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稳了稳自己的情绪，拱手说道：“皇上、诸位大人，今后，盐税的钱请都留着，用在大事上，我可以保证，再过二、三十年，我大晋将比汉武帝最好的时候都要强大十倍、百倍。”
李松说这话前是有所考虑的，那就是如何才能打动朝堂上的所有人。描绘今后的宏伟蓝图是最直截了当的，但是如果直接说“很好很强大”，大家没什么概念，就不容易说服。必须来个对比，这样大家就清楚了。
华夏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汉唐了。唐朝这时还没影呢。在魏晋时代的人看来，汉武帝中期时的汉朝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了，而到了汉武帝后期，国家实力其实是有所下滑的。
李松现在说比汉武帝最好的时候还要强很多倍，大家就有直观的印象了，同时也感觉有点“恐怖”，那该是强大到何种程度啊？
如果是其他人讲这种话，多半会被大家嗤之以鼻，觉得是吹牛。但是李松讲这话，大家服气。因为从他两次赫赫战功，到献上高产农作物，再到这次超出每年财政收入的盐税，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可算是不小的功劳。而集这些功劳于一身，朝堂上可没人敢说自己能做到。
不仅是功劳大，而且还敢于付出。从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到这次忍辱含羞被羌人扣押一年，安宁侯的人品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张华说：“安宁侯的话，我们自然相信。可是到底什么是大事呢？”这一问也代表了大家的疑问，不少官员也看向李松。
这个问题，李松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应该说，大事很多，每一件都很重要。现在首先要办的是关于朝廷购买一部分土地的事情。
李松读过不少历史类的文章，知道到了每个封建王朝的末期，通常都会出现土地兼并异常严重的情况。
古代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其实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遇到重大灾害、亲人有重大疾病等情况，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卖掉土地，换取粮食或钱。
由于这一客观因素，到了王朝末期，土地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引发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然后又开始了兼并的过程，周而复始。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李松觉得由朝廷掌握一部分土地，也许是一个途径。具体说来，就是每个郡县都购买20%的土地，平时也租给农民，收取合理的地租。
当土地兼并严重，很多人没有地可种时，由朝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节，尽可能安排出土地给这些人去耕种，比如原本由2户租种的土地，安排给3户来租种；或者由没有空余土地的地方，安排到有空余土地的地方去租种。
这种调节肯定不是让人满意的生产方式，却能让即便最贫苦的人，也有活命的机会，从而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假如朝廷有钱，是不是可以购买50%乃至全部的土地呢？
李松认为不必。因为私人拥有的土地，耕种效率通常更高。朝廷拥有过多的土地，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并不是最有利。
朝廷的土地，只要在关键时刻起到缓冲作用就可以了，所以20%已足够。当然，如果以后发现这个比例仍然不足，也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另外，朝廷拥有土地，还能对各地的地租水平起到一个引导作用。比如，朝廷某地的土地是收成的30%作为地租，那么当地地主就很难超过这个比例太多，因为租户有其他选择。
朝廷的土地还可以在灾年缓收地租，到丰年再补上。诸如此类的各种惠民举措，都可以对各地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虽然这些仍不足以保证不会出现土豪劣绅，但租户至少有了选择的余地，而不是任由宰割。
当李松对大家详细讲述了他的方案时，所有人都若有所思。
土地兼并的后果，在两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西汉、东汉均延续了200年左右，到了王朝末年，都出现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一旦遇到灾荒之年，就分别引起了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
而原本的历史上，晋朝以后的各朝代，土地兼并也一直是个顽疾，明末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很多穿越到明末的网络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现在晋朝承袭了自魏国以来相对稳定的局面，但也经过了60多年，土地兼并又有了苗头，需要未雨绸缪，李松的这个方案可谓正当其时。
如果朝廷能提供土地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对于社会稳定无疑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如果朝廷没钱的话，这个方案就是空中楼阁。而李松先是找到了茶卡盐湖，然后再来实施这个方案，就显得环环相扣，水到渠成。
若干年后，朝廷购地方案又影响到了交趾和移民美洲的事，等于再扣上了两环，这是后话。
李松说：“这个方案需要很多资金，但是盐税也是源源不断的，故而可以把这个方案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每年逐步施行。”
张华点头称是，如此一来，整个方案就非常稳妥了。
至此，大家都承认：俸禄、封赏还是应该退回到以前的水平，盐税就需要投入到这样的大事中。
不过，李松说起了一件他担心的事：“假如有人用朝廷的钱，故意高价买进土地，损害朝廷利益，该怎么办？”
户部尚书和峤说：“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清楚土地买卖的行情，如果出现明显不合理的情况，自会派人前去核查。”
李松点点头：这样就没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