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民国三巨头北京会晤；沙俄侵蒙，外蒙古初探独立……
却说，张振武案发生之时，卸任后的宋教仁却为改组同盟会而忙碌了。
原来，民国成立实现共和后，许多原来隐秘的政党组织都开始活动公开化了；一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大中城市，都热火朝天地上演了一场建党运动；政治家们皆欲通过建党，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甚至于叱咤风云。
此前，章太炎与程德全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一些民国的政要如张謇、熊希龄等人均为其骨干。三月二日，章太炎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了统一党，专与同盟会作对。
而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光复会员朱瑞，因与同盟会有矛盾，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曰民社的团体，也专与同盟会唱对台戏。
此前，旅居海外的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帮袁世凯分析形势并出谋划策；指出：“共和、宪政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须顺应而为，而参与其中角逐的国内政治力量有三派。一是，以袁大总统为首的实力派；这一派不热心于搞政党，但却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对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举足轻重。二是，由清末改良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这一派历来主张政治改良，所采形式也是温和的政党斗争，梁启超自认为是这一派的领袖。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一派曾主张暴力革命，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开始放弃暴力，也转向了政党政治，且欲以其主张改造中国。”
接着，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袁大总统而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始终是一大威胁。袁大总统欲巩固政权，行开明政治；须得依靠第二股势力，用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在即将到来的宪战中取胜；以抑止革命党人的作为，协助袁大总统达巩固政权之目的。”
梁启超的这番分析与论述不谓不精辟，且正合袁世凯的心意；于是，准许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回国欲为己用。
于是，梁启超由日本返国；回国后的梁启超即与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创办《庸言报》；并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言下之意是拥戴袁世凯的强权政治，袁世凯自然乐见。
五月九日，统一党又与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进会等政党团体联合成立了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程德全等人为理事；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部，党员数量一度超过十万，颇具规模。
且由于共和党成员大多是清末立宪党人士及旧官僚，虽不反对共和，但更支持中央集权，这与袁世凯所求不谋而合；因此，袁世凯暗中给予了扶持，欲利用其对抗同盟会。
与此同时，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新党也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冒起；只是，这些新党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分分合合、不断变幻、令人目眩；这些小党派虽然掀不起大浪，但却都欲在即将来临的政治角逐中一露身手，搅一下混水以从中渔利。
这股咄咄逼人的建党趋势，使同盟会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为适应大势，也宣布该党为公开组织；当时的同盟会因享有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盛誉，倒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数月间其会员便激增至数十万，仍为全国第一大党。
然而，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因同盟会在北方的影响有限，发展也就受阻。而共和党建立后，发展势头迅猛；且又因有袁世凯撑腰，在临时参议院的改选中一跃而占据了多数席位，成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退居其次了。
而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藉的国务委员也都相继辞职，新一任的内阁中没了同盟会的影子，同盟会如同昨日黄花了。这一切，无疑都给同盟会敲响了警钟，同仁中开始有了改革同盟会的要求。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尚在南方；黄兴归隐上海后，已是白云黄鹤的不想再过问政治。而一直追随于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对于国内的革命活动似乎厌倦了；于是，渡洋远赴法国去了。
