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世路绕羊肠，
偶以疏懒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
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
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
濯缨随处有沧浪。（《东堂新成》）
这首诗倘若不标明为严嵩作，短短八句，将归隐之心，山林之念，安贫之道，遁世之想形容出来，也还具有一点意近旨远，趣雅情真的境界，很难与1536年以后的那个权奸巨贪的丑恶形象吻合到一起。由于严嵩是个被历史唾弃的人，他的著作也就随之湮没。如今，即使国图、首图，找他这部诗集，也是蛮费事的。
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缨”，还用不着“濯”。因为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设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政府机构。但是，派到那里去做官的，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逛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
《列朝诗集》载：严“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名满天下。”那时，他的人望和文声，很说得过去的。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后起伪，积伪然后君子。”凡极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会以伪善，骗得大家的良好印象。当时，京都人士，“以公辅望归之”，可见对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假清高，也没有了。
若是就诗论诗，以文谈文的话，对于严嵩此前的作品，应该说，既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坏，这评价大抵是相当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也是当时和以后的公论。他的诗集《钤山堂集》，其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库全书》，就因人而否定其书。“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以人废文”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甚至王世贞，尽管其父王忬是被严嵩镇压的，但他对严嵩的诗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这位文坛领袖的公允评价，比之时下小肚鸡肠的作家诗人，要有气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56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62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严嵩没想到，他竟活到89岁，与其子联手作恶的“贪龄”，打破中国贪官之最，这就是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论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颐之寿”，“老而不死谓之贼”了。数十年间。钱财捞得太多，坏事做得太绝，这两父子，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顶尖级权奸巨贪。《明史》描画这两个人，形象颇有点滑稽。一个肥粗，一个细瘦，一个矮矬，一个高挑，一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疏眉目，怎么看，不是一家人。后读谈迁的《谈氏笔乘》，引赵时春作《王与龄行状》，方知“严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严东楼为严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DNA不同，品种上迥异，但聚财弄权，腐败淫乱，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坏，逐臭趋腥，竞利争权，渔肉良善，巧夺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灵感应。
一位朋友对我说，岂止如此，这爷儿俩写的字，也有类通相似之处。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硕饱满的笔锋，非一介寒士能写得出来的。现在，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酱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鹤年堂”中药铺，那金字牌匾，仍是这两位遗留下来的“墨宝”。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块匾额者，简直少之又少，独独严世蕃与他老爹的这几个字，甚至波澜壮阔的“文革”，也未作四旧砸掉。于是，你不能不悟到，东晋一位大军阀兼野心家桓温所说过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对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此语见《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看来，忘八蛋，忘到极点，臭大粪，臭到极致，也是一种求“不朽”之捷径。这也难怪当今社会，把不要脸压根儿不当回事。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到手，是绝不怕下作无耻的。诸如此类的货色，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还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门去这两处店铺“欣赏”了一番，果然也是如此，二人笔墨，在阳光下居然熠熠生辉，毫无愧色。新建成的广安大街，气势恢宏，原来狭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宽得已非旧时模样，如果不是夕阳余晖下，那“鹤年堂”金碧绚丽的匾额，我都不敢相认了。此地应是严世蕃的毙命处，他的最后下场，《明史》说得很简捷：“遂斩于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明代弃市，都在西城，不知是否即为这个菜市口？因为清代的“秋决”，在这里进行。那么，严世蕃五花大绑，手镣脚铐，站在槛车里，行经此地，看到药铺门楣上那几个闪闪发光的字，不知作何感想？而其父，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初莫如“濯缨随处有沧浪”，回到钤山东堂，做他的诗人、文人，也不至于眼瞪瞪地看着儿子被枭首示众，身首异处吧？
