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常说鄱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伐楚，取番”，就是在汉末，仍为兵家必战之处。但是自鄱阳湖东扩之后，湖成了鄱阳的天然屏障，重大的战事几乎很少了，即使发生战斗，那也是夺地之战，而不是战略或战术的需要，这就使鄱阳成了偏安一方的所在，于是有了吴唐66年的统治。在这近70年的时间里，北方的战争不断，王朝更迭频繁，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相反，处在南方的鄱阳，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都是北方难民避乱安身之所。进入杨吴的统治，包括南唐之后，由于统治者们比较注意社会生产，实施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的政策，比如历史学家称道的征收谷帛，提高绢价，督民耕桑等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就是说对税赋的征收，不但可以以谷物和织品缴纳，而且将缴纳的实物折成市价，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提高，以这种举措来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其具体做法，不妨抄摘一段洪迈《容斋随笔》全文收录的，北宋太常博士许载着《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一文中的记载：“吴顺义中（921年），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顷税钱二贯－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钱不足，许以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这是杨吴中期的赋税情况，税率应该说不仅高，而且苛刻，重不算，还不能交实物，只能交现金。后来一位叫宋齐丘的江西人上书，提出可以缴纳实物，并且把实物的市价由“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提高为“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绸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这还不算，还要免除“丁口课调”。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唐，南唐的李昪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了鼓励农桑的举措。公元939年南唐升平三年，朝廷下令“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这些政策，使南方广大地区呈现出“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景象。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到南唐李昪末年，鄱阳基本属于“耕织岁滋”，连年丰收的地区。
农业是如此，其他方面呢？据史料记载，鄱阳铸钱中心——永平监，不论在规格还是生产规模，在南唐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太平寰宇记》说：“永平监者，本饶州铸钱之所，伪唐立为监。”由所升格为监，行政级别高了。这还不算，铸钱量也翻了几番。在南唐时期，其所辖地区，除永平监之外，没有第二个铸钱的处所。南宋史学家李焘，在他编着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初，李氏岁铸六万贯，自克复增冶后，然不过七万贯。”这里的李是指南唐的李昪。可见永平监的铸钱能力，南唐时比唐朝元和年间的岁额七千贯，增加了八倍半以上。
南唐期间，我们鄱阳永平监所铸的钱币，铜钱有“开元通宝”、“永通泉宝”、“唐国通宝”三种，另外还有铁钱。“开元通宝”是唐朝武德年间所铸的钱，南唐只是依样铸钱。“永通泉宝”是大钱，一个能当开元钱的十个。钱币学家、南宋鄱阳人洪遵，在他的《泉志》一书中说：“此钱有三品，字八分书者径寸五分，重五铢七参，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径寸三分，重五铢七参，轮廓重厚，铜色昏暗；又有面为篆文，背为龙凤形者。又八分书文曰‘永通泉货’。”而“唐国通宝”是小钱，以两个当开元钱一个。“唐国通宝”分五种，规格大小不一，大约一千个小钱，重16两制的3斤12两。在现代钱币收藏中，“永通泉宝”的一级品价格，每枚髙达一万五千元上下。“唐国通宝”的镇库大钱，每枚价值10万元左右。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价格或许早已过时，无非供爱好者参考而已。
在吴唐时期，鄱阳的水上运输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又与景德镇的瓷器制造有很大关系。当时，还被称作饶州浮梁县的制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为后来的宋代制瓷作了铺垫，也为饶河流城的水运加大了提速。随着对浮梁瓷的需求增大，鄱阳的中转地位也在提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鄱阳湖形成后，给鄱旧带来的－种新气象。对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个短暂且范围不太大的王朝予肯定。
陈陶、徐铉和钟泰章
在说吴和南唐的鄱阳时，有三个人不得不顺带说说，一个是陈陶，一个叫徐铉，还有一位叫钟泰章。
先说陈陶，我把他放在这个历史时期说，肯定会遭到一些非议，甚至有可能，对我下面的观点不能认同。作为一家之言，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和掌握的资料、以及自己的体会说下去。