因此，改革同盟会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宋教仁等人的肩上。
宋教仁深感形势严峻，同盟会若再不改革，势必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出局；对此，身为同盟会元老的宋教仁不甘自己参与创建的政党就此败落；因此，打算大刀阔斧地对同盟会进行改革，以图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此时，临时参议院中的谷钟秀与吴景濂等人组建了统一共和党，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有一定的议席，曾号称议院中第三党；且声威远播的蔡锷等人也参与其中并任总干事，所以颇具影响。
因统一共和党也受到了袁世凯扶持的共和党的排挤，常怀怨怼而与同盟会相处较洽。于是，宋教仁打算与统一共和党联手，甚至于萌生了将其合并吸纳的想法，以共同抗衡共和党。
但是，统一共和党不愿直接并入同盟会，因为那样意味着被吞并。为此，统一共和党提出“若欲联合，双方均须放弃旧名”，并要求同盟会放弃“平均地权”等激进的主张。
对于改名，同盟会的元老蔡元培等人坚决反对；认为：“若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称，定会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所以，断不可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因此，两党联合重组之事暂时搁浅。
此时，清末名臣、曾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组建的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欲与统一共和党联合重组的消息后，也派代表与双方联络，表示了也欲参与联合重组的意愿；只是，国民公党向同盟会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放弃其纲领中的男女平权。
宋教仁认为，两党愿意与同盟会联合应是好事，是同盟会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而同盟会因陶成章案而声誉遭损，改组同盟会、甚至于更名，看来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不若趁机顺势而为。
于是，宋教仁决定依从对方要求，而与两党联合重组了。
同盟会中，时任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临时参议员刘揆一等人也已有危机感，所以都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
而时任川、粤、汉铁路督办谭人凤，对于宋教仁的改组同盟会却不以为然而置身局外。
蔡元培见宋教仁等人决意要改组，已难以阻挡，也就缄口了。
而此时，返乡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眼见得政党联合之势日盛，倒是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其后，黄兴也声明表示支持了。
孙中山与黄兴的表态支持，给了宋教仁撑腰；于是，宋教仁等人又与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重启谈判，探讨联合的可能。经过又一番磋商后，在同盟会接受了两党所提条件的前提下，终于达成了三党联合重组的《协议》，并决定联合后新的政党定名为“国民党”。
不久，又有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表示也愿意参与重组；宋教仁当然是来者不拒乐于接纳。
黄兴非但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并满怀激情地协助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为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黄兴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打算把当时的政界要人甚至于内阁成员都拉到国民党中来。在他觉得，无论是谁？也不管曾经是敌是友？只要能将其拉入党内必会同化；而若能将内阁都拉入国民党，岂不如宋教仁主张的即为政党内阁了。于是，黄兴给赵秉钧、杨度等多名政要写信，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
其实，欲邀请赵秉钧等人入党的何止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等许多政党也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而当时此类跨党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不作为怪，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不少人兜里都揣着多份《党证》。
就在宋教仁紧锣密鼓地改组同盟会，筹建国民党的时候，张振武案发生了。
而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北上会晤袁世凯；黄兴为拉政要入党，也欲前往北京。
蔡元培等人闻知孙中山与黄兴皆欲北上的消息后不由得大惊，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入京如落虎口不可冒险。
