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把我寄给她的小说给退了回来。上面横杠竖杠标上了修改过的句子和错别字。红色的笔流畅着字体的娟秀。她再次告诉我做文如做人。劝说我做人不能太狭隘，狭隘跳不出自我的圈子，文章同样要跳出自我。要有一个高度的视野去看人看事，这才是小说的最高境界。我琢磨着姑姑的话觉得对，又觉得不全对，如果她处在我这样的环境，她会怎样？我继续读着姑姑的来信。
“丫头，你一定认为我所说的话不太实际，如果……退一步说，如果我也和你一样的自我，那么，我就和你与你母亲不存在着来往的关系，不可能有你对我说的那句话‘姑姑，你为啥要对我好’。你好好想想，对与不对全取于你的心态。”
心态，我有点吃惊，向来我的心态就与人不同，另类的另类。没有人相信我能干一件正事儿。如果发了一篇文章，他们说这算本事？有本事挣钱盖楼房才算本事。
听到这话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便全盘倒给了三憨子让他评评道理，我越来越爱把心事说给他。
三憨子说：“谁愿意咋说就咋说，你愿咋做就咋做。”
“唉，说等于白说。”
“事实如此嘛，猪嘴扎得住，人嘴扎着住吗？只要我相信你就行了。”
我张大了嘴，心里暖暖的。三憨子又和我说起二杆子的事，说不让谁说，是脓疮总有出头的时候。二杆子招谁惹谁了，吃辣萝卜操淡心。三憨子说着眼睛在瞅着我。
“心态问题。”我重复着姑姑的话，三憨子的话明显的有着偏执。
上回四尖子对我说，村里的人除了山柱的一家和我们一大家子的兄弟七人，另外的三户老弱病残的人，其余的三十多户人都团结在以文海叔为核心的队伍里，在馆子里每人吃了一碗大碗面，然后他们按照他们的实施方案全面出动进攻二杆子，到镇上把签了一百多个人名的上访信递上去。一时间手扶拖拉机、农用蹦蹦车和几十个人把个镇政府围住，要求的目的要政府接待，并达成一致的协议，怎样的协议？我们不晓得。
三憨子愤愤地说：“那些人贱，文海叔让他们吃屎，他们就恁听话的吃屎，真是……”三憨子语无伦次。
未必是那样，我反驳就算没文海叔房地基的事，他二杆子早晚还是要出事的，只不过以前群龙无首，现在有了头儿一拍即合。我点出三憨子的要点，是脓疮总有出头的时候。三憨子听着有了无处发泄的痛苦，他垂头想想匝着嘴埋怨二杆子，不该转手文海叔的房地基。
“简直扫帚星，扫帚星。”他把放在门口的扫帚一脚踢到门外。三憨子的言行出乎我的意外，他从来都像父母那样处处护着二杆子。尤其在我面前。他忽然用手拍了拍头说应验了一个人的话。
我问：“谁？啥样的话？”
他说他的舅老表，一个懂点风水的半个先生。他说半个，我笑，他不笑。他说其实就是个半卦子，不全精通。不精通之处有了精通算出二杆子有七八年官运。
我问：“二杆子几年了。”
“七年半，九三年春开始当的会计。”
这能说明啥子？不过有些时候也确实邪乎，听人说孙家湾有个老爷子，他的儿子媳妇不管他推他在门外，至于为啥子，清官难断家务事。老爷子一直靠他的闺女养活。一个夏天严热的晌午，老爷子突然卷着凉席坐在村外的树荫处。人们问咋回事？老爷子哭，他说他等会就要走了。她的闺女笑问他上那儿？他只哭不说，哭着哭着就一口气不来了。有些时候一些事不是绝对的。我压根就没想到四尖子能拿出五百块钱，瑞仔也会从油匠那借来一千五百块钱帮我们渡过难关。所以我没有理由否认绝对和不绝对。
大浩从医院回来，性格比以前更古怪。见事不顺意就发脾气，尽管他明白他的态度试着去克服，但总是因为心情问题而失败。我对三憨子说别跟儿子计较，有病人本身就不正常。
