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
朱雷，男，汉族，浙江海盐人。1937年出生于上海市，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62年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旋即留校任教。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的主要参加者。主要论著有《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唐“籍坊”考》等。
唐长孺师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知晓，但唐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已关注敦煌文书，在教学中业已引用，并撰写发表论文，特别是在1957年夏，开始着手系统阅读，分类抄录敦煌文书则罕有人知。
记得1957年夏，在给本科生讲授隋唐五代史中，讲到“均田制”时，就引据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应授”及“租调”，指出“均田”虽行，但看来多数授田不足，而“租”、“调”不变。讲到农村中的雇农问题时，引王梵志诗作证，诗云“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如此穷硬汉，村村一两枚。”用此表明农村雇农如何挣扎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在讲到五代史时，就辽之“投下军州”，唐师说“投下”亦作“头下”，在解释完后，复又讲到敦煌文书中的“寺户”记载，犹云“某某团头下某某”之意。
也就是唐师在讲授和答疑中，我们知道了刘复的《敦煌掇琐》、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蒋斧的《沙州文录》，从此也就结下了与敦煌之缘。
1959年11月，我考取唐师的硕士研究生，本想能有机会好好随唐师认真读点书，但当时形势是继续深入“教育革命”，批判迷信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研究生不能由专家培养，而应由集体培养，在斗争中成长。接着就于1960年10月中旬下乡，参加“整风整社”，至次年4月返校，就忙着补课，撰写毕业论文，也就没有时间向唐师请教敦煌文书了。
1962年9月，毕业留校，在唐师所主持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工作。开始下乡劳动锻炼，11月初返校。当时唐师交我两项工作：一是通读《全唐文》，并作出分类资料卡片；二是整理校对补充唐师所抄录的敦煌文书资料。这时我才就从过去断断续续听到的片言只语中知道：唐师早在1957年夏，即已开始关注并着手系统阅读、抄录敦煌资料，并对此有了较完整的了解。
1957年夏，当时武汉大学的“大鸣大放”正在轰轰烈烈展开。唐师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在得知科学院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与英法交换所获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后，遂赴北京阅读、抄录。但后来是反右斗争，接着又大办钢铁，教育革命，到1958年11月下罗田党史调查，唐师当然都免不掉的，尤其是教育革命这一关，所以不得不中止有关敦煌文书的阅读、抄录及其研究。
在1961年春以后，由于贯彻高校“六十条”，唐师建议成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被批准后，唐师首先重视资料室的建设，调谭两宜女士（也是唐师执教抗战时设在湖南兰田的国立师范时的学生）入室工作。同时，唐师也通过北图购回全套北图所掌握的包括斯坦因、伯希和文书的缩微胶卷，唐师亦将他当年所录文书，一并交于研究室资料室中。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因见施萍婷女士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撰前言中云：“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下简称‘总目’）。得到此书后不久，当时中国科学院的竺可桢副院长到敦煌考察，当得知我所尚无英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时，答应回京后给我们从科学院图书馆拷贝一份……60年代初期，中国有这部分缩微胶卷的，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家。”（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事实上，至迟在1961年底，唐师即已为武大购回全套缩微胶卷拷贝。
1962年9月工作后，唐师一再强调要细心认真阅读。同时唐师还将他已购的王重民、刘铭恕二位先生所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给我，以利阅读缩微胶卷。我遂决定白天上班去大图书馆缩微阅读室看拷贝，晚上则阅读《全唐文》并作资料卡片。
