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抛开一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伏案，跑图书馆，跑书店（书店也是我的阅览室，为了查对一句引文，有时书店比图书馆更方便），必要时就直接跑到敦煌，就地催稿，往往与作者促膝，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要不就拿起手电一起上洞窟。1983年，我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终80年代，我到敦煌的次数已达十一次，有四次从第1窟看到第492窟，实物的“莫高窟全集”通读四遍，敦煌以外有此荣幸的恐怕绝无仅有。其中的一次是核对《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总录是研究所的集体作品，由史苇湘先生主持和整理，按洞窟部位记录在统一油印的表格中，有许多都裱在木牌上放在洞窟中供游人观看。为了印在书上，考虑去掉表格线，变成文本，便于阅读。我设计了文本格式和相应的规范，余下是琐碎的细致活，由蔡伟堂先生来完成。事后我进窟核对一遍，大概是我看洞窟最仔细的一次。总录刊于《敦煌莫高窟》第五卷，同时出版16开的单行本，时值1982年的岁末。
除上述图书之外，七八十年代编辑的相关石窟考古和研究图书还有《云冈石窟》（1977）、《龙门石窟》（1980）、《炳灵寺石窟》（1982）、《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2）、《大足石窟》（1986）、《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日文1986、中文1989）、《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陇东石窟》（1987）、《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日文1987、中文1998）、《须弥山石窟》（1988）、《酒泉十六国墓壁画》（1989）、《敦煌建筑研究》（1989）等，另外由黄逖分担编辑了《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卷），段书安分担《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卷）。《中国石窟》的最后一卷《安西榆林窟》完成于1990年（中文版延至1997年）。
1990年，在敦煌举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适逢《安西榆林窟》刚刚在日本出版，与会的中日朋友们聚在一起庆祝，开了一个小小的酒会，十七卷《中国石窟》至此画上了句号。
当年文物出版社是全国乃至全球独一无二专门出版文物图书的出版社，国内出版社分工严格，在文物领域有“垄断”之嫌，但也负有率先之责。新中国建立后头四十年，我们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出版领域先走一步。本人有幸参与其中，职务在身，恪尽绵薄。形势发展很快，不久各地出版业加入之后，敦煌图书出版成燎原之势，大套的如《中国美术全集》（上海人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天津人美）、《敦煌壁画》（江苏美术）、《敦煌石窟全集》（香港商务），小套单册不计其数。
90年代，我忙于编辑部的工作，任务繁重，除了1996年编辑出版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之外，几乎再没有顾及敦煌图书的出版，也未能参加敦煌的会议。与石窟寺有关的，1998年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1988至1992年，应龙门石窟研究所之邀，王泷为首，我们利用节假日到洛阳，历四年，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名义完成了龙门石窟的洞窟编号。有了完整的洞窟编号，两千三百多窟龛文物资料的科学整理发表成为可能，碑刻题记汇录是第一个成果。退休之后，2001、2002年，与龙门石窟研究所的老所长刘景龙合作，尝试了记录性图录的编辑出版，完成了《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莲花洞——龙门石窟第712窟》（科学出版社）和《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一、二、十卷（文物出版社）。这种图录以详尽的照片图版，从洞窟的整体到局部，作巨细无遗的展示，甚至结合拓片、测绘图和文字记录，包括题记录文，实际上包括了全面的石窟资料，即使用于欣赏，也具有“胜似亲临其境的感受”（书评语）。2003年出版了李裕群著考古调查报告《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2000年退休之前，研究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召开敦煌学术讨论会，阔别十年，第十三次来到敦煌，旧地重游，倍感亲切。莫高窟已经入列“世界遗产”，研究院的建设有长足发展，机构规模和工作条件均非往日可比，但学术讨论会并没有给我带来振奋。在石窟研究方面，似乎80年代的盛况不再。相形之下，敦煌遗书文献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与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汇聚和出版是分不开的。《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完备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石窟寺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样呼唤着资料的汇聚、发表和出版，区区“五卷本”已难以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宿白先生长期致力于建设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1997年宿先生著文提出石窟寺图书出版新阶段的任务，即按照考古调查报告的要求，科学发表石窟文物的完整资料。他说：“研究石窟寺本身和利用石窟寺资料，首要解决的是分期排年问题。