中药一天三遍的熬，每一天服。浓郁的苦味色如红糖，喝在嘴里苦涩的苦。几块砖支在房门外，上面横着两根铁棍儿，药罐放在上面。火烧的过程，大火慢火熬到药滚几遍。大浩蹲在地上，一边续柴，一边就着火的温度烤红他的脸。几个月日复一日的煎药，当他支撑不住时，他手扯着头发，仿佛要扯破头皮。公路上时常有鞭炮声在响，天堂末班车放着低沉哀号的曲子，一路朝冷水走去。大浩惊愕地站在那儿，看着末班车过去，重新蹲在地上熬着药罐里的药。
公路上突然停下几辆车，从车上下来一队人模人样的人，然后朝村里走去。我觉得奇怪，又有啥事儿了？大浩也看到了，他的情绪好多了，视线的转移对于他应该是件好事。
“妈，你是不是也认为我二伯该查了。”
“查啥子？”我一时转不过弯儿。
“你是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大浩生气了，我确实被他说蒙了，他缓了缓口气说，“查我二伯的账。”
“噢。”我明白了。“是公路上的那些人吗？”
“你真笨。”大浩终于不耐烦了。“跟你说话真累。”
我不敢再言声，看着他把熬好的药汁倒在碗里，红澄澄的药汁热气腾腾，闻着药味就知道它苦。我不敢再惹他生气，情绪的好坏是病的关键，这一点我不含糊。含糊的是对二杆子查账的事不开窍，开窍的时候，三憨子回来吃饭，他把有关二杆子的信息挂在脸上，我看到了。
他脸色铁青，本来圆的太阳一下子就成了长的太阳。有人说人在笑的时候太阳是圆的。人在怒的时候，太阳是长的，这话有点意思。我知道三憨子脸太长太长的原因所在，因为二杆子的事困扰着他。
我说：“他不是查过一次了吗？咋还抓着不放？”
“你咋就不开窍，如果二杆子真是清白无辜的能让人忧吗？”三憨子的语气稀软着，没有挺拔的底气。
这本来是事实，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地问：“能有别的办法吗？”
“有屁办法。以前来查账，他事先请人把账做好，这回查账的人来得突然。”
“那山柱和他一样吗？”我问。
三憨子说：“那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是管不了，可他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二杆子也承认过的。我们正说着周婶儿蹦进屋来，她脸上冷冰冰的严肃。我想是不是安德叔病了，好几天没见安德叔出来走动的身影。我正琢磨时，周婶儿的表情流淌着初春的温暖。说：“你安德叔病了。”
果不出我所料。
她又说：“他让我对你们说……”
我和三憨子睁大眼听着，她却又不说了，我和三憨子只好等着她说。终于周婶儿轻张开了嘴脸上露出年老女人的风霜，说二杆子的事，安德叔建议三憨子出面说道一下文海叔，一些伤不到祖坟败不了风水的事，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惹大了对谁都不好。
三憨子瞪着眼手指着自己说：“我？能行吗？”
“只有你，行不行，尽到你的责任，一辈子都不后悔。”周婶儿安慰着。
周婶儿的话是一剂药，我尽快把文海叔那三百块钱还上。以免落下把柄让他大做文章。我把钱还上走出来时，文海叔说话了：“如果再需要钱的时候言一声，没多的，也有少的。”
我站在那儿想回头道谢，又没敢回头，一根刺卡在嗓子里吐不出咽不下，眼中涩涩的。
大别子和四尖子吵了起来，他们躲在屋里吵，用门关着声音。后来关不住了，因为他们激动声音夺门而出。有人站在那儿听，他们干脆不再躲，也不再隐瞒，他们站在光天化日下说钱的事。大别子为四尖子贷款担保的钱，期限刻不容缓的到了，可四尖子还不上。他央求着大别子缓几天，大别子也答应，答应归答应，不属于他个人的事。信用的银行不买他们的账。首先的措施是扣押大别子的手扶拖拉机，破例没封他们的门，因为贷款的数目不大，只有两千块。四尖子又骗了我们一回，他说大别子替他担保贷了相当数目的钱。这不碍事，反正我又没帮他贷款，三憨子侥幸着。
我对三憨子说：“人们都说二杆子犯众怒，四尖子不要脸。”