唐师在1957年作录文时，买了一批蓝灰色封面的柏纸簿，共抄录40余本，用蓝黑墨水书写。校图书馆有一台屏幕较大的英制阅读器，已罕有人用。初次使用时，颇有新鲜感，特别是可调成各种角度，放大缩小，极易变换。但看上一二天后，新鲜感没有了，而两眼大叫吃不消。况且那间小室冬天极冷，夏天又极不通风，加之阅读器用久也发热，更难忍受。更困难的是文书拍成缩微胶卷，毕竟不如看原件，在阅读器上阅读总有诸多不便，唐代官府文书尚还易辨认，而民间书写，不仅字无规范，且多有涂改或污染，故辨认极难，当时所能借助的工具书不多，只有赵之谦的《六朝别字录》，罗振玉的《碑别字》等工具书，有的实在无法辨识，也只好依样画葫芦了。
以上两点回忆，因是个人亲身经历体会，但却无借回忆唐师而标榜自己之意，实是感觉到当年才二十五六岁，正当青年，阅读犹感困难，而唐师两眼深度近视，虽戴镜矫正后，右眼尚只0．2，左眼0．4。如伏案看阅读器，反复辨识，再反复低头抄录，抄录后还需核对，这几个反复动作下来，人就吃不消了，而唐师用了不到两月的时间，就从斯坦因6980件文书、伯希和4039件文书中抄录出二大类文书。
根据唐师的录文所见，唐师挑选了两大类先作：一是契劵类，一是社邑文书，此二类皆是从缩微胶卷上依原编号顺录，并未照每份文书所记年款再作按先后顺序的编排。契劵类包括租佃、借贷、买卖、典赁、雇佣等；社邑文书包括各类结社、社司转帖等等。应该承认，唐师虽嘱我补入漏录部分，但唐师前期绝大部分皆已录入，所补部分甚少，就文字校对而言，唐师本工于书法，且所见前人书画法帖又广，我是不可能有什么更正的。
当时我的做法是购入一大册财会人员所使用的“万能表纸”，按校勘记法划出行格，凡有遗漏处，表中注明，遗漏文书则别册抄录，凡有误释者，用此勘误表注出。同时附带着对商务印书馆所出《总目索引》据缩微胶卷，一一校勘。查出颇有一些漏录，所引题记有讹有脱，一并作在勘误表上。因为当时我从唐师谈话中，已感到唐师于1957年在京抄录部分文书，绝不是只关注这两方面，而是因计划分类抄录，限于时间，只能抄录这些。故1961年购入北图的缩微胶卷，也正是为今后全面开展敦煌文书的录文作准备。
1963年夏，唐师交给我的这项校补任务已完成，是年秋，我因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等原因，被派去“五反三清”办公室锻炼一年，接着劳动一月，1964年秋下乡“四清”，也就脱离了业务工作。但我知道唐师为研究室购买了一台荷兰产的缩微胶卷阅读器，并由谭两宜先生使用这台“投射式”的阅读器，重新用唐师所录录文与我所作校勘表，再与原件拷贝核对，按“投影格式”用毛笔抄录在精美之白“磅纸”上。但唐师此时亦因1964年赴北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所以虽然其间发表过有关利用敦煌文书撰写的文章，但并无力量来做他早已关注并付出了相当大心血的抄录原文后续工作。虽已购回斯坦因、伯希和与北图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及阅读器，但唐师亦无分身之术，作为他的学生的我，也投入运动之中，无法继续从事敦煌文书方面的整理工作。
最后谭两宜先生完成了唐师交给的任务，然后将唐师的录文、我所作的补录及校勘表与谭先生的最新录文用布包好，放在资料室中，不知何故，被人盗走。记得1973年5月，我脱离困踬三载的襄阳隆中，回到系里即问及这包“宝贵财富”的下落，方知被盗，自然伤心。所以我自1975年任唐师助手十多年，一直不敢当唐师面提及此失窃事。因为我想他为录文所付出的牺牲如此之大，而且他寄厚望于将这批文书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以解决他多年所关注的问题。如果把失窃事告诉他，恐会增添他的伤感。
关注敦煌文书是学界的共识，但斯坦因、伯希和文书缩微胶卷的回归北京，当时能够通读，并就其中某些类型文书作系统录文的恐亦不多见。只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唐师无法继续坚持，因此，这不仅是唐师个人的损失，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宿白先生论敦煌遗书研究始于中国
——读《敦煌七讲》
姜伯勤
姜伯勤，湖北武汉人，1938年12月生。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及评议组副召集人。研究领域主要是隋唐史、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及艺术史。其有关敦煌学的论著主要有《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等。
1962年10月，宿白先生于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讲了《敦煌七讲》。此次讲学在常书鸿先生的促进下，由研究所李永宁、施萍婷、潘玉闪诸位记录整理，并作为《敦煌学讲座丛刊第一集》油印成册。正是这部大著，指引了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敦煌研究中的建树和路径。
宿白先生在第五讲《敦煌研究简介》中指出“敦煌遗书研究开始于中国”。宿白先生列表指出，1909年，罗振玉印行《莫高窟秘录》，10月，发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论文；1910年，蒋斧、罗振玉合印《敦煌石窟遗书》四巨册，同年，敦煌经卷运到北京学部；1911年，罗振玉发表《太公家教》论文。
“稍晚有王国维，着重史部集部。”宿白先生讲道：
我们对敦煌石室的藏书的研究是从校勘辑佚开始的，经陈寅恪先生的倡导，才把它扩大到其他方面，这是一种新的趋势。这种新趋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向达先生的研究上，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方向。
《敦煌七讲》正是继承了从罗振玉到向达先生的这一传统，开创了中国学人不仅是在遗书研究上，而且是在敦煌学的多方面作出全方位贡献的一种杰出的学术榜样，对一条正确的路径作出了宝贵的指引。
