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陈永贵开始了他的报告。第一次面对上万人讲话，又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开始他不免显得有些腼腆，但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他从创办“老少组”开始讲起，讲到三战狼窝掌，特别是重点讲了1963年的特大洪灾及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事迹。当他讲到自己总结出来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时，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听众给予他的肯定，是人民给予他的奖赏。
至今人们谈起那次报告会，仍感到很惊讶：陈永贵作为一个很少识字的农民，讲起话来却有很强的吸引力。他那天在人民大会堂整整讲了半天时间。与有些劳模不同，他的话一点都不啰嗦，通篇讲话没有什么重复的地方，条理性很强。虽然不讲究文彩，但有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话，经他一提炼、概括，既能说明问题，又容易打动人心。比如他所讲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又比如他说：“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还有他说：“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这些话，内容实在，思想还挺深刻，使一些听惯了空洞乏味的长篇报告的人，听了他的这些话，竟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他的报告大受欢迎，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多次播放了他的报告录音。随着这个报告在全国城乡的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中的反复播放，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村的名字也就传遍神州了。
其实他的这种演说才能并不是在人民大会堂才表现出来的。1963年秋天，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李琦把电话打到昔阳，请陈永贵到省城太原给干部群众作场报告。陈永贵按时赶到了太原。那天的报告会由李琦亲自主持，陈永贵问李琦：“允许我讲多长时间？”李琦回答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于是陈永贵就手持一份简单的提纲上了讲台，那是一位昔阳县委宣传部干部给他准备的报告提纲。那次他也是讲了整整半天，台下除了不时爆发出的热烈掌声和会意的笑声外，秩序非常好。会间休息时，陈永贵问李琦：“你看这么讲行不行？”李琦这位党委宣传部门的高级干部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连着说了两个“行”，他还高兴地说：“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
陈永贵那次的报告轰动了省城太原。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他又连着讲了4场，而且场场掌声如潮。举凡山西省、太原市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大多都听了他的报告，而且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评价说：“陈永贵讲的真是生动，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
陈永贵已经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偶像，在许多人眼里，他那副头扎白毛巾，身穿对襟棉袄的打扮，要比任何电影明星都更加富有光彩。
那次陈永贵从北京返回大寨，同往常一样，他还是乘坐火车先到阳泉，然后再坐汽车回大寨。但这时，他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山村农民。在火车上人们认出了他，整个车厢都为之轰动，人们很快就围住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其他车厢的人们听说了也向这节车厢拥。为了维持秩序，列车长决定领着到他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个来回，接受人们用掌声表达的敬意。
4.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李一清和王光伟的宣传与汇报，大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但当时中国的事情，没有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点头发话，是很难搞出起色的。
196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这是一座位于冀南的古城，与它相邻的是山西省。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听一听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于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奉召来到邯郸。毛泽东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林铁、刘子厚的汇报内容史无记载，估计不太重要。轮到陶鲁笳汇报了。他先是把山西的农业情况作了个全面性的汇报，对于这类汇报毛泽东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典型材料。果然，当陶鲁笳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顿时有了兴趣。他津津有味地听着汇报，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
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于出现在自己所辖境内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可以说是关爱有加。他曾三次去大寨蹲点，曾多次表彰大寨和它的领头人陈永贵，曾多次号召全省各界、尤其是全省农村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对于大寨的情况他是十分熟悉的，谈起大寨来，他可真算得上是如数家珍了。
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汇报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事迹，这些无疑都让毛泽东听了心动。陶说，自己在大寨蹲点了解到大寨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管理工作抓得严，公私分得清。山西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特别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毛泽东插话说：“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陶鲁笳见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感兴趣，便越发说得详细。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表示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谈论经济问题的场合，他总喜欢用打仗作比喻。
陶鲁笳又汇报了山西学大寨的情况，还讲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发表后，到大寨参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读到过《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那几个字？”陶鲁笳赶忙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这三个字问：“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据实回答：“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说陈永贵的报告，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通过这番对话我们也不难发现，陶鲁笳对于大寨的情况确实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甚至连陈永贵哪一年参加的扫盲班，现在识字识到怎样的水平都能随口答出。
听了陶鲁笳的回答，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他每逢高兴时都格外健谈，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天上人间，趣味盎然。他笑着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出过许多好文章啊！”
谈完了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又回到大寨的问题上来。他说道：“山沟里出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末了，他又问陶鲁笳：“你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边说边要秘书去找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场的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阴发祥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材料后说：“我要先看一看”。
阴发祥递到毛泽东手上的材料，最上面的是大寨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材料写得很简单，只一页。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陶鲁笳也在旁边说，陈永贵对大寨现行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概括是：有区别，不繁琐；有差距，不悬殊。
陶鲁笳这次在列车上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一大二公”而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战胜各种困难，夺取了一个个大丰收。而且，大寨人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这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这也说明，他所钟爱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非海市蜃楼，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大寨人所实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教育”等做法，与他的“反修防修”战略又是那么的吻合。从此，他就抓住了大寨这个典型。每论及农业，他言必称大寨。
听过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继续他的南巡。他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的党政要员谈大寨经验，讲大寨人的自力更生。他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1964年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毛泽东对于大寨的这种表扬，当时没有作公开报道。
5.廖鲁言带来调查组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的考察一共进行了20多天。此间，按照当时的要求，他们与大寨人实行了“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廖鲁言在考察期间，认真阅读了《大寨公社广泛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大寨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陈永贵种试验田》、《自觉让贤的大寨大队前任支部书记贾进财同志》等十几份材料。对大寨的气候条件、土质成份和地理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考察了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劳动管理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对于大寨的粮食产量，国家和兄弟社队对大寨的支援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与核实。在考察期间，他们还组织了8次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反映。最后，他们认为考察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大寨的成绩突出，他们的汇报实事求是，没有任何夸大与虚报。
在考察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5月21日下午，廖鲁言在大寨村召集了有中央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廖鲁言对20天来的考察工作作了总结。他说：“来大寨已经20天了，看了许多东西，回去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现在把准备回去说的给大家说说，看对不对。”
廖鲁言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经验；二是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三是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四是怎么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他在讲话中说：“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是有普遍意义的。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他还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听到这里点头笑了笑。廖鲁言又接着说：“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坏了，其他几位副总理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光阴如箭，转眼几十个春秋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品味廖鲁言的这番讲话，感到颇有道理，也颇有预见性。特别是他所讲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确实是我们对待先进典型所应有基本态度。
当晚，廖鲁言又专门为大寨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寨的党员、团员、贫协委员和积极分子，一共有50多人。陈永贵主持了会议。在主持会议的时候，陈永贵还特意说明，这个会是应大寨村民的要求而召开的，然后他就请廖鲁言讲话。
廖鲁言在大寨人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讲话。他对大寨人说，他及他所带来的那些人此行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学习你们；二是看你们的好经验，摸摸你们的具体情况；三是研究红旗如何举得更高。”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将大寨经验总结为六条：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六是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他还特别讲到了贾进财的让贤问题。他说，你们有永贵的好当家，这是进财发现的，让给永贵的。这种事不容易，如果说现在大寨搞得好，第一归功于进财。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廖鲁言特别强调说：“现在大寨闻名了，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大家都学，全国都学。大寨红旗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一支花红不算红，万紫千红才是春嘛！”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这个调查报告共分8个方面：一是“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二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三是“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四是“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五是“自力更生，苦干实干”；六是“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七是“大寨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八是“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廖鲁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报告中所说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在1958年把农业增产的基本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调查报告还把大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六条：第一，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第三，大寨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大寨大队的经验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