而京、津两地的党人也因张振武被害，怀疑是袁世凯所指使，也认为袁世凯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与黄兴切莫北上。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岂畏北上进京？再说，国民党成立在即，自己也应亲往致贺。
而黄兴也觉得，众人未免太多虑了；而今已是共和，纵然袁世凯包藏祸心，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他俩下手。
众人见俩人去意已定，难以阻止只好作罢。
不过，正待成行之时，黄兴忽患喉疾须留在上海养病而未能随同孙中山北上。
于是，孙中山偕同夫人卢慕贞、英文秘书宋霭龄及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魏宸祖、内政次长居正等一行十多人毅然北上赴京了。
孙中山能北上，袁世凯求之不得。
原来，袁世凯早就打算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同赴北京，召开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以向中外宣示“民国统一，朝野融洽，总统地位稳固”的良好形象，便于巩固统治。
但谁知，出了个张振武案，胆小如鼠的黎元洪必定是不敢来北京了；而孙中山与黄兴也必因张振武案而已对自己有了成见，也难以邀其北上了；看来，召开民国四巨头会议已是不大可能。
正在袁世凯扫兴之时，想不到孙中山却主动北上了，这无异是帮了袁世凯的一个忙。因为，孙中山非同一般，颇具影响力；若能趁机与孙中山搞好关系，多少也能向世人展示一种形象。
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给了孙中山以总统规格的最高礼遇。
因此，孙中山一行抵京时，袁世凯吩咐全体内阁成员都到北京车站迎候；袁世凯用自己的总统专车供孙中山乘坐，沿途有总统卫队护送，社会各界数万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同时，袁世凯还将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让出，供孙中山一行下榻；而自己则搬到铁狮子胡同的国务大院内去暂住。
孙中山到京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出席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等五个党团联合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同盟会的名称载入史册，而以国民党的全新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致辞，这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国民党成立后，遵照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总理之职，改为理事制。
于是，成立大会上当场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等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因其崇高的威望，又被推举为了理事长。然而，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表示了对国民党的热心与支持，但其本人却已无意于政治，只倾心于他的民生主义。因此，当众人推举他为理事长时，孙中山一再谦让；但终于拗不过众人的真心拥戴，只得勉强而就。
孙中山接受理事长之职后，却委托宋教仁代理，并坦诚地表示“自己不会太多过问党务”。
宋教仁没有虚辞，倒是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不过，宋教仁图的也不是个人的权位；此时的他一心只想着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国民党再打造成中国第一大党，重振同盟会当年的雄风；进而将议会中的主导权从共和党手中夺过来，并创建他理想中的政党内阁。
联合重组后的国民党，领导权仍掌握在原同盟会的手中；且因是多党联合阵容顿时壮大了许多，便又雄踞于全国第一大党的位子了。所以，虽然放弃了同盟会的名称，同仁中难免有失落之感。但在宋教仁看来，更名为国民党应算是蜕变；只要利于发展与进步，其他均不在话下。因为，从此又有了叱咤风云的能力；于是，宋教仁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大显身手了。
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没有急于离京南返，不知不觉地在京逗留了近月。
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会晤。
俩人会晤，袁世凯就张振武案向孙中山作了解释，再次将责任推给了黎元洪。
孙中山为了感化袁世凯，也就不过多追询，只求从此不再滋事。
此后，俩人就有关外交、军事、实业等话题晤谈磋商。
此时，孙中山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袁世凯也表示出对民生的同样关切，连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也竭力表示赞成。
不久，黄兴病情稍有好转后也北上进京了。
黄兴的到来，袁世凯自然也要盛情款待。
袁世凯原打算的民国四巨头会议，而今已有三巨头在京聚会，只是缺了黎元洪一人；于是，袁世凯不失时机地与孙中山、黄兴俩人协商订定了《内政大纲八条》；然后，电询黎元洪“赞同”后，遂以民国四巨头会议的形式出面，由总统府秘书厅向全国《通电》宣布。
忽然，孙中山忆及自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有过谏言：“欲求民富国强，须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
于是，孙中山又对袁世凯道：“若袁公能练百万雄兵，孙某再修二十万里铁路，华夏民族何虑不富不强？！”