《敦煌七讲》对敦煌两千年来的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第一讲《敦煌两千年》指出：“苻秦灭前凉，从荆汉一带俘虏二万人到敦煌。前凉在凉州设有译场翻译佛经”，“汉代设郡以来已六百年，出现士族庄园经济”。这种士族庄园经济到隋唐时有了变化。故云：“445窟北壁盛唐的弥勒变中画曲辕犁，有调整犁头的‘秤’。”研究表明，曲辕犁出现引起上述经济上的剧变，而敦煌壁画提供了曲辕犁出现的图像证据。
宿白先生指出：“隋唐洞窟艺术一定程度代表两京。”“张氏统治前期，和唐有信使往来。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很兴盛。壁画、塑像的水平都很高，这和当时敦煌与唐关系的密切有直接关系。”
第二讲《石窟寺考古学简介》指出，“石窟寺考古学是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
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主要是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为研究我国古代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典型。樊锦诗先生这样说：敦煌莫高窟以汉地文化为基础，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吸纳了多种文化，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第三讲《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首先指出要关注艺术史，关注郑昶、俞剑华、王逊等美术史家的业绩。又要关注佛教史，关注汤用彤、法尊、吕澂、陈垣诸位先生的工作，关注常盘大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诸氏的工作，还介绍了日本刻本《释氏六帖》。
第四讲《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是分量极重的一章，其中子目有：（一）索靖题壁问题。（二）从乐僔、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三）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四）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本节子目又有：1．贞观—天宝时期流行的净土变相。其中指出：“自初唐至天宝时期各种净土在石窟内流行，说明了石窟性质逐渐从单一的僧人的禅观，转化为除禅观以外，还要有延寿祛病的作用。少数观音变的出现也是同样的道理。”2．大历以后壁画题材复杂化。高宗时代，道宣提出定慧双修，在道宣影响下，僧人除了坐禅念佛之外，注意读经。又因“舍宅为寺”，“建为家庙”，而集资建窟，通过当时流行的社邑来组织。）（五）密宗遗迹及其他。（本节子目又有：1．唐代密宗遗迹。2．曹氏、西夏时代的密宗遗迹及有关问题。）
第五讲《敦煌研究简介》，提出“敦煌石室藏书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研究相结合”，“考古学要求注意遗迹遗物的内在关系”。
第六讲《石窟记录与排年》。
第七讲《佛像的实测和造像度量经》。
《敦煌七讲》在研究方法上给不止一代的学人以启迪。如第四讲《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其中有“试论敦煌隋窟的性质”，指出：“从十六国到隋，石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坐禅观相。”“初唐以来，佛教流行净土……坐禅风气一时未息。”“小窟坐禅大窟观佛，中心塔柱窟是为了‘入塔再观’。”唐窟的性质逐渐变化。
宿白先生的这些论断，有充分的佛典根据，如《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等。当时僧人坐窟行禅，观佛生身相、法身相，观七佛，观释迦多宝并坐像，观弥勒佛等。由此对敦煌石窟的功能作了透彻的说明。
敦煌研究院贺世哲先生新著《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指出：“很幸运，1962年10月，我有机会聆听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受益终身。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讲……至今都有指导意义。对于北朝石窟盛行千佛、佛传、本生、因缘图像的原因，宿先生指出要从北朝石窟的性质——坐禅观像探讨。”“我至今还珍藏一份《敦煌七讲》打印稿……我常翻阅，温故知新。”又说：“宿先生在每一讲后面还开列了主要参考文献。我花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反复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参考文献。”笔者于1978年至1980年在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忝陪末座，1980年秋整理小组成员得以到敦煌考察学习。由于段文杰、贺世哲、施萍婷、樊锦诗诸先生的推介，我在史苇湘先生主持的敦煌资料室里抄录了一份《敦煌七讲》珍藏，并多次反复阅读，对所开列的参考书也在数年间通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