洋军事学院模式的北洋武备学堂；后因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校舍被毁，袁世凯接任后将其迁至保定，更名为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即俗称之“保定军校”。
而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于一八九二年曾在南京城北妙耳山也办了一所“江南陆师学堂”，后因故停办。魏光焘接任两江总督后，即于一九○三年在南京重新开办了“江南武备学堂”。
而另一所“山西武备学堂”，也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太原应运而生了。
于是，许多精英人才、有志之士有的进国内的这些武备学堂；有的出国留学深造，较多的则是东渡日本进士官学堂；学成后即潜身于新军之中，以待来日一显身手。
由此，各省的新军中就有了一大批能够接受新思潮的热血青年，而满清皇朝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一批掘墓人。华夏大地上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已在酝酿与孕育之中了，大清皇朝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中倾倒。
正在慈禧太后欲推行新政之时，却节外生枝地冒出了一件令老佛爷骇然之事。
原来，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虽然对于武力营救光绪皇帝已失去了信心，但仍不甘心就此罢休；只是认定了“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有慈禧太后在之故；而今，光绪皇帝被囚禁，欲救皇上，得先除掉慈禧。”也因此，康有为与梁启超萌生了刺杀慈禧太后的打算。
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派遣自己的保镖、颇具游侠风范的广东顺德人梁铁君，潜入北京伺机刺杀慈禧太后。
于是，梁铁君化名吴道明在北京城内开了爿吉昌照相馆；不久，即与宫里的太监混熟，也就能出入于东华门等地了。然而，大清朝的宫闱毕竟森严，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两年，梁铁君却迟迟找不到可下手的机会。
时至光绪三十二年，慈禧太后打算实施新政，维新派也已气馁准备放弃刺杀计划了；谁知，此年八月，心无城府的梁铁君在与一位广东老乡朱淇的言谈中，透露了自己进京的使命。
殊不知，朱淇正是津榆铁路侦察处探员杨以德放出的鹰犬；杨以德获知这一情报后，密告上司直至袁世凯，袁世凯立即将梁铁君及协助其行事的北京警厅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抓获。
因案情重大，袁世凯不敢擅自处理，赶紧禀告慈禧太后请旨定夺。
慈禧太后闻报后果然惊愕了，想不到康、梁一党竟敢派人谋刺于她，更是恨之入骨了。然因，此时的慈禧太后正欲推行新政，唯恐此事泄露引起不利于清庭的更大反响；所以，指使袁世凯秘密处置。
于是，几天后，袁世凯下令将俩人毒毙，一桩惊天大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破解了。
袁世凯在破获谋刺案中建了大功，慈禧太后当然要给予犒赏；于是，将推行新政的要务交给了袁世凯。
破获谋刺案后，为了化解国人对满清皇朝的敌视，慈禧太后觉得更应该推行新政了。
于是，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清皇朝又颁发一道上《谕》，决定加快推行新政的步伐，实行预备立宪并改革现行官制。
《谕》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
因为，改革官制直接关系到官僚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京官、外臣可就忙开了，谁都不想失去头上的顶戴，有的则想从中捞取一些利益。
于是，朝中分别以瞿鸿禨和袁世凯为首的两股势力，则暗中较劲了。
瞿鸿禨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手，袁世凯则用重金买通了庆亲王奕劻；所以，双方可谓是势均力敌。
且瞿鸿禨是科举进士，袁世凯是戎马出身；一个视其为迂腐，一个视其为草莽；谁也瞧不起谁，谁也不买谁的帐。故而，在这场预备立宪中，双方剑拔弩张地皆欲一决雌雄，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因为，当时的满清皇朝设有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另有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翰林院、军机处等机构；各机构的人员常无定编，职责也不甚明确；有的重叠，有的错位，犹如一团乱麻。所以，改革官制且如要将此团乱麻理清繁复得很。
而最伤脑筋的是官制的编定，因为这关系到众多闲曹与冗员的裁撤去留；为此，朝庭特意设置了一个编制馆，负责具体的官制编订事务。按说，官制编订事关重大，理应由满清权贵、辅国公载泽主持；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很受老佛爷的青睐；所以，也让袁世凯承手办理。