关于陈陶，有很多版本，从习惯上看，多半认定为唐朝人。陈陶，字嵩伯，至于籍贯，有三种说法：鄱阳、岭南、剑浦（今福建南平市）。据有的资料说，他出生在公元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以诗人、处士、着名道家存迹于历史的，而且是个带点神仙色彩的人物。据说，他隐居在南昌西山后，历经了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9一976），有人进山砍柴还看见他。如果这是真的，他至少活了160岁。可是，在唐诗中，陈陶在晚唐时期便离开了人世。比方说诗人杜荀鹤、张乔、曹松等都写过《哭陈陶》的诗。以杜荀鹤和曹松的诗为例，我们就知道陈陶在晚唐时真的是死了，而且死在杜甫故世的地方——湖南的耒阳：杜荀鹤的诗是这样写的：“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曹松的诗则说：“园里先生冢，乌啼春更伤。空余八封树，尚对一草堂。白日埋杜甫，皇天无耒阳。如何稽古力，报答甚茫茫。”从杜荀鹤的诗中我们又知道，这位死了的陈陶入过翰林。与杜荀鹤、张乔、曹松他们同时代。而比上面三个人，死得稍晚的和尚诗人贯休，却在黄巢起义之后，经鄱阳去庐山时，写有两首与陈陶相关的诗，一首叫《春晚闲居寄陈嵩伯》，一首叫《春寄西山陈陶》。从贯休的诗中，又无法找到陈陶己经死逝的痕迹。还有－位和尚诗人齐己，他也写过－首诗，叫《过陈陶处士旧居》。你看，这下就有矛盾了，杜荀鹤说陈陶为翰林，齐己说陈陶是处士，处士指什么？没有做过官。这分明是两个人嘛。看来，北宋有人看见的陈陶，恐怕就另有其人了。那么，历史上的陈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是两个同名同姓，而且都是诗人的陈陶，相混的结果。前者是岭南或剑浦的陈陶，后者才是鄱阳的陈陶。我的这个观点，来源于《辞海》和《全唐诗》。《辞海》的陈陶条，1979年版和1999年版也有不同。79年版说：”（约812－885前）唐诗人。字嵩伯，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作岭南（今广东、广西－带）人，又作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大中时游学长安。后隐居南昌西山。其诗多表现出世消极思想，《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首，为世传诵。有诗集十卷，己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卷。”99年版则说“唐诗人。字嵩伯，自称三教布衣。大中时，游学长安。后隐居南昌西山。工乐府。《陇西行》写征戌之苦，为世传颂。有诗集十卷，已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另南唐尚有一陈陶能诗而好道教，旧时多将二人事迹及作品相混。”尽管条注大同小异，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79版纯碎是唐朝的陈陶注，而99版则把两个陈陶还是相混了。因为他们还是把重点放在那位死在耒阳的唐朝陈陶上。如果我们认真去琢磨一下《全唐诗》中陈陶的诗，就会发现之中确实存在两个陈陶。
“忆昔鄱阳旅游日，曾听南家争捣衣。今夜重开旧砧杵，当时还见雁南飞”，这是一个陈陶写的；而另一个陈陶写道：“千里潺湲建溪路，梦魂一夕西归去，龙舼欲上巴兽难，越王金鸡报天曙。”前一首诗名为《鄱阳秋夕》，后一首为《闽川梦归》。作为鄱阳人的陈陶，总不会把自己的故乡，作为昔日的旅游地吧！
而福建或岭南的陈陶，也不会在闽北梦着西归吧！我们知道，鄱阳曾是福建通往京师的必经之途，对于地理观念没有现代人这样明确的古人，鄱阳的地理方位无疑在西。当然，仅凭这两首诗是分不出两个陈陶来的，更无法从哪几首诗中，证明其中一位陈陶是鄱阳人，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在这里信马由缰地去考证，我今天之在这里，把他作为说事的一个内容，无非是借此机会抛砖引玉，期待有心者进一步分辨，使这个历史陈案，能够有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以使历史上那个鄱阳人陈陶，早日回归故里至于徐铉，那是鄱阳历史应该记上－笔的人物之一。徐铉，五代至宋初人，文字学家。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起初在南唐做官，后来归顺宋朝。他和自己的弟弟徐锘齐名，号“大小二徐”，又与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主要人物韩熙载－道，谓之为江东韩徐。徐铉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并增补19个字进正文，又将经典相承和时俗通用，为《说文》所不载的402个字，附在了正文之后，后世人将这种《说文解字》称作《大徐本》。徐铉是因为受贬谪，在南唐时到饶州任刺史而到鄱阳的。在《全唐诗》徐铉的六卷诗中，有三首与鄱阳有关，其中有首是在贬谪鄱阳前夕写的，诗名叫《移饶州别周使君》：“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皖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徐铉这首诗哪里是写移官，分明是悲忿忧怨的渲泄。因为徐铉移官的时间，正在南唐李憬，向后周伏首称臣的第四个年头，他感到耻辱难消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悲愤忧郁。据史料记载，徐铉后来就是因为向北宋皇帝直言，对南唐后主李煜的不公平待遇，而惨遭杀害的。
最后说说钟泰章。在旧《饶州府志》里，钟泰章被列作为唐朝刺史，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是吴时鄱阳的地方官。钟泰章是安徽合肥人，杨吴时为左监门卫将军，这种职务属赠职，没有实权。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他随后来成为吴国皇帝杨行密的爱将徐温，杀了张颢，才擢为滁州刺史的，他在鄱阳任刺史应该是杨吴时期，不在唐朝。
