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张勋复辟，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任大总统；对德宣战……
却说，西原借款成立后，段祺瑞立即为兑现承诺而行动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因德国采取了无限制潜艇战损害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敦促中国也与德国断交。
一直以美国马首是瞻的黎元洪紧步后尘，表示“中国当与美国一致，美与德绝交，我亦应与德绝交”；因此，此时的黎元洪倒是与段祺瑞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然而，三月三日，当段祺瑞主持的内阁会议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后，将《对德绝交书》递交总统府盖印时，黎元洪却忽然变卦了。
原来，敦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只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个人意见，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此，美国政府通知芮恩施，要他对此“务须慎重”。且美国政府已获知段祺瑞与日本人交往甚密，并在日本的唆使下准备参战，料定其中必有暗中交易不免有所担心；此时的美国政府虽然自己已与德国绝交了，但却不愿看到中国政府跟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起舞。为了削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却要黎元洪抵制段祺瑞所为了，黎元洪言听计从；因此，黎元洪忽然改口，这下可把段祺瑞惹急了。
因为，黎元洪毕竟是大总统，没有他的盖印认可，欲与德断交则不能对外宣布，段祺瑞的一切算计也就都将落空焉能不急？
段祺瑞以为黎元洪是胆小怕事，也就给其放胆道：“大总统不必忧虑，只须盖印即可，余事皆有段某担着。”
然而，黎元洪却以“如此国事，当须慎重；各省督军若是反对，奈何？”为由，仍予拒批。尔后，无论段祺瑞怎么说，黎元洪全置之不理了。
段祺瑞这才看清黎元洪是在故意刁难，恼羞成怒之下撂挑子走人去往天津了。
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撂挑子，北洋政府顿时近乎瘫痪；这下可把众人急了。
众院议长汤化龙赶紧出面圆场，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也假惺惺地劝和；均致《电》俩人“应以国事为重”，且劝段祺瑞回京主政。于是，段祺瑞摆了一番架子后，也就顺梯子下台阶地返回北京。
此时，英、法两国见中国北洋政府的总统与总理闹僵，唯恐拉中国参战之事成为泡影；于是，两国驻华公使也赶紧暗中对黎元洪施压。
而一些饱受德国人欺凌的民众皆赞成对德绝交，梁启超则发表言论称：“与德夷早绝交一日，令其少侵掠一天。”
黎元洪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口答应与德国绝交了。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国会中除了韬园派等人欲对段祺瑞作梗外，多数议员倒也表示了支持；于是，段祺瑞的《对德绝交案》终于通过了。
三月十四日，北洋政府即《宣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
于是，各地遵照北洋政府《训令》，立即派军警进入各辖区内的德租界，收回了治权；国人为之雀跃，舒了多年压抑着的闷气；段祺瑞见第一个目的已达到，心中也甚悦。
对德绝交后，接下去就得对德宣战了。
段祺瑞为达此目的，即召集各省督军在京会议；各省督军唯恐参战后要出兵欧洲是自找麻烦，皆表示反对。
段祺瑞只得竭力解释：“对德宣战后，毋庸出兵，只须提供劳工。”而此事早已在暗中进行多年人所皆知。
同时，段祺瑞还抛出诱饵，言：“参战后诸军尚可藉此整军扩编。”
而此时，梁启超又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中指出：“须除疑虑，鼓勇气，破孤立，辟新局，以谋国际成员之资格。吾国必为战后世界之焦点，若不参战，自处中立，实乃孤立；平和之日，则无席矣，有敌无友，复任人宰割耳，何愚至此？”竭力支持对德宣战。
各省督军闻此言后，这才表示了同意。
然而，国人对此却并不赞同。
上海商界联合会闻知段祺瑞欲对德宣战，立即通电反对；接着，广州、武汉的商会继起响应反对参战。
于是，黎元洪就以“国人不赞成”为由，拒绝在段祺瑞递交的《对德宣战书》上签字盖印了。
段祺瑞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便组成了一个督军团向黎元洪施压。
迫于压力，黎元洪只得软下口气，却道：“对德宣战，事关重大；只要国会通过，吾则依法办理，绝不干涉。”就这样，黎元洪将对德宣战最后决定权的球踢给了国会。
段祺瑞见黎元洪改口了，也就不再与他计较，即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审议。
