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艰难地把塞满嘴里的食物咽下去，然后说：“大洋也不光是顾嘴用的，光顾嘴那些大洋够吃到驴年。”
奶奶问他：“那你们拿去那些大洋都干啥了？”我爹这才说：“也想做生意呢。”
“做啥生意呢？”
“西药。”这两个字一出来，奶奶和我们都停止了咀嚼，奶奶怔了一怔追问道：“你也要做西药生意？”
我爹点了点头：“物以稀为贵么。”
奶奶盯着我，满眼都是疑惑和猜忌：“听说满城里的药店都收到大龙头传话，不准给旁人卖伤药，他给包了。”
我爹把嘴里的窝头咽下去，又抓了两个窝头在手里：“难怪现在市面上见不到伤药了，”忽然又说了一句让我们吃惊的话，“我们伙起来做西药生意。”奶奶放下了碗筷：“咋伙？”
我爹说：“我知道哪里有西药，弄来的药我们对半分。”奶奶说：“钱呢？你不出钱？”我爹说：“都不出钱。”
“抢吗？”我爹摇摇头，大言不惭：“抢啥呢？闹么。”我爹、奶奶，现在包括我，嘴里的“闹”就是连偷带抢。
奶奶扑哧笑了：“把猪不叫猪，叫哼哼，把狗不叫狗，叫汪汪呢。”
奶奶一笑，我爹就明白她答应了。奶奶如此轻松就答应了我爹插一杠子的要求，道理很简单，不花本钱的买卖谁都愿意做。能“闹”来西药，不但王先声给我们的定金全都归了我们，还能再向他收取一份货款，明摆着是无本生意，正符合洪家班子历来的生意经。
“哪里有货？咋闹呢？”奶奶请教我爹。我爹说：“日本人在西大街上开的那个东亚会社的仓库你知道在哪里吗？”
奶奶反问他：“你知道？”我爹点点头：“知道一些。”
奶奶马上问：“你去踩过了？”我爹摇头：“我没去过，别人给我说的，会社的药品仓库在上一回日本人关人质那个院子东面那一栋房子里，日本人的西药都是通过日本人自己的商行进货，我们再闹上一回，反正门路都熟着呢。”
奶奶再次问了那个问题：“谁给你说的？”
我爹仍然用一句话回应：“你不认得，生意上的人。”
我爹这种含糊其辞的回答甚至算不上回答，因为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配合上他的长相和语气，就会让人觉得他已经给了答案，起码对奶奶可能有这种效果，也许奶奶跟他混的时间长了，也习惯了，所以并没有再继续追问，而是释然道：“难怪么。”
我知道奶奶“难怪么”是什么意思，她是说难怪上一回带着我去踩盘子没有找到药品，原来东亚会社的药品仓库不在楼上，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我爹问了一句：“难怪啥呢？”
奶奶没答腔，直接跟他商量起走财神的行动计划来。其实他们的所谓计划也都是老套子，我参加了几回都熟了，不过就是踩盘子、趁黑潜入、打掩护、拿了东西走人那一套。这一回我爹却提出一个我和奶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东西咋往外带呢？”
的确，我们这一回“闹”的是药品，并非随身就可以带走的大洋或者金银首饰之类的财物，怎么把药品带出来，并且平安地运走，就是一个大难题。我们没有运输工具，即便有了运输工具，也不可能三更半夜大摇大摆地把车辆弄到守卫森严的那个大院里面去。
“走一步看一步，还是先看货，再根据货的情形定盘子。”奶奶遇到这种事比较果断，而我爹一般会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意见地说那句我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咋弄呢？”
我爹对奶奶的主意向来不正面反驳，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两个字：服从。这一回照例连连点头：“成呢，走一步看一步。”
当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就去了那个大院，把瓜娃和芹菜留在家里睡觉。这种活动迄今为止都瞒着他们俩，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比我小，而且没爹没娘，奶奶舍不得让他们俩冒险。奶奶尤其心疼芹菜，对我和瓜娃有时候还会动手惩罚，对芹菜从来连句重话都不说，晚上还让芹菜跟她睡一起，有的时候我和瓜娃都会嫉妒。如果奶奶看出来我和瓜娃的酸味情绪，就会教导我们：芹菜是女娃娃，又小，不光我，你们两个当哥的，都要照看好她。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芹菜并不小了，个头比我矮不了多少，过去还会跟我们滚成一团打打闹闹，现在不光她，就连我和瓜娃也都不再跟她有任何肢体接触。在我们的心里，男女两个字已经形成了难于逾越的沟渠。有一次瓜娃偷偷问我，芹菜胸前两坨隆起是怎么回事。说着，还用手捏着自己的前胸比画给我看，我也朦朦胧胧，想起上一回说芹菜胸前的肉肉，芹菜生气的事儿，就蛊惑瓜娃去问一下。
瓜娃是个狗肚子藏不住二两酥油的货，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就当着奶奶的面问芹菜：“你前头有两坨坨，就跟怀里揣了两个馍馍一样，我咋没有？”
芹菜马上翻脸，骂他是臭流氓，死不要脸。奶奶也狠狠抽了瓜娃一个大脖溜，抽完了却又嘻嘻嘿嘿笑个没完没了。
晚上瓜娃跟我睡一铺炕，每次我跟奶奶他们出去“闹”事情，瓜娃都毫无察觉。
被日本人占用了的那所大院原来是英国人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日本人来了以后，英国人撤离，学校散伙，日本人便占用了这个大院。院子的格局上一回我们搭救被日本人报复军火库爆炸而关押的人质时，已经踩过了。所以，这一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察看仓库里到底有没有我们需要的药品。