“他们那不叫犯众怒，也不叫不要脸。”三憨子袒护着说他们身不由己，并拿眼瞅着我，极大的不满意。
早上，天不太好。昨晚上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转阴天，明天阴有小雨。我正打扫院子，文海叔从这儿路过，三憨子喊他坐一会儿。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早上起来三憨子还说一定要找文海叔，要不事成了空。
文海叔早有防备，他左右前后望个人，他害怕三憨子动了怒他吃亏。却望不见个人，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进屋。我站在门口迎着他，一丝笑容露出礼节性的友好，并挪过一把重新钉好的椅子给他让坐。文海叔坐在那儿，与三憨子对面，面临着谈判的紧张，事实有着谈判的性质。
三憨子抽着烟，递给文海叔一根，文海叔没接他说不会。事实他是不会，三憨子多此一举。三憨子猛吸两口，如喝酒人一样抽两口壮壮胆，提提神。三憨子没说文海叔告状的事，而是从二杆子当会计的过程说起，说到深情处，他问文海叔：“二杆子对你没一丁点儿好处吗？”
文海叔没回答。
我倒觉得文海叔不是不回答，只是他心里矛盾着。对于牵扯着他神经的痛和三憨子“善意”的说道，他无法拒绝，于是沉默着。沉默即不违反事实规律，也不暴露自己的心态，但我还是感觉到他的窘态——心虚。因为他的过分？或是因为二杆子的过分？我趁机说千年不坏的家门，我还没说出家门好的事实依据，三憨子抢过了话茬。
他说：“文海叔，你掰指头算算，二杆子对你做的好事还少吗？你二五拖拉机的平价柴油与高价柴油，中间差价是钱吧？你说你承包堰塘的几年里，你出过一分钱吗？这都不算，就你的提留每年都得一千多到二千吧？你从义务工、七谷八杂的名目中扣除，你说你吃亏吗？”
文海叔哑口不言。
有人晃动在门外，晃动之后躲在院墙边上。文海叔忽然仰起头有了辨论，却又辨论不出可靠理由。或许他心里有了动摇，只是还犹豫着。门外的人惊动了狗狂叫起来，我们三个都探出头望，小奶奶的小儿子三儿从门前晃悠着，头别着朝屋里张望。这并不偶然，但也非正常。我们说话的声音不是蚊虫仅限在屋内。我看到文海叔默不作声，却显得有些局促，三儿故意把他的身影暴露在我们的视线里，文海叔有了话说。
“如果不是他欺人太甚，我也不会狗急跳墙。”文海叔望了望门外说。
我知道文海叔话说得实在，也颇有含义。我忽然想起三儿的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我对文海叔说起，文海叔并不惊讶，他说他晓得。
我趁机补充一句：“他是个好东西吗？”
文海叔不搭我的话，他另有话说：“他二杆子不侵犯我的人权，我也不会找他的事。”
“人权，啥人权？”三憨子反问。
“他霸占我的宅基地，那不叫人权？”文海叔毫不退让。
我明白了，文海叔的言行一定受高人指点，这个高人是谁？我和三憨子现在还不能讨论，而文海叔也不会说。文海叔又回到三儿的问题说好东西坏东西，他本身不是个东西，是个人。好与坏的概念分明，没有证据是很难证明的。如果说三儿是个好东西，很难有定义插进我心里，三儿坏东西的丑恶已有人在描述中定了形。某个夏天烤烟的时候，三儿溜进一户人家，企图调戏那家才娶过门的新媳妇，只是强奸未遂。虽然风声堵得滴水不漏，但还是有人捅了出来。
三儿的出现，使刚刚有了动摇的文海叔夹紧了尾巴。看来我们的油盐唾沫白费了。三憨子做最后的努力说：“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就算查出二杆子有问题，下台了，对你有啥好处？”
“我高兴，我赢了，胜利了。”文海叔不无得意。