袁世凯是从战场上冲杀、政坛上滚打过来的，只讲现实不求理想；听了孙中山欲“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之言，觉得很不现实。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一心只是想讨好孙中山，以便自己能在来年圆就总统梦；所以，不敢对孙中山说一个不字。
且袁世凯见孙中山十分认真并非戏言，也就觉得不宜对他泼冷水。所以，不若虚言敷衍顺水推舟让他去搞；成了是政府的业绩，败了则是孙文之过；有利可占为己有，有过却能推脱干净；如此，有何不可？再说，孙中山虽然下野了，但其在革命党人中仍有着极高的威望与号召力；眼下民国初立，政坛上仍然是风云际会暗流汹涌；所以，像孙中山这样的人得让他有事干，以免惹事生非地给自己添麻烦。
袁世凯想到此，也就投其所好地表示赞成，并干脆将此事委托给了孙中山。
于是，袁世凯授权孙中山，筹划在全国修建铁路；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由孙中山任总经理。
就这样，孙中山又带着一帮人奔赴全国各地，为他那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蓝图忙碌去了。
且说，赵秉钧受袁世凯的指示，接受黄兴的邀请加入了国民党。
不久，陆征祥再次请辞，袁世凯接受了陆征祥的《辞呈》；于是，袁世凯让赵秉钧组阁。
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正式接任内阁总理之职。
陆征祥辞去内阁总理后，袁世凯欲要他留在外务总长任上；但陆征祥强拗得很，硬是将外务总长也辞掉了。袁世凯无奈，只得改任陆征祥为总统府外交顾问；外务总长之位空缺后，赵秉钧提名梁如浩接任。
梁如浩，广东香山人；早在袁世凯驻朝鲜时期，就已是袁世凯的幕僚；曾任邮传部副大臣、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职。唐绍仪组阁时曾提名梁如浩为交通总长，但被临时参议院否决。因是袁世凯的人，赵秉钧再次提名梁如浩为外务总长，以补陆征祥的缺。此次，梁如浩的提名总算没再受阻。
赵秉钧组阁不久，忽闻漠北边陲谍报频传令人瞠目。
原来，沙俄对于中国北方领土早就垂涎三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沙俄也藉口“保护使馆、教民”趁机武装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并修筑铁路将其势力向南拓展。
沙俄的行动引起了英、法、德、日、美等国的惊恐和嫉妒，纷纷要求其撤出东北。特别是日本，觉得沙俄的行动严重妨碍了其“拓展满、蒙计划”的实施。为此，日本与英国结盟反对俄国。而沙俄为维护既得利益，没法拉拢法国进行对抗；于是，两股势力在中国的东北角逐了。
到得一九○四年，日本与俄国干脆在中国的东三省刀兵相见了。结果，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沙俄将其对松花江以南大片地区的控制权让给了日本，日本这才也承认了松花江以北地区及外蒙古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就这样，日、俄之间总算达成默契，这才偃旗息鼓了。只是从此，沙俄在中国东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控制中国东三省的部分权利，长春以南的铁路也为日本所有了。
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失利后，就把目光转到了满清皇朝治下、被后世俗称为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
其实，沙俄垂涎外蒙古由来已久；早在侵占中国东三省的同时，沙俄的触角也已伸向了外蒙古。其时，满清皇朝推行新政，沙俄趁机煽动外蒙古的一些王公、活佛进行活动，欲谋取所谓的外＊蒙古＊独立。
辛亥革命前夕，外蒙古俗称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与土谢图汗亲王杭达多尔济，在沙俄的操纵下，利用漠北喀尔喀蒙古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将密谋所谓外＊蒙古＊独立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尔后，八世哲布尊丹巴派遣土谢图汗亲王杭达多尔济前往彼得堡，请沙俄出兵保护与支持。于是，沙俄以“支援外＊蒙古＊独立”为由派兵进驻库伦。并要满清皇朝承认外＊蒙古＊独立，撤走派驻外蒙古的军队及官吏。
沙俄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满清皇朝的拒绝；然而，此时的满清皇朝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如何抵得住沙俄存心已久的狼子野心。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皇朝更是焦头烂额了，毫无能力抵制沙俄与外蒙古的反叛势力。
此时的革命党人只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奋斗，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则专心于谋取权位，一时都无意顾及漠北。于是，沙俄与外蒙古反叛势力暗中勾结，签订了所谓的《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
接着，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沙俄派兵将满清皇朝派驻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驱逐出外蒙古；然后，在沙俄的一手操纵下，外蒙古反叛势力建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国；八世哲布尊丹巴自称为日光皇帝，并以共戴为年号，公然宣称外＊蒙古＊独立了。