我们重返这所大院，发现大院里基本上没有了日本人的军事警戒，而是由一些便衣汉奸队担任守卫，这证明目前大院里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看守任务。不要说奶奶和我爹，就是以我练成的半吊子功夫，要想躲过这些汉奸队也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三个人顺利地从房顶上进入了房子里，发现这里的房子都是串通的，房间和房间之间用隔门隔断，门虽然都用锁头锁着，用的也都是普通的那种日本人生产的巴掌锁，现如今，开这种锁头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手拿把掐的小意思了。
于是我们根本就不出门，在房间里串糖葫芦一样地一间一间查看过去。这儿也不像东亚会社楼上那么黑暗，东亚会社楼上不知道为什么把原来的窗户都堵上了，外面的天光根本透不进去。这栋房子的窗户都没有堵，外面院子里又挂了好几盏气死风灯照明，灯光透过窗户朝屋里投下了淡淡的光亮，不用鬼明子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有的房间整整齐齐，有办公桌、文件柜、纸张文件资料和电话机，一看就是办公的地方。奶奶见着文件柜就打开，见着纸张文件就要往怀里揣，让我爹拦住了：“闹那些东西干啥呢？”奶奶说：“能卖钱。”
我们知道她是想拿回去送到国民党行动组那边卖钱，我爹阻止了她：“那能卖几个钱，不要动这里的东西，叫人家知道进来过人了。”
奶奶这才醒悟，如果人家发现进来过人，势必要加强防守，等到我们正式来“闹”药品的时候，就会更加麻烦一些。奶奶多少有些遗憾地小心翼翼把刚才动过的东西一一归位，“下一回专门来闹这些纸。”然后跟着我们继续察看。
有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铁锹、镐头、箩筐等等掩盖在灰尘下面，弥漫着铁锈、霉变的难闻味道，药品不可能跟这些不用的杂物放在一起。也有的房间储藏了一些物资，有日本军服、汉奸队军服、一捆一捆的麻袋、一包一包的布匹，这种房间我们就查看得细一些，显然，这种房子是专门用来作为仓库的。
最先发现药品仓库的是奶奶，她神经兮兮抽着鼻子说：“在隔壁呢，在隔壁呢。”
我和我爹虽然明白她说的是什么，还是忍不住异口同声地问：“啥在隔壁呢？”
“药，隔壁有西药味道。”
对于奶奶奇妙的嗅觉，我和我爹早已心悦诚服，试想，一个连钱的味道都能嗅出来的人，要闻出西药的味道，应该是一件更加容易、更加有把握的事情。
然而，这间房子和那间可能存放西药的房子中间却没有门，而是实实在在的墙壁。我们只好从窗户出来，出来以后把窗扇关好，然后爬上屋顶，再从屋顶下到屋内。我们之所以要从屋顶进入，就是要防止从门外进入，锁打开了以后无法从里面照样锁上，那样就还得从大门出来。院子里几盏气死风灯照得明晃晃地，从大门出来很容易被守卫发现。从房顶进出就没有这个问题，进去的时候揭开瓦片，出来以后再把瓦片盖好，一般情况下别人很难发觉。
奶奶的鼻子真的很好用，一进到这座房子，连我都闻到了一股药味儿。这间屋子很大，可能过去是用作教室的，靠房间的里手，挨着墙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箱子。凑近一看，我们又大失所望了，箱子上印得全都是勾勾圈圈的外国字儿，有一些箱子上印的倒有方块字，可惜不是中文，而是日文。奶奶已经把药品单子掏出来塞给了我，让我根据单子上的药品核对一下到底这里有没有我们要的货。
我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箱子上的字没有我认识的，跟单子上的字都不同，由此可以断定，这里并没有我们要闹的药品。
我和奶奶当时还都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具备那方面的知识：王先声可能估计到我们不懂外语，也可能他自己也不懂，所以按照中国人的称呼写下了药品单子，却不知道这些西药的包装上用的都是外文。
失望的感觉很不好受，尤其是期望值过高的时候，失望的感觉就更让人难以接受。奶奶开始抱怨我爹：“你弄的啥事情么，还得人深更半夜跟着你跑到这里来，药呢？还做生意呢，就你那个样子不把自己赔进去我就烧高香了。”
我爹的习惯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咋弄呢？”这句话由我自己说出来，我才能感觉到，这句话表达的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自问自答或者喃喃自语式的思索行为。
我爹这一回却没有说“咋弄呢”，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一页纸：“三娃，跟这上头的对照一下。”
我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看了一下，那页纸上写着药品名称有三种字：中文、勾勾圈圈的外文，还有看着像半拉中国字的日文。不识字的奶奶都看出了名堂，惊讶地问：“你从哪里弄的？”
我爹轻描淡写：“收货的下家给的订货单子么。”
不管我爹说的是真是假，显然，我爹的生意伙伴，比奶奶的生意伙伴办事靠谱得多。
拿着我爹的那张单子，我一箱一箱地核对了一遍房子里存放的药品，这一次都高兴了，屋子里存放的全都是我们需要的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