三憨子气得脸上没有了颜色，只是他强忍着怒气。我想谈判到此结束了，其结果是不可收拾的。气氛一下子变冷了，我们都感到为难了，四尖子却哼着曲儿进来，兴奋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才发现文海叔在这儿。
三憨子发着脾气吼着四尖子：“起来，你给我站起来。”
四尖子莫名其妙地站起来，用手拍打着屁股嘀咕着：“你这人神经了你？”
文海叔站起来要走，他说还有事。
三憨子平静了许多，他仍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要文海叔想想我们所说的话，文海叔答应考虑考虑。
文海叔走出去，四尖子伸出胳膊和拳头照着文海叔的背影击去，有着发泄的快感。
三憨子说：“你又有事？”
“嗨，你猜对了，帮我搬东西去。”
“你说的跟唱的似的，我没事？就你有事？”三憨子一脸的不高兴，“你们这个有事找我，那个有事也找我，你们是我妈？”
“哟，看你咋说话……”四尖子翻着眼说，“我给你钱。”
三憨子忍不住问：“搬啥东西？”
四尖子高兴了：“我又搬新家了！”四尖子说得很轻松，他把家当着娃娃过家家的游戏。他从镇上搬到乡里，他也会再从乡里搬到镇上。这种游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一种换着另一种的生活风格，寻求刺激是他的个性。
三憨子不耐烦地说：“走走走，我地里的活儿一堆，住到地里都做不完。”
他们走去，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形成了相对的反差。但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不含糊，三憨子精精爽爽的身体和四尖子好使的脑袋，各尽其职。这会儿我忘了他们去干啥子，直到大浩出来喊了一声：“回来。”
三憨子扭头看了一眼，仍继续排列胖瘦的比例走去。
大浩蹲在地上想哭，喃喃自语地说：“没药了，也不给我弄。”他的手攥着青筋突兀在手背上。
我走近他，想用胳膊揽他的双肩，如小的时候吃奶那样在我怀里吸吮着乳汁的可爱。不尽意的是那时候我身上的乳汁如干旱的井，总在他吃的时候供应不上。不吃的时候才能蓄得点奶水。儿子长大了，再也不会依在我怀中。我伸出手，却被他一推险些摔倒。
他终于憋不住地哭了说：“我知道你们都不管我，我伯伯他一门心思地顾他的弟兄们。你——我不好说你，不顾家，写啥臭皮膏药的东西，害人。”
我呛了一下，望着眼前的儿子，一下子陌生了，陌生得我大脑里一片空白。小奶奶曾对我说，把熬过的草药晒干，收捡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可把两服药渣合在一起熬，药汁比不上原来的药汁，但药效的作用不比西药差，甚至比西药要强，老人之言经验之妙方。
周婶儿和小奶奶站在一起嘀咕着，我走去站在他们身边，周婶儿挤着眼朝我使着眼神。小奶奶避着我瞅着周婶儿挤着眼。三角不等的关系表明着不同的目的。小奶奶走了，周婶儿对我说起安德叔的犹虑，村子的变动和村子以后的命运。因为查账的人住进了文海叔家，吃喝的大权由文海叔支配和掌管，同时他也担负着村代表的使命。所以，查账的人吃着蛮婶儿——文海叔从湖上娶过来的女人做的夹生米饭，萝卜块里掺着几块腥味的猪肉，吃得饱，吃不好，由不得查账人的言语。安德叔以一个过来的人说，他不希望事闹大，他说凡事由人的冲动干了啥子，无论好事坏事，到了这个年龄对事的看法就看淡了，似乎只有生命最重要。对于安德叔的一片苦心，我和三憨子没完成。周婶儿说我们尽力了，只是村子将要不得安宁。
周婶儿说村里将要乱上一阵子，乱到怎样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