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反侵略战争，敌强我弱，立足于以劣胜优，人民战争是必然的选择。邓小平指出，“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仍处于劣势。”“因此，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史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
其次，要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思想，发扬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树立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十分注重人民战争与现代条件的结合，探讨现代人民战争的新战法，创造性地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特征等。这些重大变化对人民战争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了，手段也不同。现在我们民兵的武器是大量的，而且比我们解放战争时正规军的武器好得多，民兵手上就有打坦克的导弹，跟过去完全不同，但战略思想仍然是人民战争。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必然会出现不同于以往人民战争的若干新特点。在战争性质上，将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战争。邓小平多次指出，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今后我们进行的人民战争，对手将是大小霸权主义者。战争的目的在于扞卫祖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在战争规模上，不排除发生针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更大的还是边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战争样式上，更多的将是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多种作战样式的对抗，是空中地上海上的立体战，人民战争的样式也不一样。
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无视条件的变化，囿于已有的经验，照搬过去人民战争的模式，只会导致失败。人民战争只有同现代条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足以震慑敌人的战斗力，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５日，邓小平给军事科学院的题词中提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中国军事科学”，为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和创新人民战争战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还提出“打现代条件下游击战”的设想。“游击战术在人民手中是打击侵略者的有效手段。”在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老的游击战还是有用的，例如民兵从地道里出来，用导弹打敌人坦克，就是现代武器的游击动作。也可以藏在山洞里，突然出现，袭击敌人。对飞机场也可以利用夜暗和地道接近，突然行动。”民兵是游击战的主体，活跃在敌后战场，配合主力作战，切断敌后勤补给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游击战的设想是，敌人来了，他们（民兵）不要往后退，而是往两边散；敌人过去了，就又集中起来，破坏它的后勤供应线。
再次，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搞人民战争不搞军队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西方报刊说我们不要军队现代化，那是不了解情况。”邓小平提出通过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人民战争，来努力提高我国的实战能力和威慑能力。
人民战争是弱军战胜强敌的正确选择，但是把人民战争与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实行人民战争，充分发挥民兵的战略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正义性所决定的，是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基础的，并不是和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未来战争将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战争，人民战争只有同现代军事技术结合起来，同先进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才能使敌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才能在战争发生时迅速化劣势为优势，才能克敌制胜。邓小平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现代战争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等，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极为强调我军要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１９７５年７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当个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
我们准备和可能进行的人民战争，将面临着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再次令人深思地指出：“特别是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
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要解决这对矛盾，邓小平认为：（１）必须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人民战争理论，创造人民战争的新战法和新形式。（２）必须把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提高到十分显着的地位，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３）必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培养干部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在过去，我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只能通过训练提高战斗力。要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
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不仅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打现代战争不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行。“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邓小平要求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还对武器装备现代化问题提出一系列指导原则。一是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强科研是关键。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发展武器装备，“科研要走在前面”。“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分清先后缓急，坚持少而精的方针。少是数量，精是一代代提高。量不要求大，有吓人的力量。“我们没有和美、苏比赛的想法和能力。我们只要有自卫的力量就行了，不可能在这方面花更多的钱，也花不起，但一点没有，要受人欺侮；太多了，多不起，不可能。”三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邓小平指出，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也不是盲目排外。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积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邓小平特别赞赏以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的方法，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通过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现代化，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
第四，适应现代战争要求，改革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
“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邓小平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对“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重大发展，强调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建设指导思想。
战争年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三结合”
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形式和内容都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革命战争时期，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三结合”。１９７８年７月，邓小平在听取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１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对新时期发展了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适应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需要。
军队走精兵之路。人民军队历来是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在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成为人民战争主要样式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就着手常备军的精简消肿工作，在８０年代初裁军１００万，１９８５年后又裁军１００万，使常备军数量更趋合理，更为精干，改变把很多钱用于吃饭穿衣的状况，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在军队编制体制上，实行诸兵种合成化，组建了集团军。
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新时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１９８３年４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将人民解放军担负地方内卫任务及其执勤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三个警种重新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新组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警职责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是新时期对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制的发展。平时，武警部队担负内卫执勤任务，使人民解放军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和准备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能够在越来越复杂的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更好地发挥其骨干作用。
战时，武警部队除担负内卫执勤、维护战区和后方治安外，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历史上的地方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区别也显而易见。
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增强后备力量。民兵、预备役是“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备军的坚强后盾。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走精兵之路，邓小平果断地决策民兵、预备役建设也由“大办”转变为“精办”。中央军委把“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作为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建设的方针。这是民兵、预备役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战略性转变。
民兵占有重要战略地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一度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邓小平不主张像过去那样“大办”，认为民兵都是青壮年，应该成为生产骨干、主力军，主张减少数量，改善装备，提高民兵建设的质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主要是澄清在民兵工作上的错误认识，重申了“劳武结合”的原则，民兵工作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民兵数量庞大、编组过于复杂的问题，首先调整缩小了民兵的范围，将原来规定分编的普通民兵、基干民兵和武装基干民兵三种，简化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种，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一类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减少全国民兵数量。民兵的武器装备按照“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调剂品种，搞好配套”的方针进行改革和编配，提高了现代化水平。这样，民兵数量虽然大幅度减少，但质量和战斗力却有了显着提高。
后备力量建设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恢复和实行了预备役制度。８０年代初，中央军委对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提出了民兵和预备役结合的方针。１９８３年，进行组建预备役部队的试点，１９８４年５月颁布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全国陆续建立了几十个预备役师团。到１９８４年底，全国基本上建立健全了预备役制度。民兵和预备役的有机结合，做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战略意图。
四、立足于现有装备战胜敌人
邓小平认为，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仍须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发扬以劣胜优的光荣传统，以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
打仗还只能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立足于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这个基础上。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如何对付苏联这个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超级大国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是中国面对的最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中国能不能打赢这场力量、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相差悬殊的战争？全世界都在普遍关注，因为战争的胜负将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１９７９年５月５日，安德烈·马尔蒂中将率领法国国际高等研究院代表团访华，就此问邓小平：“中国的防务政策是以人民战争和国防现代化为基础的。对此，我想提如下几个具体问题，中国在实现国防现代化之前，能否抵御有限进攻？能否保住自己边界地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目标不被摧毁，或防备他人在中国边界地区攫取抵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