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12月19日当天发表了。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代表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经洛阳回南京。在飞机上，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颠倒黑白，歪曲事变真相。27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言必信，行必果”。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突然，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事变发生后，应立即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决断，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在如何解决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考虑，也是情理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党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从而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袖在政治上的成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推动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成为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达七个月之久的谈判，商讨建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既坚持正确立场，又作出一些重大让步，迫使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
科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被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紧紧环抱着。一眼望去，挺拔俊秀的宝塔山耸立于云端，蜿蜒清澈的延河水从它的脚下悄悄流过。波浪起伏的黄土高坡，若隐若现的孔孔窑洞，构成一幅广袤而贫瘠的图画。
延安曾经有过繁华的年代，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逐渐萧条下来。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后，由于内战的结束，延安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毛泽东既是运筹帷幄指导战争的杰出统帅，又是善于总结经验的伟大思想家和战略家。他注重战争实践，更勤于理性思考。一旦有了宝贵的时间和可能的条件，刚刚走下战马的毛泽东，便又迅速进入理念的世界，将积淀于他头脑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进行反复思考。为了科学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上的经验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反复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以及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还组织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一起进行研讨。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升华到理论高度。1936年下半年，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他在窑洞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
这本书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明确指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奠定了我军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界限，统一了全党、全军的军事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进行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缔造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独创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粉碎强大敌人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纠正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明确指出：“自1924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1924年至1927年的阶段和1927年至1936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是使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同时还指出，党要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呢？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所确定的指导战争的路线及战略战术原则。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而且如果弄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就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中发生出来的。
根据这些特点和规律怎样确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归纳了若干点。譬如：“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承认小后方制；反对绝对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等。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些战略原则，指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他们拒绝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拒绝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作全面分析，因而在上述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上都提出了和毛泽东相反的错误主张，所以屡战屡败。
毛泽东还在这本书中精辟地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和本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系统地总结了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