系统的分期排年的基础建设，是编印各石窟寺全面记录的考古报告。”50年代郑振铎提出编印百卷本全面记录性的《敦煌石窟全集》，以详尽细致的图片、精确无误的测绘和科学而严密的文字纪录，完整记录敦煌莫高窟文物遗产的原貌，要求做到“让考古学家点头、艺术家满意”。一旦石窟毁坏，凭此书可以将洞窟及艺术品重建和复原。其实说的并不是考古报告，也许更接近所谓的“记录性图录”，但就资料的科学性而言无疑更应纳入考古报告的体系。1962年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指出中国石窟寺考古首先要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清理和记录，即考古学的记录。次年即安排曾随他到敦煌考察实习的毕业生樊锦诗、马世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望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成功。
“文化大革命”过后，1978年，马世长考了研究生，回到北大去深造。留下的樊锦诗，由副所长、副院长到院长，院里院外，千头万绪，不可开交，但百忙之中不忘尊师的教导，努力建设院内的考古研究所。80年代她首先选定“早期三窟”，成立了报告的编写小组，大约1993年写出了洞窟记录一大部分的初稿。1994年樊锦诗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中莫高窟的分卷规划。2000年研究院与文物出版社再次接触，《全集》的出版“旧事重提”。2002年，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考古报告正式立项，2004年4月，由蔡伟堂将初稿送到文物出版社。8月，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后，樊院长主持研究了《全集》的编写体例。此后，我们往返敦煌、北京两地，反复审读修改、补充加工。2006年底，由出版社打样呈送专家审阅。承蒙宿白、徐苹芳等老师给予认真的指导，宿白先生对全书提出修改意见，为我们指出了方向。2008年至今，我们完成了对洞窟的重新测绘，最终的出版还需要做一番努力。
万事起头难。考古是一个年轻的学科，5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硕果累累，但石窟考古领域，至今完成的报告少有成功。当前，敦煌学文献的资料刊布基本完成，而石窟研究尚在基础环节举步维艰。资料工作，枯燥、寂寞，“吃力不讨好”。盼望相关部门领导加以重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倾斜，这对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很有必要。也盼望更多的专家、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给予关注与指导，希望更多的学子甘心投入其中，不必一味急功近利。中国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以数千计，世界遗产也有了几十处，言者常以为荣耀，然而资料尚且不备，谈何提高国家的形象，学术界的脸面又在哪里呢。再上升到文物保护的高度看，保护文物本身固然重要，留下文物的资料也很重要，而且可以说，只有文物的资料能够与世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文物资料予以刊布具有抢救的意义。文物总是在一点一点地损坏，不测随时会发生，及时留下资料是当务之急。以资料工作之繁难、费时，更需要我们去抓紧……。退休九年，瞻前顾后，惭愧无限，明知任重，奈何道远。
“探险”俄罗斯
——《俄藏敦煌文献》出版记略
府宪展
府宪展，江苏无锡人，1951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自1996年起主持《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和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有《俄藏敦煌艺术品序言》、《禅宗的创造性思维形式》、《〈俄藏敦煌文献〉克罗特阔夫收集品中的〈弘法藏〉和高昌刻经活动》、《〈赤须将军歌〉考辨》、《敦煌文献辨疑录》等。
18、19世纪到20世纪初，是西方国家探险队频繁游弋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时代。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被明火执仗的或者悄无声息的、官方的或者民间的各国地理、生物、历史、文化（最终归结为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考察团”捆载而去。几乎已经很难统计，一共有多少外国人来中国西部“淘宝”，更难以计量，他们运走了多少件中国古代历史珍宝。
沙皇俄国借助于邻近的地理之便，是最早和最多进入中国西域探险的国家。从后来的眼光看，俄国人无论是在新疆、敦煌还是黑水城，每次重大收获以后，他们都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伟大发现，甚至召开国际东方学大会、建立国际机构、鼓动各国之间的掠夺竞赛，来策划更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但是，这一切，在动乱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当1908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他敦煌收获的时候，中国没有“亡羊补牢”，而相继由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1908年到1909年间掠取了黑水城的大量珍宝，由奥登堡探险队在1909年到1910年掠取了新疆文物，在1914年掠取了敦煌的大量文献写卷和艺术品。
苏联收藏的敦煌、黑水城和新疆文献、文物，对于国际东方学界并不是严格保密。为了炫耀他们的伟大发现，欧洲人远比中国人较早地了解详细情况；而对于中国人来说，1958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的访问，可以说是首次全面了解，但是由于郑先生不久后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不仅使得此事失去了最好的回归机会，也从此湮没无闻。