此时，国会的态度不再如前了。
韬园派的议员本来连与德绝交都表示反对的，更何谈对德宣战了。益友社与政学系的议员则主张对德问题只可做到绝交为止，同样反对宣战。因此，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案》在国会中四处碰壁了。
段祺瑞更是气急败坏，就又转向国会施压了。
段祺瑞的手下四大天王之一、时任陆军次长傅良佐为讨好主子，则利用一些市侩游民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团将国会包围起来，非要国会审议通过《对德宣战案》不可。然而，傅良佐的这一举动适得其反却帮了个倒忙。
已与段祺瑞关系紧张了的国会，遭傅良佐如此要挟后，使议员们感到被欺辱了；因而，连原本尚犹豫不决的议员此时也忍不住起来抗争，均表示不服而以强硬态度予以抵制。
于是，国会就以“如此《国事咨文》，用国务院名义对外宣告于法不符”为由，将《对德宣战案》搁下缓议。
段祺瑞见国会竟敢抵制，一怒之下指使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改制《宪法》”。谁知，段祺瑞此举却遭到了内阁中多人的反对。
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四人拒绝在《解散国会令》上副署，张耀曾与谷钟秀干脆一纸《辞呈》走人了。四位阁员的举动近乎于后院起火，给了段祺瑞一个意外的打击，令段祺瑞始料不及傻眼了。
而此时，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陈友仁又在《京报》上撰文发表，揭露了“段祺瑞与日本勾结，暗中达成西原借款”一事。
西原借款事被披露，对于段祺瑞来说更如雪上加霜；当国人知晓“段祺瑞主张参战，乃是受日本人指使，实为皖系一派私利所驱，且有着如此不可告人的暗中交易”时，谴责与反对声纷至沓来更甚了。
对此，段祺瑞有口难辩，只得任由国人指责唾骂。如此一来，北京城内闹腾得无片刻安宁了。
此时，一直在静观事态进展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却放话道：“北京乃首府之地，岂能允许如此骚乱？黎总统若有召令，吾即进京维护治安。”
张勋手上掌有一定的兵力，黎元洪见张勋愿听他的召令心中大悦，似乎觉得腰板也硬了许多；且见国人将矛头都指向了段祺瑞，也就觉得自己与段祺瑞摊牌的时候到了。
于是，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放胆地下令“罢免段祺瑞”，而任命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李经羲不愿涉这趟混水而没有受命，遂由伍廷芳代理。
段祺瑞被免职后十分无奈，只得再次离开北京去往天津；但他并不甘心，拒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反责道：“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免除总理职务”。
段祺瑞到达天津后立即组织反击，指使安徽督军兼省长倪嗣冲《通电》宣告“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并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
各省督军闻知段祺瑞被免职，也都替他抱不平；于是，冀、鲁、豫、陕、奉，、浙、闽等七省也相继宣布独立。督军团还在天津设立了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扬言要“起兵讨伐黎元洪”。
黎元洪闻知各省督军倒向了段祺瑞，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确实吃惊不小。
因为，此时的黎元洪虽然正位为了大总统，但自从被袁世凯调离湖北后手上已无一兵一卒如同光棍司令一个；而今，段祺瑞策动各省督军要与他兵戎相见，黎元洪不知道能如何与其抗衡？而若是依了倪嗣冲之言解散国会，则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必遭国人唾弃，黎元洪也没敢如此为，但却又别无良策。不过，黎元洪以为，自己与段祺瑞闹翻，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定会出面支持他；所以，还存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借助冯国璋的直系军阀之力与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抗衡。
但谁知，冯国璋也刁得很，岂愿为一个傀儡似的黎元洪而去得罪拥有实力的段祺瑞；何况，黎元洪与段祺瑞的争斗，能让他冯国璋坐收渔利，还正巴不得他俩把天都闹塌；因此，冯国璋非但坐山观虎斗地没有给黎元洪以援手，还暗中与段祺瑞勾结，怂恿段祺瑞逼迫黎元洪下台。
黎元洪不明就里，却翘首企盼着；过了多日没见冯国璋有动静，黎元洪这才真的焦急了。
黎元洪束手无策骑虎难下了，只得再请求徐世昌出面帮助解危；然而，此次徐世昌不愿再卷入他俩的是非之争了。黎元洪求助徐世昌不成，转而求助于李经羲，希望李经羲以淮军前辈的名望进行调停。但是，李经羲也不愿趟这个浑水；只是推荐了与自己有旧谊的张勋出面调停，自己却置身度外了。