这一次，被嘉靖彻底冷落的严嵩，再也无法救他的儿子一命了。
不过，老奸巨滑的他，不禁纳闷，法司黄光升奏的这一本，为什么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位前首辅，百思不得其解。他虽然下台了，对于他侍候了二十多年的主子朱厚熜，应该是能揣摸透的，究竟为什么，使得龙颜大怒到将他革职，留了条命，而将其子弃市，到了如此决绝地步？
黄光升何其人也？法司是个小脚色，御史林润算什么东西，借他胆子也未必敢动我们父子。他马上想到，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谁？除了接他任的徐阶，能有其他高明吗？严老先生跌足长叹，没料到隔着门缝看人，竟将这位少言寡语的新首辅看扁了。前些日子，他知大事已去，嘉靖对他已无任何兴趣，失宠于皇帝，就意味着保护伞不再起到作用。无可奈何之际，多少有些拜托继任者徐阶的想法，曾“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阶谢不敢。”哪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却是一个大为可畏的杀手。
现在，他终于明白，今天的徐阶，已非昨天“谨事”于他的徐阶了。不但要杀他的儿子，没准过两天，还要他的好看呢！正如他刚到北京，“谨事”他的前任夏言，然后又设法除掉，连命都未能保住一样。官场的无情斗争，和“濯缨随处有沧浪”的潇洒淡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明朝不设宰相，这是朱元璋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为其工作，其中主要负责者，即为首辅。黄光升所以敢发难，严嵩没有猜错，确是这位一直对他虚与委蛇的徐阶，私下授意，才紧急上书的。
法司黄光升，御史林润，脚色虽小，在官场厮混多年，也成了精。他们算盘拨拉得很明细：第一，严嵩虽然致仕归田，风光不再，但嘉靖只是讨厌他，并不想收拾他，时不时还念叨他的“赞玄”之功，谁知他会不会起复，又杀回来呢？第二，严世蕃就更不是好惹的了，此人朝上朝下，党羽密布，京内京外，网络沟通，是一个气焰嚣张，罔顾一切，什么卑鄙龌龊都做得出来的坏蛋。多少年来多少人上书奏本，揭发告讦，都未能奈何他分毫。如今贸贸然参奏他，弹劾他，犹如老鼠捉猫，弄不好，会送命。因此，黄法司和林御史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可首辅徐大人如此器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一连拟了几份备案，供徐阶过目。新首辅皆不以为然，两人忐忑地试探：“一定要如此行事吗？”
“你们怵了？”
“只怕打蛇不死反遭咬！”
徐阶不理睬他俩的怯懦：“那就如此吧！照着我说的这几条上书。”
于是，口授以下诸条：
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
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
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
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黄光升笔录后，与林润面面相觑，满腹狐疑：“就这些？”
“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这两人当然不这么想，法司定谳，讲究铁证如山，证据确凿，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招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
若是逮鸡不着，蚀把米，也就认了，可这是一条恶狼，那后果，岂不岌岌乎危哉！他们当然要担心的。
因为，在中国，反小贪容易，反大贪难，而反有背景，有后台，有高层人物支撑的巨贪更难。无论古今，凡称之为巨贪者，第一，上面有强大的庇护；第二，手中有足够的权力；第三，身边有铁杆的死党。有了这三者，轻易是奈何他不得的。对严嵩而言，这三者，他不但全部具备，而且达到极致地步。第一，他有嘉靖皇帝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护伞；第二，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地位；第三，他有沆瀣一气，通同作恶的儿子、帮手、死党严世蕃。
说实在的，在中国贪污史上，像他这样实力雄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上有乾隆罩着，自己位极人臣，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贵为驸马，不过一个纨绔子弟，比之严世蕃，其无恶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严嵩六十多岁入阁，与他那“剽悍阴贼”的儿子一起，二十年间，卖官鬻爵，索赂求赇，聚敛无厌，苞苴盈门，搜刮下天大的家私。
严嵩和他的儿子，得以肆意妄为地大贪特贪，说了归齐，凭借的是手中的一张门门通吃的王牌。大明天下，谁能越过嘉靖皇帝？但是，“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乱，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问，以故嵩得逞志。”朱厚熜等于将整个国家交给了他，这块肉，他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更何况严世蕃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
在东方专制国家里，贪污之风是难以禁绝的，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但是，反贪污的正义潮流，不管哪朝哪代，从来是人心所向。尽管反也白反，可是，“过街耗子，人人喊打”，贪官总是绑在耻辱柱上受到唾弃。所以，这对父子，尽管保持二十年不败，然而，御史谏官们的弹劾参奏，哪怕为之终身坐牢，哪怕为之掉了脑袋，也是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同他们斗争了二十年。
据《明史》：“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绵、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練、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練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读史至此，不禁怫然。