袁世凯有了如此一个扩张势力、培植党徒的机会，自然高兴。而载泽等人不知就里，却甚感不悦了。
一个月后，袁世凯主持的编制馆拿出了《新官制改革方案》，欲对现行官制实施全面改革。
《方案》中除了将原有的各部、处、院、寺裁撤、兼并外，还拟增设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审计院等新的机构。
因为，如此大刀阔斧的官制改革牵涉面广，许多官僚会因此失去权位；所以，《方案》一出台就招致了群臣的反对。
满清宗室、朝中百官群起发难，“反对实施改革，主张保留旧制”的《奏章》不断。
内阁中书王宝田、户部郎中李经野等人则声称：“改革官制，乃以夷变夏，乱国法而惑人心，有四谬六弊，断不可取。”
御史张瑞荫、吏部主事胡思敬则言：“内阁权重于朝庭，必出佞臣，不可轻设；军机处代君议事，不可言废。”
内阁学士文海干脆直斥袁世凯：“操纵宪制，败坏国家；阴夺君权，居心叵测。”
同时，四处传言：“一旦改革官制，内务府也要裁撤，满清宗室都得让位于汉人，连宫中太监也都会被驱除。”一时间，人心惶惶了。
于是，满清宗室的王公、贝子，甚至于太监们；都纷纷到老佛爷面前泣诉，言袁世凯的“不是”。
此时，北洋新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镶白旗人铁良则面奏慈禧太后，攻讦袁世凯：“心存叵测，须早加抑制；若满人势力被削，大清还能依重于谁？”
瞿鸿禨也趁机进言：“袁世凯欲立内阁，祸心弥天；军机处断不可撤，以期制约。”
如此种种议论，把个慈禧太后闹得心烦意乱了；她想不到立宪尚未实施，朝臣之间却已争得不可开交了。不过，对于玩惯了权术的她来说，这倒是利于她驾驭与控制，又何尝不好？
然而，欲行新政、立宪、改革官制等都是她亲自倡导的，岂能就此罢休半途而废？而对于袁世凯，慈禧太后心中自然有数；只因他在灭拳匪、办新军、破获谋刺案中屡有建功，才给予的褒奖以慰其心。而在慈禧太后眼中，袁世凯毕竟只是一介武夫，无非是宵小之辈；此人有权欲，但还不至于吃了豹子胆敢犯上作乱，大可不必杯弓蛇影的胆小如此；特别是经谋刺案后，慈禧太后倒是觉得可以放心了。不过，瞿鸿禨所言也有其理；因为，目下的袁世凯确已集权过重，有道是权重盖主，略加制约看来也有必要。而满人是大清的根基，推行新政固然需要，但归根到底却不可损害满人的利益；否则，自己的这个宝座失去了基础也就不稳了。而军机处、内务府是大清朝皇权的象征；皇权不允撼，这些机构当然也是轻易更变不得的。
慈禧太后如此思虑后，既没有采纳众议罢绌袁世凯，也没有全盘接受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方案》；而是给官制改革定下了“五不议”原则，即：“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如此一来，袁世凯的手脚就被捆住了，只好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愿修改官制改革《方案》了。
慈禧太后定了调后，袁世凯被迫修订了《官制改革草案》。
结果，非但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不能碰外，连都察院也原封不动；大理寺只是改了一个字，更名为大理院。不过，资政院与军咨府倒是增设了；但是，原欲增设的集贤院、行政裁判院却没能批准。而立宪中的关键、设立责任内阁一事，倒是准予同意了。同时，六部中除了礼部、吏部保留外，其他各部均被裁撤。审议后，同意另设了外务、民政、陆军、法、学、农工商、理藩、邮传、度支等部门。并规定了“各部只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内阁也只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同为内阁政务大臣”。
至此，袁世凯主持的官制改革总算有了落实；虽然，《草案》中拟议的内容没能完全通过，但实施了部分；终于理清关系明确权责，也算是小有成果。
责任内阁设立后，清庭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原外务部会办大臣、镶黄旗人那桐为内阁协理大臣，瞿鸿禨为内阁协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另外，分别任命了各部尚书、侍郎。两派均有人入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倒是显得相安无事，使这场角逐一时难分谁胜谁负。
而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被调入军机处擢升为军机大臣，也算是不相上下。
只是，袁世凯的各项兼差同时被免去，连所掌控的北洋六镇也被收回了四镇，这让袁世凯有点掉落门牙咽下肚说不出的难受。袁世凯明白，这必是瞿鸿禨等人在其中作祟，但却甚感无奈。
不过，袁世凯通过官制改革，趁机把自己的人摆到了不同的要职上，多少也捞到了一些好处。对此，瞿鸿禨等人也明白，虽感无奈却心中不甘；于是，总想找机会拆袁世凯的台。
果然，瞿鸿禨等人瞄准东三省的督、抚任命一事做起了文章。
原来，因东三省是清皇朝的龙兴之地，其行政体制一直来与内地迥异，实行的是民、旗两套系统常相互掣肘。故而，一年前，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省体制”。