此时的黎元洪简直是有病乱投医了，听李经羲推荐张勋后，忽然忆起张勋曾经放过话“黎总统若有召令，吾即进京维持治安”；黎元洪似乎捞着了一根救命稻草，情急之下饥不择食地决定请张勋出面调停了；于是，赶紧电召张勋入京。
驻防在徐州的张勋接到黎元洪要他“进京调停”的《召令》后心中大悦，立即密函邀请各省督军来徐州商议。于是，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等人都赶至徐州；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徐世昌的代表李席珍等人也相继到来。
众人聚会徐州后商议了一番，觉得不如趁张勋被召进京之机，一举将黎元洪推倒，而让冯国璋当大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然而，张勋却另有所图而未同意。
张勋的脑后至今还留着一条长辫子，故有“辫帅”之称。这位辫帅对满清皇朝确也可谓忠心不贰，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让满清皇朝复辟，让逊帝复登皇位。这次，黎元洪电召他进京，张勋以为机会来了，这才邀集诸督军；名为商议，实是要众督军支持他成就此事。所以，众督军所拟的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张勋岂能答应；因此，商议多日却无结果。
徐树铮见张勋坚持己见不愿让步，即与倪嗣冲等人私下商议，觉得“莫如先赞成张勋复辟，待其复辟后再设法处置”。倪嗣冲等人觉得此计可行，也就表示支持张勋入京后保满清皇朝复辟。
张勋唯恐众人反悔，遂找了块黄绫，要众人签名为凭；到了这份上，众人也就依了张勋在黄绫上签下了各自的大名，张勋这才放心了。然而，张勋哪里知道，此乃徐树铮所设上屋抽梯之计，而误以为自己朝思暮想欲保满清皇朝复辟的梦想真的可以实现了。
徐州会议之后，张勋即率五千辫子军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勋会见了段祺瑞。
此时，徐树铮早已将徐州会议情况向段祺瑞禀告了；因此，段祺瑞也假意支持张勋，并要张勋驱除黎元洪。张勋自然答应，段祺瑞与张勋之间的私下交易算是成了。
接着，张勋即以调停之名带兵入京；此时的黎元洪却还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以为张勋真的是应召进京来调停的；所以，张勋入京时没有遭到任何阻拦。而曾对满清皇朝”甚是效忠、时任陆军总长的王士珍，见有辫帅之称的张勋来京，料定他必会有惊人之举；因此，下令大开城门放辫子军进京。
果然，如王士珍所料；张勋入京后并没有拜会黎元洪，而是径直去往紫禁城觐见逊帝溥仪了。第二天，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均被辫子军占据，整个北京城就落入了张勋手中。接着，张勋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还逼迫黎元洪立即宣布解散国会。
黎元洪闻后如雷轰顶，想不到自己电召张勋入京是引狼入室反而酿下了大祸，但事已至此悔之已晚；黎元洪万般无奈，只得依从张勋。
然而，宣布解散国会，不仅要大总统批准，还须有总理副署；而此时，段祺瑞已免职，李经羲未就位，代理总理伍廷芳却拒不愿为拂袖而走；于是，只好拉来驴子当马骑的让步军统领江朝宗当了一会代理总理副署了。就这样，刚恢复不久的国会又被宣布解散了。
接着，黎元洪也被迫卸下大总统之职黯然而退，灰溜溜地回到湖北黄陂老家去了。
张勋驱逐黎元洪并且勒令解散国会后，立即电召满清遗老回京。
那些辛亥革命后流落京城之外的满清遗老也是梦寐以求地盼着满清皇朝有朝一日能复辟；而今，他们见到辫帅张勋将黎元洪赶下了台，知道是要复辟满清皇朝了；于是，纷纷应召赶回北京。
曾在戊戌变法时叱咤风云、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从海外归国后在上海主编一份名为《不忍》的杂志；此时见张勋要复辟满清皇朝，也就匆匆地赶往北京助阵了。行前，曾为礼部侍郎、戊戌政变时侥幸捡得一命的徐致靖，致函康有为指出“复辟乃痴人说梦，不可行”，劝说康有为“切莫参与”。然而，康有为反对共和，一直谋求清帝复辟；所以，根本听不进劝言，仍一意孤行地北上进京了。
六月三十日晚，张勋请出溥仪，与一班满清遗老遗少在紫禁城乾清宫内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拥立逊帝溥仪重登帝位，恢复大清帝国。
第二天，七月一日，十二岁的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一班满清遗老的簇拥下又坐上了太和殿内的龙椅，接受群臣朝贺了。当天，即以溥仪的名义连发了八道《上谕》；重新启用宣统年号，将是年改称宣统九年；不过，也如同袁世凯一样毕竟心虚，在给各国公使的《照会》中仍用民国年号。
接着，恢复清朝官制，对在这场复辟中的有功之臣及满清遗老封官授勋。因张勋为复辟满清皇朝功勋卓著，被赏授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衔，统掌军政大权；康有为则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余皆各有封赏皆大欢喜。
