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县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所谓“大寨县”，就是说全县都已经成了大寨式的了。于是，昔阳县也就成为全国性的先进典型，拥有了几乎与大寨相等的地位。以前的学大寨运动还只是宣传大寨，随后，对昔阳的宣传也开始逐渐加温。出版社还出了不少宣传昔阳的书，如：《昔阳学大寨》、《昔阳散记》、《昔阳新故事》、《昔阳新歌谣》等。
昔阳仍不断地搞“新套套”。在财贸领域，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极左政策。县委以“社会主义商业要全面占领农村市场阵地”为由，对集市贸易再次进行“大围剿”。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三令五申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学大寨“站好岗”、“放好哨”，对集市贸易要“管紧、管严、管死”、“宁左勿右”。在限制、管制、处罚三项打击下，全县集市贸易终于在1970年到1971年间被强行关闭，严重地影响了农副产品的收购，影响了昔阳县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危害了人民的生活。当时还提出：“只抓购、销、调、存，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服务。”要财贸职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冲锋陷阵，提出要“狠抓商品流通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什么“三尺柜台不平静，一买一卖有斗争”、“一个鸡蛋两条线”的极左言论盛极一时。结果，砂锅、砂制茅勺、茅桶等土特产绝迹了，苇席、麻皮、笤帚由调出变成调入，菜羊、鲜蛋收购显著下降。
为了建设大寨县，昔阳几乎把所有与农业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和行业全部限制起来了。弄到后来，为了解决机关落后于农村的情况，昔阳县竟然将农民派往机关厂矿，学着毛泽东派“工宣队”的做法，创造出一支“农宣队”，被人称其为“倒蹲点”。即原来总是机关干部到农村去蹲点，现在要让农民到机关来蹲点。这种“农宣队倒蹲点”的经验后来也在全国推广开了。
1975年4月，“四人帮”鼓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大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受此影响，昔阳县也提出“要专资产阶级的政，必须首先专好自己头脑里资本主义思想的政”的口号。他们把社员要求在自己院内、屋内经营家庭副业，如搞缝纫、编织、修理或制造木器到市场出售以增加经济收入的想法，都当作“资本主义思想”去批判，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多年来我们把资本主义从山上赶到坡上，从坡上赶到村里，从村里赶到房前屋后，从房前屋后赶到家里，从家里赶到每个人的头脑里，再专好头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政，彻底消灭它。”
3.大旱之灾
1973年春天，昔阳遭遇大旱灾。
那年的干旱确实很严重，整个春天都没有下雨，地里的土层都是干的，下不了种。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家里由张怀英出面主持工作。张怀英做出决定，挑水抗旱！为此，县里买了几百个橡皮水袋，大的能装三四吨水，放在卡车和大拖拉机的拖斗上，往地里拉水；小的能装半吨水，放在小平车上，也往地里拉水。他们把全县所有的卡车、拖拉机、马车、小平车，全部动员起来拉水。水拉到地头，由人担到地里。地里先由人刨好坑，将水担来浇到坑中，等水渗到土里后，再把玉米籽种在坑里。昔阳县是个大山区，车辆少，水源也缺。为了抗旱，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有的村里没有汽车和拖拉机，就完全靠人力担水。一担水来回要跑15公里路，一天只能担3担。每担一担水可以浇十来个坑，一个人一天也就只能种30个坑的庄稼。所以被称之为“千里百担一亩苗”。
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要想抗旱抢种，就只能搞人海战术了。昔阳县把所有可以动员出来的人全部动员了，所有的机关、工厂、学校全部放下工作，放下工具，放下课本，统统参加抗旱。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是好事，各地几乎都这样做过，叫做“全党全民总动员”。有些小学生，人小体弱，担不动担子，就一人拿两个盛酒的瓶子，或者拿上暖壶、脸盆。总之，凡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凡能运水的人都派上，凡能想出的办法都使上。反正当时人力不花钱，种粮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抢种，一切为了秋后的收成。
有些参加过当年那场拼死劳动的人，回忆起当时的劳动场面都深为感动。那确实是一个打动人心的劳动场面，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总动员，起早贪黑拼命干。有人说，那场面使人回想起解放战争中群众千军万马支援前线打仗的情景。
当时的人们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定胜天。从大寨到昔阳，他们的创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过程，就是一个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过程。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所谓“七斗八斗”，事实上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附会上去的。实际支撑他们干下去的，是人定胜天这一信念。
但人定胜天这一信念，也只是在强调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能无所作为这一点上，才有它的积极意义。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们片面夸大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承认自然规律的作用，不尊重自然规律，办了很多蠢事。此是旁话。
也许是昔阳人的这种不畏天灾，拼命劳动的场面感动了上帝吧，类似《愚公移山》的故事真的发生了：6月12日，老天终于下雨了。如果天再不下雨，这场昔阳县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抗旱大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到后来有些人实在也坚持不住了。人嘛，力量总是有限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样一直坚持下去，病人不可能像健康人一样长期坚持下去，老年人与中年人不一样，女人与男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年男人也有身体好些与差些之分。坚持不下去的人退下来后，剩下来的人劳动强度就要加大，而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超强度劳动了很长时间，也已成为强弩之末。当时县里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是否可以将全县40万亩耕地，放弃20万亩，集中保20万亩。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县里经过研究，认为还没有到最后关头，不松口。也就在这个时候，天下雨了。
天下雨后，陈永贵也回来了。他说这场抗旱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又有一些人整天搜集、整理他的话，于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就是他的这句话《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
这还不算，到了秋天陈永贵又在他的那两句话后面加了一句：“没见过的大丰收”。而此时庄稼还长在地里，究竟收多少粮食还是个未知数。
本来那一年昔阳全县人民拼死拼活，各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学生连课都不上了，全县都来弄粮食，在粮食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当年全县产粮0.7448亿公斤。但毕竟是大灾之年，不可能达到“没见过的大丰收”。但老陈说话了，总要想办法兑现。
秋天开汇报会时，大家都知道上边一定要实现“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的诺言，因此，都放着胆尽量多报。结果报上来的数字为0.95亿公斤。这个数字已经比实际产量高出了2500万公斤，但离“没见过的大丰收”还差“十万八千里”。县里要求推翻重来。几经反复，最后一个大体上符合要求的产粮数字终于报上来了：昔阳当年的产量“达到”——事实上是报到——了1.195亿公斤。比实际产量多报了4500万公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0%以上。到了秋收以后，县委感到1.195亿公斤太离谱了，就又压低了点数字，按1.095亿公斤在山西省粮食厅入的账，但这个数字仍与实际产量相距甚远。