在封建社会里，有时候，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所以说，反贪反贪，不反掉贪官头顶上那把使其得以贪的保护伞，治标而不治本，抓再多的贪污犯，也根绝不了官员的贪污现象。有了嘉靖的庇护，这两父子，老的奸，少的恶，全世界也找不到如此“珠联璧合”的“最佳拍档”。《明史》说这个严世蕃，简直就是京师一霸，其贪赃枉法，其荒淫无耻，其不可一世，以致成为随后不久，串演成戏的《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万花楼》等杂剧主角，京剧更有直指为戏名的《打严嵩》，中国贪官，搬上舞台现世者，这对父子是当仁不让的冠军。
“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后已。”
最后，连他老子都被他这一份超常的贪污能量，吓傻了。
明周元暐《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牣。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黄光升、林润对于首辅徐阶所拟的状词，是不以为然的。以其职业的眼光，认为要将贪官扳倒，最具杀伤力的是证据确凿，人赃俱获，用今天的法律名词，抓住他的大宗赃物，定他个不明财产来源罪，就足以判了。再加上设置冤狱，残害杨继盛、沈練，是民愤极大的案件，要告倒这个严世蕃，只有如此上书，方顺理成章。
徐阶对御史林润、法司黄光升的说法，不以为然：“诸公欲生之乎？”
“必欲死之。”
徐阶冷冷一笑：“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性颖敏，有权略”的徐阶，能够与虎狼之性的严嵩共事多年，避祸求存，站稳脚跟，徐图大计，崭露头角，表明他政治上的成熟。而成熟的表现，正是《明史》所称的“阴重不泄”上。看来，韬晦和谦谨，退让和抑制，使得那位政坛前辈，有点将他小看，认为他不过是初入官场的见习生罢了。但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徐阶，在使嘉靖对他的才干、能力、识见、忠诚精神，增加深刻印象时，也是尽力表现的。终于，“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寝厌之”，加之“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帝亦亲阶，顾问多不及嵩”。于是，徐阶接替严嵩为首辅。
严嵩的前任夏言，那条命是断送在他手里的，依次类推，如今，徐阶接替了他，他不由得担心，这出老戏码会不会再次上演？他忘了自己已经高龄八旬，一个死神即将叩门的人，徐阶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了。对这位新首辅来讲，当务之急，倒是要把心怀叵测的严世蕃，在眼前蒸发，免得构成一股势力，造成威胁。
所以，将黄光升、林润请来私邸，嘱其上书弹劾。
徐阶所拟的那些罪状，是这位“阴重不泄”的政治家，冷眼旁观的结果。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义愤填膺地采用激将法，以求激起朱厚熜的怒火，对二严施以重法，但每每事与愿违，徐阶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中国，反贪也罢，反腐也罢，你反的虽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实际上你触动的是一个上下左右，密切联系的网，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与统治者，与警察机构，与舆论公权单位相关连的阶层和制度，弄不好，贪未反成，腐未反成，你先进了局子。
所以，徐阶看得很清楚，反严嵩最激烈的杨继盛、给嘉靖上书，最终死于非命，就在于他所控诉的十罪五奸，每一条，批嵩的同时，也在批嘉靖的昏庸失察，这是朱厚熜绝不能接受的。
诸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诸如：“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
诸如：“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
诸如：“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
诸如：“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请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拟。”
这无异于揭皇帝的短，打天子的脸，那本是非常自负，性格忭躁，绝对不肯认错的陛下，按照这样的逻辑，严嵩的不是，无不由他嘉靖而起，你告严嵩，实际在数落他，不是找倒霉吗？自然火冒三丈，下诏狱，杖之百，关在牢里两年。然后，严嵩伺机进谗言，冤死这个杨继盛。
所以，徐阶改弦更张，不告严世蕃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朱厚熜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件光彩的事；同样，也不告严嵩父子陷害忠良，制造冤狱，无论如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朱厚熜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
现在，徐阶的四条罪状，跟嘉靖扯不上边，将他完全撇开，而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是要跟皇上过不去的。第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第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第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第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那还得了？
最初，林润、黄光升欲发其罪，告严世蕃残害杨继盛、沈練。耳目们赶紧向严世蕃报告，他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世蕃闻，诧曰：‘死矣！’”
朱厚熜以最快速度批下来，严世蕃就押往菜市口。
据史载，行刑当天，都人大快，相约持酒，到杀头处观看。《明史》载：“临刑时，沈練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沈練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这是一场四百多年前的处决贪污犯的场面，故事虽然很古老了，但历史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那光彩是永远也不会褪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