此后，北京街头又挂出了象征满清皇朝的黄龙旗，京城中的人脑后又都多了一条长辫子；那些已经剪除了长辫的人为了迎合这瞬息万变的时局只得设法套上一条假辫，这倒让那些制作与兜售假辫的商贩发了一笔不小的复辟财。至此，满清皇朝的复辟在张勋自导自演下算是告成了，此即为史家所称之张勋复辟；因时值丁巳年，或又称丁巳复辟。
正当张勋为复辟成功沾沾自喜之时，国人却对其倒行逆施给予抗议与声讨了。
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立即发表《讨逆宣言》，并南下广州准备组织武力讨伐。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声讨张勋，各大报纸均撰文谴责；一时间，张勋如过街老鼠遭人人喊打了。
而被免职后留居于天津的段祺瑞，见鲁莽的张勋果然按照他给设定的路子走入了死胡同，不由得暗暗自喜。正如段祺瑞所料，张勋把黎元洪轰下台后不久却因复辟满清皇朝立即遭到了国人的唾弃；真所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祺瑞觉得此时自己该出手了。
于是，段祺瑞立即《通电》全国发表《檄文》声讨张勋；并组建了一支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七月四日，段祺瑞率讨逆军在天津的马厂誓师；然后，以段芝贵、曹锟为讨逆军东、西两路司令，起兵征讨。
曹锟则任命其部将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为先锋，浩浩荡荡地向北京进发；不日，讨逆军即进驻到北平的宛平、卢沟桥一线，随时准备攻打京城。
张勋正为遭受国人声讨谴责而头疼，想不到段祺瑞却落井下石地对他背后捅刀了；直到此时，张勋才知道自己上了段祺瑞的当。不过，复辟满清皇朝确是张勋自己刻意要为之事，岂能因他人反对而轻易退却？于是，张勋决意为保卫刚复辟的皇朝而不惜与段祺瑞一战了。
然而，张勋的部下，虽然同他一样脑后也都拖着一条长辫子，但却谁也不愿为一个已经垂亡了的皇朝去卖命；所以，当段祺瑞的讨逆军攻来时，张勋的辫子兵一触即溃，有的甚至于干脆举起白旗投降。
七月十二日拂晓，吴佩孚率部攻城，其精锐之师对驻守丰台的辫子军发起进攻；辫子军如何抵得？北京城即被攻破。接着，吴佩孚一马当先，再领兵攻占了彰仪门进抵天坛直迫紫禁城。
张勋见大势已去，顾不得尚在紫禁城中的皇上了，仓皇逃入荷兰使馆中躲藏起来；然后，潜出京城不知去向。于是，刚恢复皇位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复辟的闹剧只经过短短的十二天就结束了。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即返回北京，恢复国务总理之职；同时，假惺惺地电邀黎元洪回京复职。可是，黎元洪经过这次劫难后早已吓破了胆，哪还敢回京复职？于是，窝在家中《通电》全国引咎辞职，而让冯国璋代行大总统之职。
黎元洪的这份《通电》反将了段祺瑞一军，是段祺瑞始料不及的；因为，黎元洪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大总统，他已《通电》让冯国璋代理了，谁还能争这个大位？再说，徐州会议时，各督军已有赶走黎元洪后，让冯国璋当大总统之意；对此，段祺瑞也是知晓的，岂可违了众意？因此，段祺瑞只好请在南京的冯国璋进京代理大总统之职。所以，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及张勋的丁巳复辟，闹到最后倒是让冯国璋得了渔翁之利而不亦乐乎。
不过，冯国璋同样也只是捞了个虚名，北洋政府的实权却已落在了段祺瑞手中；而且，段祺瑞还得了个再造共和的美誉，算是聊补心中缺憾了。
而曹锟因讨伐张勋有功，遂被任命为直隶督军，为北洋政府所倚重。吴佩孚则在这一役中崭露头角，深得曹锟的信赖与青睐；此后，曹锟每事必垂询于他且言听计从；渐渐的，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冉起，显露出他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魄力。
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北洋政府发出了对张勋的《通缉令》；但是，因张勋手上毕竟有着徐州会议时各省督军支持他行事的签名，其中有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所以，冯国璋与段祺瑞俩人也就不敢对他动真格，做了一番表面文章后就不了了之。
此后，张勋一直逍遥法外；两年后，北洋政府赦免了张勋，并要其督办热河林垦事宜，但却遭到拒绝；又过了四年，张勋在天津病故，带着他未竟的复辟梦想去见先帝了。
而康有为自张勋复辟失败后则离开了北京，从此没再有作为；但是，康有为仍死心塌地的宣称忠于清皇朝，直至一九二七年病死于青岛。此皆后话，顺提不赘述。
就这样，段祺瑞驱逐张勋，回到北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实权。此时，名义上是恢复了民国，段祺瑞捞了个“再造共和”的美誉；但是，实质上段祺瑞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而另外组成了一个受皖系军阀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职权。所以，恢复后的中华民国仍然是名存实亡，而民国政府及新组成的所谓临时参议院实际上无非是北洋军阀用来统治中国、愚弄国人的工具。