世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有了开头，就不怕没有继续。昔阳县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从1973年开始，昔阳县连年虚报产量，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还又虚报了3000多万公斤。
虚报粮食产量在为一些领导人骗取成绩的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由于连年虚报，弄得有些社队增了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遭饥荒。”
后来事情败露了，人们对此就有了新的说法。有人说1973年的昔阳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没见过的大骗局。
4.普及大寨县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不少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陆续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重申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会议以《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发出综合简报第三期，强调指出：要正确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以把粮食生产同多种经营对立起来，要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的调整；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防止平均主义。等等。会后，各地农村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着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在农业生产上，强调落实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要加强经济核算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农业六十条》仍然有效，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执行。由于坚持纠正“左”的错误，重视贯彻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和1972年虽然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中1972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40.46万平方公里，为1962年以来所未有，但农业生产仍有增长。
1974年初，“四人帮”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他们把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采取的纠正“左”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并继续利用大寨这块牌子推行“左”倾路线。这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展署名大寨党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批判极左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说大寨“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思想”。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颂扬“大寨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刻的变革——大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文章。文章说：由于大寨善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识别能力高，斗争精神强，经常有个新套套”。“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由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又召开了一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人们便将这次会议称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这就决定了会议的规格和规模。
这个会议的规模很大，共有代表3700人参加，其中包括2300个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这对一个不大的昔阳县城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首先是能够容纳3700人的礼堂就不好解决。不过还算凑巧，国家在昔阳县投资建一个拖拉机厂，这也是国家当时给昔阳县“吃偏饭”的一个项目，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它，现在要提到的是，这个工厂有个大车间已经建成，但还没有安装设备，空在那里，县里就决定用它作为大会的礼堂。开会时给每个与会者发一个小凳子作为座位，条件是艰苦了点，但与大寨精神还算吻合。
3700人的吃饭和住宿也是个大问题，不过好在可以分开吃住，而且昔阳与大寨这些年来参观的人本来就多，接待人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太困难。只是有些与会者住的地方远了点，不少代表住在城外的工厂里。
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空荡荡的昔阳拖拉机厂热闹了起来，几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坐满了一个大车间。
陈永贵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观大寨和昔阳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交流各地11年来，特别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同时，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
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打倒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他又重新开始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随后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也再次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1975年年初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名他担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当华国锋宣布请邓小平同志讲话以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掌声反而更加热烈了，不少人还站起来鼓掌。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还激动得掉下了热泪。
邓小平讲话不看讲稿。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还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但是，这300个县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样，25年如一日？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和同期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情况，明确提出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强调“农业要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
对于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邓小平是爱护的。1973年6月25日，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曾陪同马里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特拉奥雷访问大寨。这次出席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后，他又一次登上虎头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