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书院与城中的其它书院、祠堂大同小异，正中是高大的木门，两旁矗立着麻石柱，青砖砌墙，瓦片盖顶，虽不算豪华，但也可以称得上是气宇轩昂。
舍内清幽，是读书的好去处，所以也便成了革命组织兴中会掩人耳目的秘密据点之一。
几日前兴中会领袖孙逸文乘坐法国轮船“烟狄斯”号抵达香港，秘密召集冯少白、项荫南、郑弼臣等革命党骨干到船上举行军事会议。
“烟狄斯”号上，项荫南认为此时国内正处于一个“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的关键时刻，因而众人商讨眼下应乘北方大乱、清廷西逃之机，在广东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说不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这里须得先介绍一下这几位革命骨干。
其一，项荫南，此人方面大耳丹凤眼，头发精神抖擞的根根竖起。
今年四十二岁的他祖籍开平，生于广州，在家中排行老三，因而会中人称项三哥。
开平公学堂毕业几年后，项荫南前往檀香山谋生，后因经营农场和蔗园，成了当地颇有名望的富商。
项荫南为人乐善好施，性情豪爽，因而深得华侨和当地土人敬重，1894年与孙逸仙见面后，受其影响，他正式成了兴中会的一员。
次年，项荫南变卖家财充革命经费，回国参与筹划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澳门。1898年，他协助冯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
而他之所以放弃优质的生活，甘冒风险走上了革命之路其实与其早年的经历大为相关。
项荫南乃广州绸缎商人项百川之子，被洋商巧施诡计构害破产后，项百川被清廷发配伊犁，不久便客死他乡。
自此，项荫南怀着对清廷和洋鬼子的仇恨，开始了自谋生计之路。
最初，他做的是拉船溯江而上的差事，薪酬太少又格外辛苦，待遇同南洋猪仔无甚差别，因而许多人没多久就趁机跑路了。
而更可恨的是，官员们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他们便可将正在酣睡的船民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牢牢抓定。
狗官们手执鞭子，随时准备挥动狂舞，好似窝中之兔的船民们瞧了他们那凶神恶煞的嘴脸哪还敢不俯首帖耳。
两年后，饱受折磨的项荫南忍无可忍，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下他偷偷蹭上了一条远行的船只向东而去了，而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远在万里之遥的檀香山。
当时的他并不在意船会去向何方，总之，只要离开这鬼地方，他的心就算得到了解放。
而令他惊喜的是，檀香山不但成了他的避风港，同时还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
在慢慢成为农场主的过程中，经营过几年珐琅的项荫南还曾向广州城里的兴和商行租赁过一条船。
可不幸的是，在即将期满之时，他租下的“安远”号却因意外沉没了。
当时的项荫南遇上了人生的又一大危机，可好在东家并未落井下石，容他十年内慢慢偿还“安远”号的债务，这也就给了项荫南足够的喘息之机。
东山再起后，十年间项荫南不仅履行了承诺将本金统统还给了兴和商行，而且还补偿给了对方一定的经济损失。
而这个给了他生机的厚德商人便是洛景枫的爷爷洛鸿勋。
洛鸿勋当时之所以没有跟项荫南发难，除了他宅心仁厚的天性之外，还有一点原因不可忽视，那便是他忆起了自己年少时遭遇海难的惨烈经历来。
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当时的怡兴洋行也曾得益于万福商行的老板李应泉的宽容与慈悲，所以他希望这厚德之光能够延续后世，从而让更多不幸的人在黑暗时看到希望与转机。
另一位名叫郑弼臣的兴中骨干现年四十岁，此人长着虎须环眼，身形格外的彪悍。
郑弼臣生于佛山，少有大志，跟随乡中父老习武，结识了不少会党人物。
长大后，他曾到广州求学，初入德国教会所办的礼贤学校，1886年入博济医院学医，与孙逸仙算是同门师兄弟，折服于其革命主张后，郑弼臣正式加入了兴中会。
此时，卢庄一如既往地坐在角落里，静静地目视着会众的进场，就在二十几人陆续走入的最后时刻，一人的出现却引得卢庄高度惊异，他的眼神竟也忽地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