至此，段祺瑞见没了碍手碍脚的国会，自己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了，也就决定重提对德宣战之事。
而刚进京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与段祺瑞毕竟是一根滕上的蚂蚱，暂时没有多大的利害冲突；且段祺瑞能迎他入京荣登大位，心中也很快慰。所以，冯国璋此时只是想着如何坐稳总统宝座，对于段祺瑞也就知趣地退让三分而不想与其争短长。因此，段祺瑞的对德宣战顺利地征得了冯国璋的同意。
于是，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未经国会审议，段祺瑞掌权的北洋政府即以大总统名义《布告》，正式对德国与奥地利宣战了；同时，宣告：“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它国际条款一律废止。”
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后，接着就公开向英、法等国输送劳工了。
于是，由法国退役少校陶履德组织的招工团公开在华招募华工了；英国军方则也派出有中国通之称的布恩尼，替英国陆军部为英国在法远征军在中国招募华工。短短的一年时间，英、法两国即在中国的香港、山东威海卫及东南沿海各省招募华工共约二十万人。大批华工到了欧洲后，即被送往前线从事修筑战壕等劳作，部分华工还直接参加了战斗。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以输送劳工的方式也终于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成了参战国的一员。
日本政府见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宣战了，立即做出反应答应再次借款给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则承认日本在山东及胶济铁路的权益，以作为交换条件。
于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秘密签署了《中日参战借款合同》，又称《中日密约》；四天后，日本政府即通过交通银行将二千万日元借贷给了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中日密约》的签订，为日本占领山东提供了依据，日本政府终于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而段祺瑞拿到钱后，即又用于扩充皖系军阀的实力；于是，更欲依仗武力统一中国了。
此前，曾在辛亥革命时第一个宣布地方政权独立的四川荣县人吴玉章，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去往欧洲留学。吴玉章到了法国后，忧虑国家贫弱外患不断；遂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与同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鸿章的侄儿李煜瀛、江苏武进人吴敬恒等人，在法国巴黎组建了一个华法教育会，旨在“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并在法国设立华文学校、华文讲习班，以组织留法华工教育。尔后，华法教育会又在中国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立分会，以联络中法学者和学术团体，并介绍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
此时，北洋政府向欧洲大量输出华工；吴玉章、蔡元培、李煜瀛等人则提倡“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号召中国广大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于是，大批热血青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了。
学生们留学法国期间，除了学习法文之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平民报》等进步报刊；于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批渴求救国之方的热血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使尚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国似乎见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就这样，华夏民族的又一批精英人物在异国他乡默默地汲取了人类科学与文明的滋养，为即将负起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重任而积蓄能量；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