消息传入中原，立即引起了国人的齐声反对；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多次电告八世哲布尊丹巴，劝告他立即取消独立，勿被沙俄利用。而奄奄一息的满清皇朝虽然也表示了不承认外蒙独立，但难有更一步的作为。
而沙俄与八世哲布尊丹巴知道，此时的中国内地处于政权交替之际，自己正可从中渔利；所以，对于国人的抗议与反对之声置若罔闻不以为然。八世哲布尊丹巴非但没有取消独立，反而在沙俄的操纵下把手进一步伸向了内蒙古；欲趁机夺占内蒙古的一些军事要地，以便能控制整个蒙古。
于是，一九一二年春，科布多之战打响了。
科布多，乃清朝漠北政区；东面与外蒙古的扎萨克图汗相邻，西北与俄罗斯接壤；占据科布多后，可东达乌里雅苏台，西通伊犁、南连迪化、北接唐努乌梁海，所以可谓是漠北要地。
为了夺取科布多，沙俄先是策动杜尔伯特的王公发动暴乱，将科布多骚扰得长期不得安宁；然后，以帮助平乱为名进军科布多。
此时，科布多守军仅有数百人；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赶紧一面征召蒙古兵增强防御，一面急电北京求援。
由于清帝已经逊位，刚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急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大臣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但因漠北行路艰难，援军迟迟未能赶到，科布多几成孤城情势甚是危急。
沙俄遂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溥润不愿屈降，将沙俄的使者杀了；于是，沙俄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有了藉口，开始攻打科布多城。
溥润率众抗击孤军奋战，竟然坚守了数月之久。坚持到九月，溥润终因寡不敌众，只得弃城而走，科布多遂被攻陷。
而前来驰援的新疆援军却在途中遭到沙俄哈萨克雇佣军的伏击，军政长刘海江阵亡；别的援军见科布多已丢失，也就都退守到阿尔泰的军事要冲察罕通古去了。
沙俄与八世哲布尊丹巴侵占科布多后，便又向阿尔泰进犯。
北京临时政府闻报后，一面电令阿尔泰办事大臣帕勒塔等人“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指示刚上任的外务总长梁如浩与俄国交涉，欲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然而，梁如浩是邮传出身，出任外务总长真可谓张冠李戴。
果然，梁如浩接手此事后，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且因为梁如浩对外交甚是生疏，刚上任时就因礼节上的一些琐事与各国使节的关系搞得很不协调；致使上任以来几乎与各国使节无甚交往，令人误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断了外交。而今，遇上如此棘手的外交事件，梁如浩顿觉手足无措了。
梁如浩到东交民巷俄国公使馆拜访俄国驻华公使柯索维茨，却遭到了冷遇无果而返。梁如浩自知难以胜任，也就一纸《辞呈》打退堂鼓了。
袁世凯也没勉强，只得请陆征祥重新出山，复任外务总长。这次，陆征祥倒是临危受命，毅然地担起了重任。
于是，陆征祥开始了与沙俄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先后会谈二十余次，历时长达八个月之久。
期间，袁世凯多次亲笔致函八世哲布尊丹巴，希图劝说其回心转意归顺民国政府；同时，派遣曾为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出任绥远将军，以抑止沙俄及外蒙古反叛势力进一步向内蒙古渗透。
外交虽然是陆征祥的专长，且又是个俄国通；然而，沙俄欲攫取外蒙已是铁了心，令陆征祥一时也深感无奈。
袁世凯也已觉到了外＊蒙古＊独立已成骑虎之势，欲想逆转已非易事，也就打算退而求其次力保内蒙古了。
紧接着的察罕通古之战，形势也不容乐观；沙俄的一个混成旅侵占阿尔泰首府承化寺的布尔根河一带后，阿尔泰办事大臣帕勒塔向沙俄屈膝了；擅自与沙俄签订了所谓的《临时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沙俄在阿尔泰驻军。
消息传入中原，全国舆论哗然；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帕勒塔撤职查办，并宣布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
这么一来，倒是迫使沙俄不得不坐下来与民国临时政府谈判；否则，所签署的《条约》就缺乏正当性。于是，中俄之间就展开了一轮长时间的谈判。不久，因向六国银行团借贷了许多资金，袁世凯遂下指示向沙俄作出让步。一九一三年七月，陆征祥与俄国驻华公使柯索维茨签署了《中俄声明》。
《中俄声明》中，虽然中国名义上仍对外蒙古拥有宗主权，但民国临时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地方自治；俄国在不派兵进驻的前提下，可在外蒙古通商。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两国又在边境重镇恰克图签署了《恰克图协定》，将《中俄声明》具体化。三天后，依据《恰克图协定》，外蒙古才宣布取消所谓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随即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意为有寿者的活佛。
此后，外蒙实行所谓的自治，但实际上却为沙俄所控制，中国在外蒙古的统治已是名存实亡。
只是，《恰克图协定》签署后，占领内蒙古科布多等地的沙俄军队终于撤离了，中国政府才将内蒙古收回。至此，历时多年的所谓外蒙独立这才暂时告一段落。此是后话，随笔顺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