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霉，被收拾得最残酷，下场最悲惨者，莫过于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启了。
这两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斩而死，创中国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无非两端，一是让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让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极致，就是要这个犯错误的文人，觉得与其苟且地活着受罪，还不若死去。后者的极致，则是要将这个出问题的文人，在缓慢中被消遣着死，让其在活着的清醒状态下，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难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实更难熬。
“腰斩”是一种颇费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颇为复杂。如果只是砍头的话，磨得飞快的大刀片子即可胜任。而像高启这样，是朱元璋特别关照，要一分为八的“腰斩”，那一段一段锯劈下来，刽子手的行刑过程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时半刻且断不了气。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即使草菅人命的独裁寡头，也并不常常使用“腰斩”。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一个杀人如草的秦始皇，一个杀人如麻的朱元璋，腰斩，才是他俩必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我们的前辈同行，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高启死于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详，死时至少应该有60岁以上年纪。高启生于公元1336年，死时才38岁。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行刑那刻，对受他株连一齐受刑的儿子李由说，从此，咱爷儿俩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牵着黄狗，架着猎鹰，出上蔡东门，在那广阔天地里追捕野兔了。
而高启，甚至押到刑场那一刻，他还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只是应景的，凑趣的，图个吉利的，讨个彩头的文章，会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万火急，圣旨急传，不由分说，动此极刑，不知所为何来？我们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过饭，偷过牛，当过和尚，做过蟊贼的朱皇帝，为什么竟上火到如此地步？
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文学史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当代的读者，即使读过中文系的，也不会太关注这位在文学史上，已经很冷门的诗人了。
其实，他的诗写得极好。
集编辑家、评论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清人纪晓岚，对高启，对其主要著作《大全集》、《凫藻集》，评价是相当高的。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他这样评述：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褥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纪昀也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华，深表遗憾：高启“行也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转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我读过高青丘的一首题名《悲歌》的短诗，诗只八句，但诗人所写出来的悲怆之情，危绝之境，苍茫之意，孤愤之心，那种艺术上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
征途嶮巇，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这些诗句，让人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大气，李白《蜀道难》的壮观，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结尾“仰天悲歌，泣数行下”的断然收煞，也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那戛然而止的句式，很是令人拍案叫绝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误认为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作为同行，纪晓岚非常同情高启的不幸，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一个官方机构的负责人，注定了他在文坛，必然是主流派，在政坛，必然是在朝派的身份，又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第一，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第二，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当今要联想的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
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让他活，他的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个。清人赵翼谈到这位朱皇帝，说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盗贼”之后，还应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画才更准确。
遭遇这样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启死定了。
纪昀当然觉得高启死得冤，他说：“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指出的“北地、信阳、太仓、历下”，系明代文坛上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的籍称，他将这些领一时风骚的诸位声望卓著的名家。贬了一通，借以褒扬高启，如此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
主持《四库全书》编政的他，阅尽数千年的文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我想，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的时间。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他对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文学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称“魏蒲坼”）和翰林院编修高启（因他曾避难松江青丘，人称之为“高青丘”）的两条命。
这位出身于无赖，草贼，小和尚，流氓无产者的皇帝，为什么对苏州所发生的事情，对苏州这两位文人采取如此极端措施呢？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不了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别容易结仇，特别能够记仇的，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要想方设法报仇出气的一个小人。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江苏南部，那里的老百姓，那里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苏州城，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打败张士诚，拿得天下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柔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因为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怵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的表态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直奔政治，主题明露，谀意甚显，近乎吹捧，可捧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歌颂他，赞美他的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是绝对碰不得的。他一拨一拨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卑劣心理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即皇室自传）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同姓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看来，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如今看来他该是地道的红五类，血统的贫雇农，可在五百年前，那都是上不了台盘的贱民，是人家看了听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于是，他学那位亭长刘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其喜怒云。”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可能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挟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也是充满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与这些统治者的文明水准息息相关，君王明白一点，文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君王糊涂一点，再加之混蛋一点，尤其再加之自以为是一点，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成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提要》，“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尊让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殉死的。
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不会是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缴纳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未可知的。但是，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作亲密状，探讨超现代诗歌和民间文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桑拿浴、三陪小姐，对于中国作家的助益，但你放心，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最后的笑，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讪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鸭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更甭说有什么肥差美缺，绝对不遑多让，高奖厚赏，绝对欣然笑纳。勇士的脑袋抬得高高，手里的好处捞得足足，嘴中的高调唱得响亮，心中的污秽脏得可以。他快活自在，却要你去当傻×，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的文坛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华西列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你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
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
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夜色，襁褓，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无望之未来，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少类似文人在炼字煅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国之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文学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