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合作社作过批示。
他的登门造访，说明大寨已是今非昔比。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但人心不散，士气不倒。
庄稼和窑洞两方面受灾，陈永贵的对策是：先治坡，后治窝。
在与洪灾的搏斗中，大寨涌现出了一支“铁姑娘”队。
坚持“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保证“三不少”：向国家卖粮、社员口粮和集体库存粮不少。
陈永贵对“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的概括，经《人民日报》转载而广为传播。
1.李顺达来访
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及随后在全省开展的“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对在山西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也是个刺激。据说他散会后从太原回到长治，连中共长治地委的门都不进，马上搭上一辆运木头的卡车连夜回到平顺县西沟村。然后连着开了两天的会，讨论西沟怎么办，会上决定，西沟放下架子，学习三个先进单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业要学大寨，干部要学陈永贵。到了6月，李顺达又决定要来大寨参观，学习“取经”。
李顺达是平顺县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劳模了，陈永贵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1951年省里组织劳模代表团去天津郊区参观学习时，陈永贵还在火车上见过他一面。但那时李顺达早已是大名鼎鼎，而陈永贵则鲜为人知。在火车上陈永贵一口一个“李老师”地叫着，但“李老师”似乎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只给他讲了几句关于愚公移山的大道理。其实愚公移山的故事陈永贵早就听说过了，在教育别人的时候，他还用过这个故事，但这次从著名劳模李顺达口中再次听到这个故事，他仍觉得那么新鲜有趣。
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大寨早已今非昔比，陈永贵早已今非昔比，李顺达的登门求访就说明了这种变化。
与李顺达同时来访的，还有郭玉恩、武候梨等22人，他们都是著名劳动模范。这是大寨接待的第一个大型访问团。这么多劳模一道来访，就不仅是大寨的荣幸，也是昔阳县的一件大喜事了。李顺达一行人到达阳泉火车站，昔阳县的吉普车已经等候在车站门口。县委领导及陈永贵本人都热情地迎接客人，与尊贵的客人亲切握手。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更是全体出动，还组织了一些社员在村口搞了个夹道欢迎的仪式。
李顺达等人参观了大寨的山山水水，他们深为大寨人所发扬的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所感动，对于大寨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寨人设便宴招待客人。陈永贵给客人斟满了酒，然后举起酒杯开始了他的祝酒词：“我们首先为李老师前来大寨检查指导工作干杯！”
李顺达赶忙说：“这一杯我不能和你碰了。我今天到你家是向你学习的。你已经走在山西前头了，省委号召向你学习，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应该称你为陈老师才对！”
陈永贵依然举着酒杯，充满感情地说：“你在50年代就成了我的老师啦！毛主席为你的合作社作了批示！记不得咱们一块坐火车时我就认识你啦？这师生关系可不能变啊！我提议，拿起酒杯，为李老师登门指导干了这一杯！”
不要小瞧这个农民，他有着一副绝佳的口才。一年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着上万名党政军各界听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时间，凡听过他报告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以后他能够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大出风头，与这副口才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李老师”不是他的对手。
酒过三巡，话也就说得多了。李顺达是个实心人，他不仅唱了大寨的颂歌，也实事求是地谈起了大寨的不足。比如他说大寨的水利工程还发展不够，林业是个薄弱环节。此时的陈永贵还远没到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时候，再加上给他指出不足的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顺达。他很诚恳地说：我有机会，一定要去西沟看看，看你们怎么发展果园！
那天，大寨人还为李顺达安排了一场报告会，会名就叫大寨大队欢迎李顺达登门送宝大会。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李顺达作报告。作为一名国家级劳模，李顺达也是见过大世面了。他讲了西沟村的创业历程，讲了毛泽东主席给他们的批示，还讲了他的访苏经历。大寨村民听得也心情激动，掌声一阵接着一阵。
这一年秋收过后，大寨村的陈永贵、宋立英等人又到西沟作了一次回访。同行的还有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西沟村，最令他们大开眼界的是那里的农林并举。西沟村不仅农业搞得好，还栽了大片的果树。那一棵棵结出果实的苹果树，给陈永贵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回村以后他还多次对大寨人不无羡慕地讲：“你们钻在大寨，就总以为咱们干得如何如何，可差得多哩！啊，天外有天呀！看人家西沟，你躺在地下一张嘴，就能咬住树上的苹果！”
那年夏天，大寨刚刚经历了一场洪灾，李顺达问陈永贵有什么需要西沟帮助的，陈永贵笑着回答说：“不用，上级给我们送去的救济物资、救济粮食，我们还一概不要哩。你要愿意支援我们，就给我们拿一些好经验、好办法，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吧！”大寨人这种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精神，也给西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洪水自天降
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老子有两句名言，叫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两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讲的是祸与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大寨村在1963年的经历证实了老子的这两句话。
“大跃进”运动中，大寨人由于顶住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在其他村子闹粮荒，集体经济摇摇欲坠的时候，不仅能够使本村的村民都大体吃饱饭，而且还向国家卖了大量的“余粮”，受到了上级的多次表彰。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山西日报》多次刊登文章介绍大寨的先进经验，不少人都到大寨参观“取经”。大寨确实是名声在外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大雨从8月2日一直下到8日，整整下了7天7夜。
这场洪灾后来曾被大肆渲染，通常的说法是“百年不遇”。直到最近，一些介绍大寨及陈永贵经历的书中，谈到这场洪灾时，仍说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其实大寨村根本没有什么水文资料的历史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某次洪灾为“百年不遇”。
大寨刚遭灾的时候，没有人说那是“百年不遇”的洪灾，1964年2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浓笔重彩地写了这次洪灾，但也没有说它是百年不遇，只说是“遮天盖地的暴雨”。“百年不遇”是陈永贵的说法，但他以后又说大寨在1968年遇到的雹灾，1969年遇到的旱灾也都是“百年不遇”的。没有人对这三次灾害作过对比，但我想，如果真有所谓“百年不遇”的话，这三次灾害最多只能有一次属百年不遇。
有资料表明，1996年太行山区又遭洪灾，大寨也不例外，而且比以往几十年间中的任何一次洪灾都要大许多。这样看来，1963年的洪灾也许并不是“百年不遇”。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洪水灾害。那7天7夜下的雨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是一次真正的飞来横祸。
但是，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在洪水面前坚强不屈的大寨乡亲，见到陈永贵后一个个都哭出声来。人们七嘴八舌地哭诉道：“金小，咱们的庄稼冲了！”“庄窝也塌了！”“往后，这日子咋过呀！”金小是陈永贵的乳名，大寨村的一些老人总习惯于这样称呼他。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但此时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金小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见过世面，有了涵养的农民领袖。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
“人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畜怎么样？”
“牲畜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
“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说：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接着陈永贵又详细地给人们“道了喜”。他说：“我真的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一场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咱们的粮食保住了，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旧大寨，来了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
本来是一场大灾，经他这么一番“道喜”，人们真的开始转悲为喜了。陈永贵还给乡亲们搞了“忆苦思甜”，也就是说一说旧社会的苦，思一思新社会的甜。他说：“要是这次大灾发生在旧社会，那就算完了，不知有多少家要死人，要卖儿卖女，要去逃荒要饭。咱们上了点年纪的，不都还记得1920年那场灾，那时我们陈家整5口，被俺爹卖了3口。如今，俺陈家又整5口，要是我现在张罗着卖老婆孩子，大伙儿不把我当疯子吗？”
陈永贵的乐观态度感染了大家，人们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力量，一个个新的希望又向他们走来。
3.先治坡，后治窝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