郑先生访问期间，连续三天，飞快地翻阅了苏联的三大中国宝藏。最终仅仅是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由苏联政府归还给了北京图书馆，而国内对于这三大宝藏似乎是很少有人了解。郑先生在前往布达佩斯之前，分别给徐森玉和何其芳写信，报告了这些令人兴奋的发现。1987年，这两封信件收入郑先生好友刘哲民先生整理影印线装出版的《郑振铎先生书信集》。
到80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敦煌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的矛盾，于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规模、集成性出版项目就应运而生。这是在暂时不能做到实物回归之前，以出版形式化身百千的另一种让人兴奋中带有苦涩的回归。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开始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编纂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并以此为起点，编纂了以俄藏、法藏等资料为骨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历史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将近100年前外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从90年代起，我们开始到这些国家拍摄、著录、出版这些资料。一方面，面对中国流失海外几近百年的文献文物，是百感交集的民族屈辱和历史反省；另一方面，外国探险队和历年来的许多专家所做的精准到位的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国原生资料的精湛内容和期待已久的“回归”，也毕竟留给我们一种相逢相知的惊喜。从1990年开始的，几乎两年一次的现场工作小组，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人身危险，奉献了青春年华。在异国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似乎是经历着一种轮回，也就是90年代中国出版界为追寻流失海外的中国珍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海外“探险”。
1．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的目的
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正如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在丛书《策划弁言》之略云：“敦煌学尽管目前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可它的诞生和发展却是曲折和缓慢的。我国学者董康、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先后远涉重洋，奔走伦敦、巴黎，拍照片，抄遗书，编目录，写序跋，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理想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使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阅读原始文献。不过这在目前的客观物质和主观认识条件下，大概都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单位或个人）的赞同、协助，采取现代影印办法，辑集汇刊，使孤本文献化身千百，让敦煌学家身处书室，即能纵览敦煌吐鲁番文献全貌，即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却四方求阅之烦，以其宝贵而有限的学术时间，悉心于阅读、分析、推论、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推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辑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
应当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功合作；在我们之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有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形成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争相出版的良好局面，共同推涌起敦煌文献的出版浪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局面，结束了由于不能看到高质量照片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辩，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这样的局面，正是王重民等敦煌学先驱们筚路蓝缕开拓奋进的必然趋势。
2．“出版回归”的策划经过和进行情况
以当时的“苏联藏敦煌文献”为核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启动，其序幕就充满了戏剧性。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为了彼得格勒藏《石头记》开始了接洽商谈；《石头记》项目发生了变化，却意外地收获了敦煌项目。面对如此规模、投资和学术、技术的多重困难，全社组织了编辑、财务、出版技术、销售等专题论证，总共达到200多人次；经过多次反复，尤其着眼于其重大的学术价值，最终确定了以苏联藏品为主体，积极开拓联络国内外其他藏家藏品，编纂一套完整的《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