于是，曾是袁世凯幕僚的徐世昌拟就了一个《东三省改制方案》，即“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下置三省巡抚”。
因为，官制改革由袁世凯一手操办；所以，清庭批准这一《方案》后，袁世凯即将出于北洋的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等四人安插其中，并得到了奕劻的认可与支持。
于是，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袁世凯得了大利，自然高兴喜不可言。
然而，如此龙兴之地的权重之位全让袁世凯一党夺去了，瞿鸿禨等人当然更是不甘；于是，想方设法欲搅局一番。
固然，不久就捞到了一个绯闻，言“段芝贵曾将一名叫杨翠喜的歌妓献予奕劻的长子载振”。于是，监察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等人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俩“卖官受贿”。
慈禧太后闻知后大怒，将段芝贵革职；袁世凯因此牵累，奕劻则被老佛爷怒斥了一顿。俩人怀疑是瞿鸿禨等人指使，遂怀恨在心，密商欲行报复。
不久，俩人的泄愤目标定在了瞿鸿禨的同党岑春煊身上。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后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之职；八国联军进犯京城时，各地督、抚忙于自保而抗命不遵，岑春煊却率师勤王，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而受到升迁。因此，其在四川总督任内，为严肃吏制敢于弹劾有庆亲王奕劻为后台的官吏；而且，一举被其弹劾就有四十余名，故有“官屠”之称；但也因此而得罪了奕劻，遂被调任云贵总督。
瞿鸿禨见其敢与奕劻抗争，引为至交；官制改革时，经慈禧太后颌首，任命其为邮传局尚书；于是，俩人联手更是无所顾忌欲对付奕劻与袁世凯了。
然而，瞿鸿禨、岑春煊俩人在戊戌变法前夕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过交往；奕劻与袁世凯知道慈禧太后十分仇视维新党人，即抓住了这点大做文章进行攻讦。
奕劻将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章》呈交给了老佛爷，而袁世凯更是授意其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伪造了瞿鸿禨、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四人合影。
果然，刚受过谋刺案惊吓的慈禧太后见了《奏折》及四人的合影后十分恼怒；于是，立即将瞿鸿禨与岑春煊俩人革职；只是，念其当年北上勤王、护主逃奔西安的功绩，才只是罢官回籍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俩人虽然败北，却保住了性命已算是大幸。
至此，奕劻与袁世凯的这一阴招终于得呈而泄愤了。
如此，这场以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为先导的所谓新政，实际上却成了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舞台。
在这场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两派全都伤了元气。
特别是，张之洞与袁世凯都被慈禧太后以擢升之名褫夺了实权；所以，双方皆有难言之苦，谁也不能言自己是胜者。结果是两败俱伤汉人之势大挫，而满人却坐收了渔翁之利。
瞿鸿禨开缺后，醇亲王载沣出任军机大臣，军机处中又是满人的天下了。
而立宪首当其冲必将损及满人的利益，欲由满人来指导实施有损于自己的立宪，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不足为奇了。
诚然，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的初衷，确也欲借此重振大清皇朝；虽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却寄予了一点希望。然而，正在亟需朝野同心协力共度时艰之时，利欲熏心的大臣们却都只为一己之私而相互倾轧拆台，而将社稷大业抛到了一旁，结果是两败俱伤；于是，施行新政也就成了一场你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何况，新政一开始就被套上了“五不议”的紧箍；所以，采取并实施的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建立责任内阁等措施，也就只能动皮毛却不可换筋骨；故而，改革官制后虽然许多机构或撤并、或更名、或增设，但却是换汤不换药的骨子里仍是满清的东西，也就难以对清皇朝的政治产生多大的实际效应。
所以，这场看似热闹、名曰新政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以失败告终，仍难以挽救垂亡中的满清皇朝；唯一的作用只是延缓了清皇朝衰亡的过程，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